“他不能原谅自己。当时小学二年级的他参加了庆贺游行。”这是一个日本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历史良知。全书由表及里地分析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结合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探讨了残虐行为的人性根源。

  作者在书中指出，如果日本人的精神还得不到改善，那么这个民族的道德将继续堕落下去！

为什么日本普通的家庭成员、正直的劳动者、平凡的大众，一穿上军装，就会变得那么残虐?  本书不满足于一般的历史分析，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而是由表及里，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入手，从日本国内的状况切入，剖析南京大屠杀的成因与日本的思想及社会的关系，探讨残虐行为的人性根源。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惨状，揭示造成南京大屠杀的根源是由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即天皇制帝国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及由其酿成的日本广大民众道德的败环。二、揭露日本战败50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政客散布谎言，企图隐瞒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继续鼓吹民族虚无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果——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战前战时一样，不仅得不到改造，日本民族的道德还在继续堕落。

序言 i

第一部盘算和虚无主义——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精神构造

一 卢沟桥事件和日中战争3

1．“祝南京陷落”妄想曲3

2．侵略中国的足迹10

3．“分离华北的活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2

4．中国大众道义的昂扬和事件的意义14

二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条件 17

1．南京大屠杀事件——狭义和广义17

2．从上海战役到南京攻略 23

3．兵站计划的不备 25

4．争夺第一的竞争27

5．俘虏对策的缺乏37

三 真相的一端(1)——蒋介石、日本陆军省、远东国际军事审判 36

1．蒋介石对日本国民的呼吁36

2．日本陆军省的文件38

3．远东国际军事审判47

四 真相的一端(2)——从中国方面的文献看 47

1．汉口《大公报》的社论49

2．从著述材料看大屠杀57

五 真相的一端(3)——原日本兵的记述、回忆58

1．东史郎的阵中《日记》 60

2．中国女性的对应和反抗之死65

3．中国大众的复仇68

六 平民的盘算和虚无主义72

1．一个考察——鹿地亘73

2．橘孝三郎的茫然74

3．大众虚无主义和知识人的虚无主义78

七 日本大众的思想构造87

1．平民的利己主义8 7

2．天皇崇拜和蔑视中国的思想84

3．天皇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87

4即使那时已有所知90

第二部战败50年和民族道德

一 揭穿桥本龙太郎的谎言——“大东亚战争”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 97

1．桥本龙太郎说了些什么? 97

2．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见解 99

3．一以贯之的15年战争 101

4．作为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 103

5．如何看待苏联参战 106

二 现在正应作民族的自我批判 109

1．“一亿总忏悔论”和“受骗论” 113

2．战败之初日本大众对中国和朝鲜的感情 116

3．战败之初日本大众对美国的感情 120

4．现在所要质问的 124

三 被侵略方面不会忘记 130

1．靖国神社的战犯性质 130

2．我的小小的朝鲜体验 135

3．读《尹奉吉——密葬之地金泽》 140

四 战败50年和“不战决议”问题 143

1．捏造历史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 143

2.从议事录删除上田耕一郎的发言 145

3．盐釜市议会前所未闻的奇事 148

4．吹田市议会清濑市议会等的活动 148

五 自由主义史观与司马史观的批判 151

1．“自由主义史观”出台的思想史背景 151

2.藤冈在近现代史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 154

3．司马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 159

六 南京大屠杀中对少女的暴行 169

七 现代日本反动思想状况批判——第145届国会和草根阶层的法西斯运动179

l.第145届国会及其周围 179

2．政治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 183

3．草根阶层的法西斯运动 186

4．为什幺新的国粹主义能够抓住人们? 192

稍长的解说性的后记 196

附录：日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著述203

译后记(一) 270

译后记(二) 272

读《尹奉吉——密葬之地金泽》

稍早某私立大学听我讲课的女生，去新加坡，我让她去市中心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叩头。

“她似乎如嘱去了，但日本游客除她以外没有一个人。免税店群集了以坚挺的日元为特权的日本客人。由此看到日本人的新的大国意识的，不是我一个人吧P这确实象征了日本民族道德的颓废。正是这样的草根阶层的基础，我们日本人才会不断由国务大臣重复“关于大东亚战争…“一定是侵略战争么……微妙的问题”(桥本龙太郎)等的耻辱。在本稿执笔时，以“追悼战殁者”为藉口的美化战争决议已在12个县议会强行通过。这样的风潮白下而上包围着国会。

作为与此抗争的日本人重兴民族道德，不能指望既有的政党和既有的劳工运动，而只能依靠发掘个别课题的市民运动。前述日本志士和在日本朝鲜人为发掘尹奉吉的事而携手形成的市民运动，就是一例。这一运动作为人权国际运动而受到高度评价。其中我读后深刻地感觉到，日本人长期苦闷反省的过程，也是奠定恢复日本民族道德基础的过程。

与1909年击倒最凶恶的侵略主义者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相比，“上_海‘天长节’祝贺会炸弹爆炸事件”的实行人尹奉吉几乎不为日本人所知。然而朝鲜和韩国至今都仍尊二人为义士，连小孩也知道。在此也感到日本人在历史知识方面的问题。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是从汉城的知识分子丌始的逐渐波及朝鲜全国和中国上海等地区朝鲜人民的大众运动。但在日本官宪的残酷镇压下被扑灭了。而且，不限于由日本人的掠夺和榨取，还对朝鲜大众的生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从此以后，抵抗斗争除了在“满洲”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以及与以上海为据点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为代表)联手暗杀以天皇为首的日本高官以外，已没有其他的方法。1932年1月8日李奉昌以昭和天皇为直接目标的樱田门事件、上述上海“天长节”爆炸事件、1933年准备暗杀日本驻中国公使有吉明的白贞基事件，都是由此而发生的。恐怖活动的作用，当时在当事者中似乎就有歧见。本书的作者则认为，朝鲜人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同化，向世界显示有着重大的意义。

此外，这一事件使日本当局尤其是军部狼狈不堪。本来，上海自“满州”事变爆发后抗日气氛一直高昂，第一次上海事变可以说是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从军事上看，对日本军而言也决不能称胜利。在这样的焦急心情卜而有了将“天长节”和战胜纪念一起庆贺的计划。然而，这个意图一下子就被爆炸事件化为乌有了。日本当局对此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日本方面以所谓“军法会、义”的非法形式下达了对尹奉吉处以死刑的判决。在金泽将尹奉吉处决后，其遗体被掩埋于通往陆军墓地的道路下，墓标和墓碑也不许标出。这就是“暗葬”。

尹奉吉的遗体从这时起到1946年3月由朝鲜人发掘的13年间，受到了被无数人践踏的侮辱。但据本书作者推论，对遗体的处理不单单出十歧视感情，而是要将其置于陆军墓地管理所的视野之内。因为“尹奉吉的遗体如被临时政府夺还朝鲜，将引起重大后果”。是军方顾虑朝鲜独立运动的政治判断，作者以为正因为如此，才采取“暗葬”形式的。

如前所述，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大将在“天长节爆炸事件”中负重伤，不久死去。昭和天皇说这个白川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命令，在1932年3月2日实现了停战，因此“思及在少女们的桃花节停战之功”。像这样的君臣关系的美谈，或把它作为昭和天皇是“爱好和平者”的明证，脍炙于人口。从上可以看到爆炸事件对日本统治者“冲击”之大。1946年3月尹奉吉遗体发掘的现场没有一个日本人，也没有一个记者。不仅如此，对寻求埋葬地点的在日朝鲜人，日本人全体一致地缄口不言。陆军墓地的管理人也什么都不说。对战前战时蔑视朝鲜人的感情，没有一点思想上的反省，在此时使之转化为恐怖的感情。而且，这样的拒绝反应在直接参与对尹奉吉处刑、暗葬的金泽第九师团的原士兵中尤其显著。

正如前述，日本大众民族道德的颓废，从战前战时到战败之初以至于到今天有一条一脉相传的纵线，我认为这本书就是对这一思想状况的警世的书。P.140-142

亲爱的燕子，最近你和程兆奇先生翻译了拙著《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日文版由东京社会评论社出版)，作为作者，我感到高兴并向你们表示谢意。在此，我以给你写信的形式，作为中文版的序言。

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为契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开始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我父母亲都是学校的教师，我至今仍记得战况在家里也是话题。还是孩子的我，和朋友们一起唱着“握紧，惩罚的枪和剑”等并不明白歌词意义的战时歌曲，学着军人的样子度过每一天。到了12月，对“南京陷落”的期待在日本大众中愈发高涨。媒体也积极参与迎合时局、鼓吹战争的大合唱。

12月7日，“祝南京陷落”、“皇军大胜”的旗帜和大幅标语早早地飘悬于东京的各处，在狂热的大众的推动下，政府在12月l1日星期六就提早举行了占领南京的庆祝活动(日本军占领南京实际在12月13日)。这天下午，琦玉县久喜町(现在的久喜市)的小学生也参加了游行，其中就有我。晚上，父亲带我去看灯笼游行，大街上人山人海，刻意造成的灯笼的波涛，我今天还记忆犹新。此后数日，全日本都沉浸在庆贺的气氛中。从1931年9月藉柳条湖[中国称柳条沟]事件引发的“满洲事变”(当时日本方面的称呼)，到1945年的战败，日本习称“15年战争”。在这一期间的全民性庆祝，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南京陷落”和1942年2月15日英属新加坡陷落两次。其中，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尤以“南京陷落”时最为热闹。

与此同时，在南京，日本官兵正在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也可以说，日本官兵正用中国男女老少的血和泪上演着另一种形式的庆典。

我从这样的幼儿体验变为痛切的自觉，已是80年代初相当晚的事。换言之，我在这时才首次从精神的层面上来思考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如果想到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我惟有羞愧。我1949年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各种民主主义的人民运动，至今不变——但这仍未脱离一国的局限。就此而言，可以说我没有负起自己所应负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说起“战争责任”，我既未去战场，也没有虐杀中国人，作为个人，自然没有法律责任。然而，虽然幼小，但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并没有自外于所谓“总力战”的侵略战争，直至战后参加民主主义运动仍没有自觉；作为一个知识人，在道义上就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点，对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也一样。

为什么日本人必须承担道义的责任呢?这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古往的战争——譬如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是封建诸侯之间的战争，只要不在直接战场的民众，都可以说是战争的第三者。但“15年战争”——特别是日中全面战争以后——经济、文化等一切都被纳入了为了战争的“国策”，反体制运动受到彻底的镇压，每个国民都成了“国家”的一员，为总力战，即所谓“圣战”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被统治民众的每个人都被国家动员起来——小学生的我也不例外——热衷于迎合时局的宣传、煽动，酿成“惩罚暴支”(支，即支那，当时对中国的蔑称，“惩罚暴支”是当时国策口号)的气氛。我把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作为问题，当然不是说天皇制帝国主义可以免罪。最大的战争罪犯当然无疑是以裕仁天皇为中心的天皇制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但是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即使作为和战争领导层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迫究。

因此，本书的执笔理所当然地被归结到我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就是，在平常情况下“普通的家庭成员”、“正直的劳动者”、“平凡的大众”等等的日本男性，一旦被套上军服开赴中国战场，为什么就会变得那么残虐?单把它作为战场的异常心理问题处理当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日本大众的日常意识中探索。当然，既然以“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为题，那么对涉及大屠杀的有关材料也作了一定的介绍。滥杀无辜，掠夺，以及令人酸楚的对女性的暴力——强奸、轮奸、杀戮，这一切都无疑暴露了日军官兵的人格崩溃。而且，后方日本大众的道德同样败坏，这可以说是前方败坏的基础。以此而向大众的日常生活探寻，就是我的问题意识。我希望阅读本书后能得到首肯。

我在此特别想强调，对造成“大屠杀”的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的批判性分析，仅限于战时中的问题和历史研究的问题是不够的；这对今天仍是必要的。我们日本人把外交、军事托付于美国度过了50余年，对大众的战争责任问题至今仍没个结论，这本身就是问题。日本随着讴歌60年代以降到80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大国”意识再次形成。日本人当年拿着刀枪进入东南亚，今天以相近的精神状态作为企业“战士”进入东南亚，榨取当地民众，破坏自然环境。而且，这样的日本人，正在进行改变“15年战争”性质评价的宣传。

1963年，曾是无产阶级作家、后来转了向的林房雄带着《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登上舞台。但当时他的观点尚未普及至大众。因为日本大众虽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但还有一定的责任感。

然而，最近，从战败50周年村山内阁在国会提出战争谢罪决议的前一年起，阁僚的“狂言”可谓接连不断。1994．年5月，羽田内阁的法相永野茂门因说战争目的正确、南京大屠杀为编造而被追究辞职；同年8月村山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也因鼓吹日本推动亚洲“民族的活化”、促进独立而被逐出内阁。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以自民党为首的反动政治家的本心就是如此。

而且，从1995年起在草根层面相当多的青年开始接受“战争修正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观点。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主持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1995年7月成立)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1996年12月成立)可作为代表。在他们看来，迄今的“现代史”都是在凡日本皆恶的“自虐史观”支配下制造的历史；为此，他们要改变这一状况，要使年轻人感到本国历史是可以自夸的历史。其结果，便是比“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走得更远的观点的泛滥。《产经新闻》和同社刊行的《正论》、小学馆的《SAPIo》、文艺春秋的《诸君》等总动员，发动了强劲的反动意识形态的攻势。去年小林的大部头漫画《战争论》出版，到今天的短短时间里已卖出50万册。小林的书中充斥着“白色人种的欧美列强以歧视主义对待有色人种，把有色人种当作下等猴子，为了将亚洲从白色人种的殖民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决不是侵略战争”，“东京裁判编造所谓南京屠杀等罪行，是无视国际法的集团的私刑”，“我就是要颂扬为了祖国拼死而战的祖父的功绩”等等耸人听闻的宣传；而且以通俗的形式推向大众。

从上面一瞥即可见到，我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1995年问世至今，只不过4年的时间，日本大众层面的反动化已急剧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本书是自己没有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尽责而痛作反省的产物。从上述看，追究日本大众战争责任是一个不能不继续的课题，我将始终站在前列。

中国领导人常说“日本军国主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牺牲，同样，日本人民也是牺牲品”。若以为由于中国当局的明言，日本大众就因此可以免责，那就是无赖的想法。我以为，对中国方面的立场，应从期待与日本反动派(自民党等)斗争的“人民”主体的形成上去认识。但正如以上所述，最近的动向是“人民”主体的解体，反动“大众”的形成(请注意我在此用“人民”和“大众”的日本语区别)。

最后，在此中文版序言结束之际，我有一寄语：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日本国家，但作为一个日本知识人，或者更应该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通过本书向中国人民表示谢罪。我这样说不是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随着实际行动的谢罪来恢复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荣誉。

津田道夫

1999年3月1日

译后记(二)——个人、群体及其他

在将该译稿交商务印书馆之前，还想说几句话。

这些年我一直担任原侵华士兵东史郎先生的义务翻译，陪他去香港、北京、南京以及沈阳等地。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以前，曾多次随媒体去京都北部丹后半岛东史郎家采访，去年夏天，他和太太邀请我去他家小住，这是我们第一次避外媒体长时间对话。

在他家，我们讨论了他日记中的一段，在东史郎接到征召令后，他母亲前来告别，他母亲很冷静地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就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他母亲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东史郎写道：“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我觉得母亲特别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心里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他在日记中提出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母亲的问题。

事隔62年后的这个夏天，我问东史郎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母亲。

谁说这位母亲不是“日本人民”?本书中提及的出席“主妇之友”座谈会的光荣妈妈、村井、中村、高井等，她们不是善良的“日本人民”吗?笔者无意向心怀丧子之痛的母亲的心灵再撒把盐，只想提醒国人，我们历来把“罪恶的军国主义”与“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将战争根源归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是多么的一厢情愿。

一位朋友在其随笔中写道：“巨人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在此，我想将这个命题反过来思考，这就是“矮子何以成为矮子”，“小人何以成为小人”，“屠杀何以成为屠杀”。我认为，人民既然能成为巨人的精神资源与社会基础，人民同样能成为矮子与小人、屠杀与暴虐的精神资源与社会基础。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大·勒庞曾说，群体中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下，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回顾日军侵华的暴行史，我们可以看到“法不责众”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意识到，他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群体中问，个人就像“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嫉的人”一样，在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之后，会产生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能量。

但是，是否因此日本人就可为“南京大屠杀”，为放火、抢劫、强奸等开脱呢。

1998年2月，笔者在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宣判前见到西本(真实姓名为桥本)，看上去他和善敦厚、老实本分，是一个典型的浅草杂货店小老板。他用生硬的中文同我打招呼。他说战后曾去过中国旅游，当世人批判他时，他会拿出与中国某领导干部的通信原件来证明自己也盼望中日友好。桥本在战后也是“善良的、勤劳的日本人民”，我甚至无法将他与杀人魔王这样的名词联系在一起。

我还记得1993年一只野鸭背上中箭，日本媒体都为这只野鸭受伤而痛苦，这事还被载入战后50年的摄影集。如此善良、温顺的人民怎么会同时做出屠杀、掠夺、放火、强奸的暴行呢P这是我打算翻译津田道夫先生著作的动机。

津田道夫先生是具有忏悔精神的日本知识分子。他在“南京大屠杀”时还只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却提着灯笼参加了庆贺攻陷南京的游行。为此，他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说，在所有日本人加害中国人的罪行中有我的一份。1998年4月，津田道夫先生随东史郎访华团到了南京。他参观了南京城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屠杀纪念遗址，在遗址前津田先生放声大哭，长跪不起。在南京，他白天哭，晚上哭，他对采访他的记者发脾气，不愿回答那些“军国主义的罪恶”式的肤浅的提问。他宁愿有中国人踹他一脚，对他吐口水，那样他会感觉得好一些。在南京大学，他的演讲稿全被泪水浸透，他站在话筒前只说了一句：“我作为一位普通的日本知识分子向中国人民谢罪”。

我的一名同本学生老问我，每次到中国参观，见到南京导游图上都没有大屠杀纪念馆与大屠杀遗址标记：上海地图没有抗日战争遗址标记。中国旅行社的参观日程表除了吃喝就是玩乐，根本没有抗日战争的教育日程。问导游，则支支吾吾，假装不知或避重就轻。抗战资料上“血流成河”“罄竹难书”“不胜枚举”这类比喻人多；“白发三千丈”的表述不是实证主义的历史学。

我们是否在刻意回避刺激日本人民呢?是否更注重他们口袋里的日圆呢?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否有点捉襟见肘呢?笔者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思想家，我只想引用老祖母冰心的话作为结语：“我不是强者，从不会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动。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不是阑家主义者……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似乎不能忍受。”

刘燕

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