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在记叙韩少功一生主要经历的过程中，对于韩少功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记录与评析。对于早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等，中期的翻译著作昆德拉的小说和佩索阿的《惶然录》，后期的《马桥词典》、《暗示》，以及一直交织其中的从文学作品本身发出去的各种文学评论运动和种种思想风波……，在评传中作者都从其内容、思想以及影响等等方面作出了论述。其中有些评论还非常精彩，深刻地剖析与深入地阅读，进而从韩少功笔下的作品，折射出韩少功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品格。

每一个作家都有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莫言徜徉于高密乡，张炜沉浸于葡萄园，张承志皈依于西海崮。韩少功则找寻到了他的马桥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的《爸爸爸》和《女女女》，一直到90年代的《马桥词典》，他似乎一直在寻找着这个精神家园。

重视寻求理想的过程，甚至重于理想本身。这种潜在的动力，成了韩少功奔走异乡的精神路标。也许他认为，人生的道路本就是过程，他在其中汲取着美丽，寻求着慰藉。

第一章 红色少年

童年

接班人

第二章 知青时代

下乡

“文革”中的写作

第三章 最初的创伤

学潮

早期的“文革记忆”

见证者

文学，或世界的悖论

第四章 归去来

“杭州会议”与“寻根”运动

《爸爸爸》、《女女女》

回返与超越

第五章 南方的自由

南迁

《海南纪实》

主席

第六章 在《天涯》

改版《天涯》

“作家立场”和“新左派”

第七章 与异域

译事

出访

异邦的光荣

第八章 人世间

人与事

世相

第九章 历史深处的逼问

危机时代的写作

历史记忆

精神创伤

现实焦虑

第十章 《马桥词典》

“马桥风波”

文本世界

语言精神

第十一章 皈依与出击

皈依汨罗

“《暗示》事件”

1985年之前，韩少功曾有过为期两三年的困惑与沉寂。但在1985年，他突然一鸣惊人地连续抛出了《归去来》、《爸爸爸》和《女女女》等在今天看来依然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当时的文坛不啻是几声炸雷。它们有着共同特点，都是对一种文化意识的彰显和对某种精神病症的深入剖析。《归去来》中的“我”是一个患有“失忆症”的人，《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一个天生的白痴，而《女女女》中的幺姑，患的则是中风。这些设置大都有“满纸荒唐言”的意味，但在其中所深含着的辛酸复杂的文化内涵，谁又能解?这些人物，几乎都是某种精神痼疾的象征，他们行为古怪，性情乖张，病态突显。这些作品，无疑是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与精神心理结构进行开掘的全新尝试，它们借助荒唐的形式演绎深刻的内容，借助超常的病症转释潜伏的疾病。而这些荒唐的疾病，无疑与我们的历史创痛、现实痼疾和文化病根直接相关。

《归去来》是韩少功的第一篇“寻根”小说。它所讲述的，是“我”在无意识中回到了农村的故事，其中透露出韩少功想重返历史进行重新审视的努力。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叫黄治先的老知青，在返城多年后，有一次却不知不觉梦游般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山村，一个很像是他曾经插队的地方。他被乡民们误认为是曾经在那里插队的“马眼镜”，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在令人尴尬的误会中，主人公忆起了他插队生涯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如梦如幻、离奇生动，呈现给我们的精神世界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的故事在“我”的记忆和乡民们的记忆中展开。由于“我”和“马眼镜”并非一人，所以二者的经历并不一样；但又因为都是知青，可能会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因而“我”和“乡民”们的记忆时而矛盾，时而重合。这便造成了“我”在“黄治先”和“马眼镜”的角色中奔忙穿梭。“我”的历史身份是混沌的。在这里，“我”和“我的历史”一样都处在被动的状态中，那么造成“我”这种被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个被他人记忆和文化书写的“我”对“我”的精神施加了压力，造成了“我”记忆的困难。但历史就是这样，它无法逃脱被人篡改和书写。这种历史观正是韩少功在文化“寻根”后所获得的。“我”和“黄治先”，分别代表了被改写后的历史和原先的历史。那么，“我”为什么又会接受这种改写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一一“我”在与老阿公等人的对话中，神奇地回答得自然流畅。而在与艾八和四妹的对话中却是吞吞吐吐，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我”在与前者的语境里是受到他们的赞扬和感激的，而在与后者的语境中是受到他们怨恨与指责的。“我”被乡民们误认为是“马眼镜”的过程中，“我”只愿意分享“马眼镜”的光荣历史，而不愿意承担“马眼镜”的历史污点，但实际上，“我”也极有可能像“马眼镜”那样做过同样的错事。这个对比，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人类文化心理动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隐恶扬善。这组关于记忆与遗忘的心理冲突，也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韩少功的“寻根”一直执著于“劣根”的挖掘和书写了。历史的书写喜欢隐恶彰善，他则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才能恢复历史丰富的和本来的面目。而且，这同他后来执著于对方言的挖掘与运用一样，都是为了恢复本原的历史。这是反思，是探索我们民族活力和根源的起点，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没有结论的寻找实际上却暗示了我们认识自我、认识历史和认识文化的思维途径及价值坐标。小说所达到的哲理深度远远超出某些‘现代派’作品中激进而浮躁的自我表达。”在他的笔下，回归的故事是一个扑朔迷离、虚虚实实的世界。正是在其中，读者惊异地发现了从未觉察到的这种历史心理。其实，回归一方乡土，就是进入一种文化，韩少功以独特的洞察力写出了人在进入一种文化后可能产生的迷惘和困惑，以及在书写这种文化和历史时可能具有的彰显与遮蔽。

80年代中期后，和大部分作家一样，韩少功有着重写历史的心理诉求。但他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首先就是，该如何进入历史和文化?《归去来》可以说就是他对这种困难的一种形象而具体的描述。他渴望能对以往的线性历史观进行反驳和质疑，在对历史观的考察中，推进一种尊重历史并回归文化的历史观的建构。这种历史观就是要在回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上去认识历史、书写历史。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韩少功从文化根源的症结上对文学、历史等展开了思考，紧接着便写出了其“寻根”文学的一系列作品——《爸爸爸》和《女女女》等。

《爸爸爸》的写作来源于韩少功在生活中所积累的零散素材。小说中的丙崽，便是以其下乡时邻居的孩子作为原型的。而鸡头寨的械斗，又来自“文革”时期湖南道县农民的大斗杀。除此而外，韩少功曾经有意搜集的一些古歌，也是《爸爸爸》的素材之一。

P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