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高尔基的代表作,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在列宁和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一主题主要是通过小说中的两个代表人物——巴威尔和母亲尼洛芙娜的成长,以及群众的觉醒来表现的。其次农民雷宾的形象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也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这一主题。
《母亲》是高尔基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写作的新文学的典范作品。它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把对未来的浪漫主义的向往与深刻的生活真实性结合起来;同时,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从而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
每天,在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工厂的汽笛颤抖着吼叫起来。那些脸色阴郁、睡过觉却还没有消除筋肉疲劳的人们,听见这吼叫声,像受惊的蟑螂似的,立即从灰色的小屋子里跑到街上。在寒冷昏暗的晨曦中,他们沿着没有铺修的道路,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笼子般的砖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着泥泞的道路,摆出冷淡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不时可以听见刚睡醒的人们嘶哑的喊叫声,粗野愤怒的咒骂声划破了晨空,而冲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响声——机器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怨怒声。高高的黑色烟囱,酷似一根根粗大的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阴沉而威严。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火红的霞光在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疲倦地闪耀着,工厂的砖房从自己的胸膛里,将人们像废矿渣一样抛掷出来。他们满身油烟,面孔漆黑,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露着饥饿的牙齿,又在马路上走着。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显得有点生气,甚至还有几分高兴,——一天苦役般的劳动已经结束,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晚餐和休息。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尽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天的时光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逝了,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到即将得到休息的愉悦和烟雾腾腾的小酒铺里的欢乐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每逢假日,他们睡到十点左右,有家室的中年人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责骂对教堂漠不关心的年轻人。他们从教堂回来,吃过馅饼,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长年的积劳使他们失去了食欲,为了能吃下东西,他们拼命喝酒,用烈酒来刺激胃口。
傍晚,他们懒洋洋地在街上闲荡。有套鞋的,即使没有泥泞,也把套鞋穿上;有雨伞的,即使出太阳,也把雨伞拿着。
他们相遇的时候,总是谈论工厂、机器,咒骂工头,——他们所谈所想的,都是与做工有关的事情。在这千篇一律的枯燥日子里,迟钝的头脑有时也偶尔闪出几星火花。回到家里,他们就和妻子吵闹,动辄挥拳殴打她们。年轻人就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聚会,拉起手风琴,唱着淫秽难听的曲子,跳舞,说下流话,喝酒。极度劳累的人很容易喝醉,酒醉后,一种病态的莫名的积愤在胸中翻腾,寻找着发泄的机会。一有能够发泄这种烦躁心情的机会,他们就紧紧抓住不放,为了一点小事,就以野兽般的疯狂互相厮打起来。常常打得头破血流。有时打成重残,甚至闹出人命。
潜藏在内心的仇恨成了人们关系中最主要的感情,这种感情和无法消除的筋肉疲劳一样,由来已久。人们一生下来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这种心灵的沉疴。它如影随形,一直伴随人们进入坟墓,并使他们在一生中干出许多令人厌恶的盲目的残酷勾当。
在休息的日子里,年轻人直到深夜才回家,他们有的衣服撕破了,浑身污泥和尘土,鼻青眼肿,但还幸灾乐祸地夸耀伙伴如何饱尝了自己的拳头;有的因为受了屈辱,怒气冲冲,或挂着委屈的眼泪。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露出一副副可怜相,既不幸又令人讨厌。有时,一些年轻小伙子是被他们的父母硬拉回去的。他们在路旁围墙底下,或者在酒店里面找到醉得不省人事的儿子,便破口大骂,用拳头朝儿子被伏特加灌得像烂泥一样发软的身体打去,回家后,好歹照料他们睡下,因为第二天一早,当汽笛像浑黑的溪水流过似的在空中怒号起来的时候,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他们虽然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年轻人的酗酒和打架在老年人看来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这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也同样酗酒和打架,也被他们父母殴打。生活向来就是这样的,——它像一条混浊的河流,年复一年,平坦徐缓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每天所想所做的都是老一套。所以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
有时候,也有些外路人到工人区来。起初,他们只是由于自己是陌生人而受人注意,后来,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过的地方,便稍稍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的兴趣。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从他们身上消失,大家对他们已经习惯,他们也就不再引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的话之后,大家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是一样。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有时候,陌生人中有人讲到一些工人区闻所未闻的事情。大家也不和他们争论,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谈论。他们说的话,激起了一些人盲目的愤怒,引起了另一些人模糊的焦虑,使第三种人由于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淡淡的希望而惴惴不安。他们为了排遣那种不必要的、妨碍他们的焦虑不安,便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
要是发现外来人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工人区的人们就长久地难以容忍。他们对这种与自己不同的人,怀着本能的戒心:他们确实害怕这种人会把什么东西投入他们的生活,从而破坏这种极其无聊的生活常规,这种生活虽然凄苦,但总还算安定。人们已经习惯忍受生活对他们始终如一的沉重压迫,他们并不期待任何好的变化,他们认为一切变化只能更加加重压迫。
一旦工人区的人们默默地躲开那些讲述新事物的人们,后者就只好离开,再流浪到别的地方,要是留在工厂,如果不能和这工人区所有的人融为一体,那他们就只能孤单地生活……
一个人这样活上五十来年就死去了。P3-5
《母亲》是高尔基的名篇之一。小说通过青年工人巴维尔和母亲尼洛夫娜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的过程,塑造出丰满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从一个方面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历史进程。
小说在一九○六年六月至翌年四月,写于美国和意大利,随即译成英文,首次连载在纽约《Appleton Magazine》杂志一九○六年十二月至次年六月各期上。一九。七年四月在美国出版英译单行本,七月在柏林出版德译本和俄文本,同时在伦敦出版英译本(书名为《同志们》)。在俄国国内,直到一九○七年下半年至一九○八年才在彼得堡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年度文集中陆续刊载,但已遭到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恣意篡改。十年后,即一九一七年,俄国国内始有完整的原著问世。
中译者夏衍同志在我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条件下,根据两种日译本并参照英译本转译了这部名著,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署名沈端先。中译出版后不久,先是不准邮寄,接着在一九三一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列入禁书名单,通令全国禁止发行。一九三六年,开明书店编辑部将书名改为《母》,译者改为“孙光瑞”,使这部名著的中译本得以一再印行。当时不少青年受到这本禁书的启迪,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也有许多青年因读此书而遭到不幸。
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时,由刘辽逸和许磊然同志据苏联《高尔基三十卷集》第七卷(1950年)的原文进行了校订。收入我社《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时(1985年),又由周圣同志据苏联最新版《高尔基全集》第八卷(1970年)订正后的原文,再次作了校订。这个单行本是据《高尔基文集》第十一卷的译文印行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