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骁勇无比,百战沙场,在北伐战争时期赢得“铁军”将领荣耀;张发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抗日战场指挥会战使得日寇闻风丧胆;张发奎,性格刚烈,嫉恶如仇,曾三次反蒋一直不为蒋介石重用;张发奎,豪侠仗义,待人宽厚,叶挺、贺龙、叶剑英等曾是其生死战友;张发奎,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与中共有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兵戎相见的血腥一击;“不事二君”的品性,注定了其性格的复杂性。本书作者“十年磨一剑”,打造了这部厚重的人物传记,体现了“史诗性”的艺术追求,视野开阔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情节紧张而高潮迭起,人物饱满而情感丰富。
谨以此书献给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北伐战争胜利80周年。本书在这里给你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曾在“北伐”与“抗日”中叱咤风云的英雄的故事。他的名字,也许你很陌生,但他亲历过的大事、结识过的人物你一定熟悉。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身边忠诚的警卫营营长;他随蒋介石两次东征陈炯明,曾赤着膀子在枪林弹雨里,救过老蒋一命;他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所向披靡,攻克汀泗桥,血战贺胜桥,打得北洋军阀闻风丧胆。由于教科书的“误会”,不少人只知道叶挺的独立团被誉为“铁军”,殊不知叶挺独立团只是他的部属,真正的北伐“铁军”应该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真正的“铁军”将领,就是这位担任四军十二师师长、四军军长的张发奎。本书作者以生动的笔触翔实地记录了这位“铁军”军长的人生经历,描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光辉事迹!
二、同学溺毙,黎明出走
那是19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夏蝉高鸣,暑热难耐,放学后,张发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偷偷跑到县城边的墨江上游泳。
一到江边,小伙伴们把书包放在土堆上,一个个脱个精光,噼噼啪啪地下水,嚷叫着看谁最先游到对岸。张发奎游技不错,一个扎猛可潜游十几米远。他一马当先,很快游到河的中间。由于这几天下了一场暴雨,上游洪水暴发,江水湍急,他游得比平时有点吃力。
忽然,背后有人猛喊:“不好了,阿李仔抽筋了,快来帮一把。”张发奎回头一看,落在几米远的阿李仔在水中挣扎了几下,很快沉入水底。
张发奎猛吸一口气,忙回头救人,可是水太急,阿李仔一下被打远了十几米。张发奎顺流而下,奋臂直追,好不容易把阿李仔捞上岸,但他已不省人事。周围的船家帮着抢救,有人牵来大水牛,把阿李仔倒伏在牛背上,想把他肚里的水压吐出来,可惜晚了,他已经两眼翻白,断了气。
筋疲力尽的张发奎知道这回闯了大祸,一时呆坐在岸边的沙石上。不敢回家。
阿李仔的家长李淑是当地有名的豪绅恶霸,他听到宝贝儿子被溺死后,大发雷霆,一口咬定是张发奎所为,跑到学校要求校长胡秀项开除张发奎的学籍,并声言要找张发奎的父亲张居之算账,为儿子报仇。
张居之只是县衙里的一个小吏,哪里是李淑的对手。他生恐儿子为李淑所害,只得忍痛将家里仅有的两亩地变卖,作为儿子逃命的盘缠。他找了一个熟悉的船老板,托他把儿子带到广州,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船老板虽然长得粗眉粗相,内心却是很细,他也是清化老乡,同情张发奎的遭遇,开导他说:“孩子,树挪死,人挪活,咱们客家人生来就是浪子本性,只有敢出去闯,方能做大事,成大业。就拿这条浈江水路的航运,就是始兴人闯出来的。”
接着,他给张发奎讲起了水路航运的兴衰史:
当年,贤相九龄公奉诏开凿大庾至雄州新路后,为进一步沟通南北交通,又到始兴县城外搭厂备料,建造船只,试航浈水。由于当时浈水河床沙砾淤塞,河床深浅宽窄不一,时而一河数流,时而数流合一,试航失败。次年,为畅通河道。九龄公在南雄、始兴调集民工2000多人,挖河堵坝整治航道,历时两年多,终将浈水疏通,试航成功,从此大量建造船只通航。浈江与赣江上游的物资经梅岭陆路40余公里中转后,粤赣南北水运衔接,商业贸易逐年兴旺。自此,浈江货运一直归墨江船只承接载运,由于这些船既载货又载客,故称“客货民船”。
船老板见张发奎听得有些兴致,便教诲说:“华仔啊,跟你讲这些,不是要你将来当船民,而是告诉你人的一生,就像脚下这条江,有涨有落,有险滩急流也有宽敞河床,你只要咬紧牙关闯过去,就会到达目的地的。你要学你的先祖九龄公。”
张发奎插了一句:“我哪有九龄公这么有学问?”
船老板语重心长地说:“不能文可以武嘛,你这么年轻,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只要你不自暴自弃,会有所作为的。你记住我这句话,没错。”
两天后,张发奎谢别船老板,踏上了广州的土地。这次航程,让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P9-10
在血与火交织的20世纪的前50年,在饱受列强凌辱的神州大地,是否还有一块安静的地方,放得下一张书桌?
无论是农村还是乡村,当时一个热血青年的最好选择。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让多少人流离失所;战争,又让多少人挺起脊梁。而革命,宣告的是帝制的灭亡,昭示着的是一个全新中国的诞生。
无论你是否记起抑或遗忘,时间总是在提醒你,上溯60年,有一场悲壮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再上溯20年,则酝酿着一场风云际会的北伐战争。“北伐”与“抗日”,成了现代中国的两个主题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我们和平地活着,早已远离战争,远离英雄……
然而,我们毕竟是从过去中走来,我们在向前行的同时,有时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些曾经与我们一样年轻的祖辈们又是如何生存与奋斗的……
这里,我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一个曾在“北伐”与“抗日”中叱咤风云的英雄的故事。他的名字,也许你很陌生,但他亲历过的大事、结识过的人物你一定熟悉。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身边忠诚的警卫营营长;他随蒋介石两次东征陈炯明,曾赤着膀子在枪林弹雨里,救过老蒋一命;他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所向披靡,攻克汀泗桥,血战贺胜桥,打得北洋军阀闻风丧胆。由于教科书的“误会”,不少人只知道叶挺的独立团被誉为“铁军”,殊不知叶挺独立团只是他的部属,真正的北伐“铁军”应该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真正的“铁军”将领,就是这位担任四军十二师师长、四军军长的张发奎。几十年后,一向骄傲的“少帅”张学良回忆起当年与张发奎部队血战时,也不禁甘拜下风。
1927年8月1日,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的主力,几乎都来自于张发奎的集团军,贺龙、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和陈毅等中共名将,都曾是他手下的将领。甚至为是否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张国焘与周恩来等大吵了一顿,周恩来还平生拍了第一次桌子。由于身为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建议”。张发奎没有率部追击起义部队,而是与之平行南下,并在广州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张黄事变”。中共借此良机,再次组织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中共两次起义都在他眼前发生,这一回彻底惹怒了老张,他的血腥一击,致使广州起义宣告失败,他也因此走向人生低谷,成了欧阳山小说《三家巷》笔下的反面角色。不过,张发奎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将领中,对中共还是持一种“开明”的态度,抗战期间,他身边有一个受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长达10年之久;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示意各战区司令长官通电反共,他是在全国12个战区或相当于战区的司令长官中,惟一没有发出反共通电的人。这一点,中共对他持肯定的态度。
张发奎是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和许多爱国将领一道,激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主动请缨抗敌。他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和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等高级职务,率部转战于华东、华中和华南,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桂南会战与桂柳会战等重大战役,其部与日军苦战、血战,付出巨大牺牲,有力地打击和迟滞了日寇的进攻。虽然他在北伐时期与汪精卫有过较深的私谊,但汪精卫成了大汉奸后。他断然拒绝了汪精卫的拉拢利诱,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日本投降后,他被指派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接受了昔日威风凛凛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签署的降书。由此,他作为令人敬佩的抗日名将,名留史册。
然而,张发奎是个纯粹的军事家, “不事二君”的传统品格,注定了他政治上的矛盾性。他一生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自居,对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的言行特别不“感冒”。抗战前,他力挺汪精卫,两次成为反蒋急先锋;甚至在大陆解放前,他还劝代总统李宗仁,学张学良把老蒋“软禁”起来,可惜的是老李没这种气魄。由此张发奎彻底失望了,1949年秋,蒋家王朝退出大陆之际,他既不愿去台湾,也不愿留在大陆,更没有选择留洋,而是选择了香港这块“飞地”。无论如何,香港仍是中国的土地,留在这里,心中踏实。那一年他才53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然而,他的后半生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了,直至1980年3月10日,病逝于香港。
张发奎出生于粤北大山中的一个贫寒农家,身上涌动着客家子民淳朴好强的基因。在家乡人眼里,张发奎要不是因为14岁时被迫独自离家出走,也许很难成就他以后的丰功伟业。但时势造英雄,张发奎所处的时代,正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时代,也是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年代。张发奎的出走,无意中给他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使之终于在时代的熔炉中锤炼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在家乡人的记忆里,将军先后回来过4次。尽管他指挥千军万马,每次回来其官衔好像都在上升,但他仍是个和蔼宽厚、知礼重教之人,每当走到离村子一里多地时,他便主动下马,步行人村,对父老乡亲以礼相待;尽管他在家乡扯起电话线,敢和重庆的蒋介石对骂“娘希匹”,但当一个小战士从楼上大意地把一盆水泼到他的身上时,他只是抹了抹脸上的水,淡淡地说了句:后生仔,别这么粗心。说罢,便无事似的继续走他的路,空留下一个吓得像木头般呆立的小战士……
张发奎永远是家乡人的骄傲。在他病逝后,家乡人仍保留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等着他“回来”。1992年11月9日,根据将军生前的愿望,年逾八旬的张夫人刘景容女士,携定居美国的儿子张威立、女儿张丽芳等亲友,护送将军的骨灰,千里迢迢,从香港奉回家乡安葬,终于圆了将军“回家”的夙愿。
面对着将军的陵墓,我不由忆起几年前到湘西凤凰县拜谒沈从文之墓时,墓旁的一块麻石题着黄永玉的一句话——“战士要不死在战场便是回到家乡”。将军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经历了民国史上许多的重要战争,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无愧为一位“摧锋陷阵,如铁之坚”的铁将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与众多漂泊老死在海外的国民党要员相比,将军无疑是幸运的,他用不着像于右任老人那样站在孤岛上望大陆而太息,而是选择了回家,安静地回到了故土。
将军回来了,这次他再也不走了。他安静地躺在父母的身边,与家乡的山水融合在一起,永远守望着自己的家乡,守望着自己的父老乡亲。
夜色下,三岁的小女露露坐在桌子边,轻皱着眉头,在细心地堆砌着积木,五颜六色、七形八状的小木块在她的小手摆弄下,堆砌成一座别致的大厦。我忽然领悟,手里这部刚刚完稿的《张发奎传》,也像是用历史的“积木”堆砌成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摆法。
十年前,我创作长篇纪实《南岭黑风》时,第一次遭遇“张发奎”这个名字。并把他作为一个国民党高官写进了书中。不久,在一个旧书摊,我偶然翻到了一本《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买回来细阅,才知道张发奎是一位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说来惭愧,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我,接受的是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一直以为北伐时期的“铁军”,指的只是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没想到在此背后还有一个“铁将军”张发奎,更没想到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与张发奎有渊源。期间,我又偶然借到一本回忆录《特支十年》,书中的当事人都是张发奎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他们是中共派到张发奎司令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几个“偶然”与“没想到”,使我对张发奎这位传奇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搜集有关他的资料。
在搜集资料期间,令我再一次没想到的是,海内外竟然没有一本有关张发奎的个人传记,吏学界研究张发奎的资料也不多,在国内,除了那本《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外,就是韶关大学官建生副教授完成广东省高等教育厅科研项目的成果《抗日名将张发奎编年表》和《张发奎将军年谱》。在海外,则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莲荫女士根据对张发奎进行口述采访,而记录整理的《张发奎回忆》,以及张发奎本人主持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大约是1999年冬,我去拜访官建生先生时,与之商量合作撰写《张发奎传》。当时,我以为,官先生是始兴人,比较熟悉张发奎,掌握的史料也较多,我只要在他的年谱上进行文学加工,写一部《张发奎传》应该不难。官先生欣然同意,便把他编写近十万字的《抗日名将张发奎编年表》和《张发奎将军年谱》电子文件拷贝给我,并把手头的《粤军史实纪要》等参考资料给我。回来后,我阅读完这些资料,才发现我原来的设想太过天真,毕竟写一本人物传记是个浩大的工程,单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手里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只是人物活动概要,缺少细节性的东西。何况写一部人物传记,对作者的历史知识的认识与判断要求极高,而张发奎将军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在此之前,我从未涉猎过传记文学。历史知识也有限,自知尚无如此把握,鉴于历史知识所限及上述缘故,便把这个写作计划搁置一旁。
从1997年至2000年,我与沈涌、李迅等挚友合作,先后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锦江的辉煌》、 《五岭鏖战》,同时我也忙里偷闲,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枪与玫瑰》。转眼到了2001年初,在拟订新世纪创作计划时,我想起了“张发奎”,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便与官建生先生商量,是否继续。官先生虽然全力支持,可是他忙于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根本无暇应付此书的写作。我只好勉为其难,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写出来。这时,刚认识不久的游加慧先生,听说我要写张发奎,甚表支持。他是张发奎的老乡,特地开车带我到张发奎故里始兴隘子镇彩岭村走了一趟,拜谒了张将军的墓,李迅、王建喜两兄长随行,最为感激的是始兴的官桂根、陈方畴先生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也正因为这个缘分,我与游加慧等成了挚友,彼此相见恨晚。正是在此推动下,《张发奎传》已在弦上,不得不发。
2001年下半年,我一边通过各种途径,重新搜集、补充了近百万字资料,考证了许多史料的真伪,并发现不少珍贵材料;一边开始了《张发奎传》的创作。在创作中,我遇到的最大困惑,就是该如何把握全书的整体风格。从现有的人物传记来看,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史料为主,强调其真实性,偏重于客观评述传主的主要活动经历和重要事件。突出传主在历史中的作用;二是以刻画人物为主,调动多种文学手法,重点凸显传主的性格、个性和传奇经历,展现传主在各个历史事件的悲喜命运。前者显得较为客观、真实,但叙述平淡,特别是著者本人的主体性较弱,可读性不强;后者显得较为生动、具体,人物较为丰富。著者的主体叙述性能得以充分展现,但由于强调文学性,有一定的想象成分,对史料的取舍也较多,容易挂一漏万,给人不真实之感。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教授杨天石就认为:“纪实,就不应虚构。”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以文学手法来表现是我所长,但考虑到我是写《张发奎传》的第一人,除了确保史料真实外,要尽可能地包容各方面,切忌让人有不真实之感,同时又要保证书的可读性。我一直主张,一本好书首先要好读,其次要耐读,书不“好读”,读者自然少;书不“耐读”,则只是一个“速食品”,没有保存的必要。
正在我为创作左右为难时,文友荣笑雨出了个主意,说他看过一部写犹太人的外国作品,一边是很强的作者主体叙述,文学意味浓厚。一边是大量引用当时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给人以现场感和真实感。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使人顿悟,就在创作本书时引入这种“超文本”叙述。使书中既有浓厚的文学描写,如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和风景描写等,又有不少史料与回忆录的直接引用,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需要,对于直接引用的资料则用仿宋体来印刷。当然,值得说明的是,即使是书中的文学描写部分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运用当事人的亲历来进行加工的,目的是重现历史,增加氛围。
创作此书目的,不是想给张发奎树碑立传,而是想从一个历史人物的切入来诠释中国现代史。期间多次与官建生先生交换意见,官先生根据搜集史料详谈了自己对张发奎的思想、认识、形象、语言的感受。对张发奎这个传主的评价自然是件艰难之事,由于人物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是动态的,不是就以“好”、“坏”二字能概括的,我尽可能让事件来说话。让事实来说话,让当事人来评价,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当然,作者在写作中也应有自己的态度。文中自然添加了笔者对传主的评价,并吸纳了一些研究者如左双文等的学术意见,供读者参考。
本书创作中有个遗憾,一是未能采访到张发奎的亲友和一些熟悉张发奎的当事人,我虽然请韶关市委统战部的同志联系,但由于张发奎的亲友大多数在海外,张夫人刘景容女士已是九十多岁高龄,卧病在床,不能接受采访;所以对张发奎的很多细节尤其是早期和晚年的活动掌握不够。我原想找机会填补这个遗憾后再出版此书,但考虑到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明年又是北伐战争八十周年,此书已放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先作筒本出版(原稿约有四十万字)。由于笔者水平实在有限,书中自然有不少错漏之处,正好向诸位方家请教,以后再版时补正吧。
十年如梦。本书从1995年开始酝酿,至2005年6月最后定稿,正好十年,其中滋味只有自知。这里得说一连串的“感谢”话。首先得感谢官建生先生,他提供了他的研究成果——《张发奎将军年谱》,此书原本是与他合作的。只是他太忙了,才由我独立完成,但他对张发奎的研究和对我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其次得感谢韶关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文联、市残联、始兴县的领导,感谢文联郭福平主席,他们一直在关心着本书的创作与出版:再次,得感谢李迅、游加慧、王建喜、欧新华和荣笑雨等朋友,他们在我创作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及时在我身边鼓励我,甚至还设法为本书的出版奔走:还得感谢向我提供资料的朋友,以及写作本书时所参考、引用书刊资料的众多作者,由于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出,本书所采用的照片皆出自广东志锐中学同学会所编的《张发奎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画册》和《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在此一并感谢提供照片的张发奎的亲友和志锐同学会的先生们。再次,得感谢珠海出版社的罗立群总编、李一安编审、姜蓓编辑等,他们的慧眼和努力工作,确保了该书的如期出版。最后,由衷地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女儿和弟弟、弟妹们,感谢一切爱我和我爱的人们,他们的关爱是无处不在的。 诗书画家刘国玉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他获悉我完成此书后,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让我感动。刘先生赠我的其个人诗集《井观居诗稿》中,有一首《谒张发奎将军墓》,正好代表我的心情。今录于此,聊作结尾:
江东霸业不堪残,无奈楚河隔汉山。
将相一门光北阙,星辰百代曜穹寰。
中原逐鹿人何在?海上屠鲸迹已斑。
铁血军魂彪史册,青云长伴护乡关。
王心钢
2005年6月28日于碧水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