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项目。全书提出了区域经济国际化开放和区际化开放的“二重”开放概念，建立了初步分析框架，对中国不同区域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不同的开放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区域开放的独特模式及演进趋势。本书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乃至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促进了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在学科建设上有积极贡献；同时对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经济部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有参考价值。

导言经济开放：从区域层面的考察 /1

一、“二重”开放：一个被忽视了的论题 /1

二、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主要命题 /2

三、本书结构与内容安排 /4

四、主要创新与特点 /5

第一篇 工业化与区域开放

第一章 区域开放：中国的独特模式及其演进趋向 /11

一、问题的提出 /11

二、中国：一种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 /12

三、区域开放模式与经济体制转型 /15

四、区域开放：正在演进的趋向 /18

第二章 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先行国家的经历 /21

一、工业化与区域经济开放 /21

二、工业化开拓国家的区域开放 /22

三、工业化后起国家的区域开放 /36

四、简短的结论 /49

第三章 中国区域经济开放的测度：指标体系及其应用 /52

一、测度经济开放：一些代表性指标体系 /52

二、构建区域经济开放测度指标体系 /57

三、中国主要区域经济开放度的测算 /64

四、中国主要区域经济区际开放度比较 /67

五、中国主要区域经济国际开放度比较 /72

六、沿海典型省域经济“二重”开放程度比较 /76

七、结论与提示 /78

第一篇主要参考文献 /80

第二篇 贸易流动与区域开放

第四章 基于空间因素的贸易模式：理论与现实 /85

一、古典区位理论与无空间贸易理论 /85

二、区域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 /87

三、新经济地理学与贸易一空间理论的整合 /90

四、空间因素与贸易理论：经验检验 /92

五、简短的结论 /96

第五章 区域开放：中国主要地区“二重”贸易现状与趋向 /98

一、“二重”贸易与区域经济增长 /98

二、区际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 /103

三、市场化、工业化与区域二重贸易发展 /108

四、“二重”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与前景 /111

五、简短的结论 /117

第六章 区际与国际：中国省域贸易流动格局与动因 /119

一、主要地区区际贸易格局 /119

二、区域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的拟合程度 /122

三、区域规模经济差异与贸易流向 /127

四、运输成本与贸易空间格局 /131

五、制度转型与区域贸易格局 /134

六、结论与提示 /139

第二篇主要参考文献 /142

第三篇 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开放

第七章 区际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现实 /149

一、劳动力空间移动：经济学理论解释 /149

二、区际劳动力流动：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53

三、中国省际劳动力迁移：借助重力模型的考察 /159

四、结论与提示 /164

第八章 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开放 /166

一、中国区际劳动力流动：类型与阶段 /166

二、区际劳动力流动：特征与趋向 /171

三、左右中国区际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 /177

四、区际劳动力流动：未来趋向 /180

第九章 区际劳动力流动：两个沿海省域的比较分析 /182

一、省域劳动力资源配置比较 /182

二、省域劳动力流动特征比较 /185

三、省域经济开放路径差异与劳动力流动 /189

四、简短的结论 /194

第三篇主要参考文献 /196

第四篇 资本流动与区域开放

第十章 区域资本配置与区际资本流动：理论与现实 /203

一、资本流动与空间配置：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 /204

二、资本流动与空间配置：区域理论的新进展 /206

三、资本流动与区域配置：理论与中国现实 /211

四、测度中国区际资本流动性：一个尝试 /218

五、结论与提示 /223

第十一章 体制转型与中国资本区域配置与流动 /225

一、投融资体制改革与资本空间配置及流动趋向 /225

二、财政体制改革与区域资本配置及流动趋向 /231

三、银行体制改革与区域资本配置及流动趋向 /237

四、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区域资本配置及流动趋向 /241

五、结论与提示 /245

第十二章 区域经济开放进程中的投资区位选择 /247

一、区域经济开放与国内投资区位配置：理论与现状 /248

二、区域经济开放与国内投资区位配置：计量分析 /252

三、区域开放与：FDI区位选择：理论与现状 /256

四、区域开放与FDI区位选择：计量分析 /261

五、结论与提示 /264

第四篇主要参考文献 /266

第五篇 中国典型地区区域开放实证

第十三章 两大三角洲：经济转型前期的区域开放路径 /273

一、区域开放：总体模式与区域路径 /273

二、从国际化到区际化抑或从区际化到国际化 /274

三、两种区域开放路径形成的原因 /280

四、区域开放：下一步发展的趋向及意义 /282

五、结论与提示 /284

第十四章 温州：工业化区域模式演进中的区域开放 /286

一、区际开放：区域经济开放的起点 /286

二、国际开放：区域经济开放的拓展 /295

三、区域开放：路径与特征 /302

四、区域开放与温州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306

第十五章 贵州：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 /312

一、工业化进程中的国际开放 /312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区际开放 /317

三、区域经济开放路径及其成因 /322

四、工业化进程与区域开放趋势 /325

五、结论与提示 /327

第五篇主要参考文献 /330

三、区域开放：路径与特征

基于以上两个部分的考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温州区域经济开放实际上走了一条先区际化而后国际化的路径。工业化起步直到高潮期，区域经济开放重心位于区际化一边，工业化进入高潮期之后，尤其是在接近完成时期，在继续推进区际化的同时，迅速发展外贸与对外投资，开放重心向国际化一边移动。

这种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与温州区域工业化独特的范式相一致。温州工业化发端于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均因政府限制而渴望不可即，加之初期工业所产产品档次低下，不可能为国际市场所接受，只能进入国内市场，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短缺经济”背景，为温州工业化初期低档消费品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正是依靠了国内市场，使温州区域经济发展初期既可最快地从区际分工中获得比较优势的利益，又可避免工业化早期进口的竞争。随着区域工业化的迅速推进，随着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与产品档次的提升，区域开放逐渐向国际开放转换，国际贸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可从温州外贸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迅速攀升上清楚地看到。

不仅如此，国际开放受到国家外贸体制的严重影响。传统计划体制下，国家严格控制着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外贸进入门槛很高，对于私营企业尤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由于温州工业化一经起步，便显现出民营为主的倾向，国际开放必然受阻。事实上，直到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私营企业都是通过国有外贸公司代理进入国际市场的。私营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政府加入WTO的努力分不开。为加入WTO，自1998年起，外贸进入门槛骤然降低。自那以后，先出台了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政策，而后降低了审批要求，最后，随着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变为注册已成大势所趋，所有企业自由进入外贸也成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温州私营企业大举进入外贸，掀起了以外贸超高速扩张为标志的国际化浪潮。国际化大有盖过区际化的势头。

在区际化开始而国际化扩大的区域经济开放路径下，温州区域经济开放有一些重要的特点，其中以下四个最为突出：

1．开放形式上属于强烈的“贸易主导型”。

有研究(徐长生、张茵，1999)将东亚国家的对外开放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出口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外贸主导型”模式；另一种是通过引进国外资本以推动出口增长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外资主导型”模式。按此分类，中国沿海地区也有一些地区(比如广东，后来的上海浦东等)可划入外资主导模式之列。温州则不然，其国际开放几乎完全表现为外贸，尤其是外贸出口，因此可以视为“贸易主导型”开放模式。事实上，在温州整个发展过程中，不仅引进的境外资本极少，而且引进的区外资本极少。国内其他地区对温州的投资几乎是鲜见的。客观地来分析，导致这种模式形成因素主要有二：

(1)温州制度创新走的是所谓“体制外创新”之路，主要依靠传统体制之外的私人来创办企业，在90年代末期之前，私营经济一直被视为异端，在国家政策中定位于国有、集体与外资之下的最低层次，不为政策所关照，很难获得国有银行系统的资金支持，也很难获得官方背景的机构投资的青睐。而在90年代中期之前，跨区域投资主要由国有或集体机构从事。

(2)温州工业化的产业定位较低，市场定位与消费品市场，初期直到中期对资本的需求相对较少，资金周转快。通过营销很快可以收回投资，大部分企业靠自身滚雪球式的扩展，足以创造足够的投资流，无须仰仗外来资本。与此相反，市场对于温州产业至关重要，由此逼迫温州区域开放，形成对贸易(区际与国际贸易)的高度依赖与对外来资本(境外与区外)可有可无的开放模式。  2．开放主体上，带有强烈的民间主导型。

就是说，无论区际开放还是国际开放，都不是政府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民间力量，包括私营企业、私人投资者、个体商人等自发推进的，政府面对民间开放浪潮，往往处在被动适应的地步。如前所述，温州的区际开放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外向流动和区际贸易展开的。劳动力外向流动一方面带动了区际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输入了大量工业化初始阶段所需的创业资本。这种模式后来移植到国际开放一边：显示温州人合法与非法地外迁他国，形成了遍布全世界的温州人群体，这个海外温州人群体又反过来成为温州产品的海外营销网络。

3．开放内容上，带有强烈的片面性。

区域经济开放内容，涵盖贸易流动、投资流动与劳动力等要素流动。客观地来分析，温州虽然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实现了区域开放，但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开放，都带有强烈的片面性特征。其中在国际开放方面，强调贸易而轻视引资，在国际贸易方面，强调出口而轻视进口，在国际与区际开放方面，偏重对外资本输出而忽视引进外资。如此等等，均带有强烈的片面开放特征。

4．开放产业依托上，带有强烈的“两低一高”型。

两低分别为产业技术层次低，产品档次低；一高则为产业劳动密集度高。这种“两低一高”的产业与两个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工业化起步时期的产业定位低；另一个是工业化高潮之后未进行结构调整。这两个因素则是历史提供的。由此使温州区域经济开放上所依托的产业，比之沿海多数发达地区，两低一高特征更为明显。统计资料显示，无论是工业化前期，还是接近完成的近期，名列温州工业产值前十位的产业，全部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的节节推进，劳密型行业在温州集中度更高。前五位产业的产值比重由1994年的47.5％提升到2001年的54.5％。

由于产业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工业化早期区际贸易产品假冒伪劣一度严重，曾引起全国许多地方抵制温州货浪潮，中后期产品质量虽然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在国际贸易中仍以大量出口“两低一高”型产品为主，加之结构单一，主要依靠价格竞争获得市场，因此频频遭受国外的反倾销指控。2000年以来，温州几乎所有大宗出口产品，都面临着反倾销或其他市场壁垒。仅2002年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主要出口产品遇到的严重壁垒就有九次。P.302-306

本书是我所主持完成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该项目立项名称为“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模式与趋势研究”。作为结项成果，书名基本沿用了项目名称，仅略去了“研究”二字。略去的原因主要出于简练起见，当然也考虑到这样一个现象：时下在国内，“研究”或“科研”二字使用过滥。

本项目是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自选项目”申请立项的。申请完全基于本人先前的一个实证研究发现：大国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开放路径或模式各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开放模式，带有转型经济特有的印记，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导致这个发现的研究与思考也似乎是由一个偶然因素促成的。事情的“来龙”是这样的：六年前夏秋交接的一天，我正在家中闭门读书，突然接到同事姚先国教授的一个电话，告诉我他正在筹备浙江大学中德管理培训中心成立十五周年庆典，期间拟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区域经济发展；邀我提交一篇论文并作大会主题发言。或许考虑到我那时主要研究经济开放问题，姚建议我最好写一篇关于地区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文章。我即应承了下来。既受朋友之托，为文就不可马虎了，何况本人一向为文的宗旨是有感而发，对那种应景的无病呻吟式文章不以为然。接了这样一个“差事”，便不得不认真对待了。这个论题下的研究同时调动了本人多年积累的国际经济学与发达国家经济史两个领域的知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导致的研究结果超出本人原有预期，研究产生的第一项成果便是题为“区域经济开放：中国独特的模式及其未来趋向”的论文。该文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先行工业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内部地区经济开放有两种极端路径或模式，中国最近20多年以来的区域经济开放，总体上不同于那两种模式，有自己的特点；其特点多半源自作为转型经济的初始条件。该文提交国际会议之后，受到同行尤其是德国学者的高度评价。而在国内公开学术杂志发表后，也引起学界较大反响。我留意到，在我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区域开放”、经济“区际化与国际化”等提法鲜见，而在我的那篇文章发表之后，这样的提法与文章一时多了起来。我也留意到，有个别研究者甚至将我的文章大段抄了过去!

如许之多的关注与认可，促使我产生了扩展该论题的想法，恰好赶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于是就按照该项目申报要求，进行了规范化的“设计”与论证。令人高兴的是，我的申请顺利入选，获该基金2002年年度资助。这多半要感谢那一年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们的慧眼与公正了。

客观地来说，人类知识大厦中迄今为止的杰出成果，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成果，多半是先贤们个人独立思考与努力的结晶；科学发现者往往是孤独的探索者，杰出研究成果鲜有多人合作的产物。按照本人以往学术实践养成的习惯，也偏好“单干”而非合作。‘然而在本研究的实施中，却不得不打破这一习惯，采取合作的方式了。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本身就要求申报者组织一个起码看起来像样的“课题组”，没有一个“课题组”，是难以拿到资助的。迄今我还未听到那位学者单凭个人而非“课题组”拿到此类资助的。另一方面，作为博士生导师，我本就负有率领博士生、硕士生承担研究项目的义务。申请此类基金有现成的研究人员可以组织，当何乐而不为呢?加之时下社科研究项目往往时限短促，在短短的1～2年时间内要拿出稍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如此，组织利用博士生力量，便顺理成章了。

本项目从申请立项到最终完成，是作为一项“工程”来实施的。首先组织了一个不可谓不大的“课题组”，而具体研究的实施则分三个步骤推进：第一步，提出项目关键子论题，在我具体指导与督促下由课题组主要成员分头研究，其结果是完成了10余篇贡量上乘的系列论文；第二步，在系列论文的基础上，会同立项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构建一个合乎逻辑的体系，按照该1本系细化论题，拓展原有研究。其结果是本书最初框架与核心篇章的初步成型；第三步，对核心篇章涵盖内容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进一步拓展，结果是内容与形式基本一致的专著的成型。这三步之后，则是按照专著规范要求，对研究成果的修改与格式的规范。尽管有多位博士生参与，但所有这三个步骤的完成，依然持续了整整三年时间。由于自认为在研究论题上具有开创性，因此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了基础研究与资料搜集阶段。

客观地来说，本研究完全属于实证性的。我们知道，当代经济科学按照研究方法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分别冠之一“规范经济学” (normative economics)与“实证经济学” (positive economics)。前者以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以已有定理、定律为依据，致力于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后者则先撇开价值判断不去理会，致力于回答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试图不以已有定理、定律为出发点揭示经济现象的本来面目。这两种范式原本并行推进，彼此烘托。然而近几十年以来，部分地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日臻完善，“定理”、“定律”或“悖论”无处不有，多数实证论题似乎难以绕过已有“定理”或“悖论”，部分地还在于“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作祟，若不应用先入之见的定理、定律，便难以为专业经济学杂志所刊用。结果，真正的实证研究日益见少，代之以“经验检验” (empirical checking)。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前人已提出定理、定律或这样那样的“悖论”的检验与解释。客观地来看，近几年国内“主流经济学”杂志发表的文章，多半也越来越属于经验检验性的，而与实证经济学传统越来越远。本项目研究的方法论，旨在于试图恢复实证经济学的某些传统，即哲学家孔德(Comte，Auguste)所说的人类理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实证阶段。在我看来，那种事事先从定理、定律乃至“主义”出发的思维定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神学或形而上学方法的复活。然而本人这种努力的结果究竟如何，还有待同行专家的评判。

值得欣慰的是，本研究成果为国家社科规划办鉴定为优秀成果，该办有关文件也对本成果予以高度评价，并据此给本人以“治学严谨的项目主持人”的赞誉。自我反省，比起学界前辈来，“治学严谨”的确不敢当。但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本人的确未曾有过丝毫懈怠，尽管努力的结果与最初的预期依然有很大差距。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作为项目主持人，首先有必要列出项目主要参与者名单，他们分别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管汉晖、李芬、徐朝晖、何元庆、马征、杨会臣，曾就读于浙大经济学院的已毕业硕士生邓曼(贵州省统计局)、纪云东(浙江财经学院)、陈光特(工商银行温州分行)。以上人员承担了本书初稿的撰写工作。博士生马瑞永，硕士生张妍云、蒋丽、吴欣等人，参与了研究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由于从前期研究到后期润色，都是在我指导下或由我亲自完成的，由此使一个很容易松散化的论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而富有逻辑性的体系，这一点是值得欣慰的。

本项目的顺利实施也是与各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我所任职的单位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浙江大学社科部给予本项目以配套资金支持，弥补了研究经费的不足；浙大经济学院丰厚的研究资料储备、优良的研究“硬件”设施以及浓郁的学术氛围，是本研究得以顺利完成的保障之一。其次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经济学界活跃、务实而友好的学术氛围。朱家良、方民生、周文骞等前辈学者鼓励与奖掖后辈的风范，感染了一代中青年学者，营造了浙江经济学界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的良好学术氛围，正是这种学术氛围，激励了本人对区域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关注。

一种学术观点的形成，也与学界朋友及同仁的论争讨论分不开的。本研究从最初论题的确定到最终论点的形成，也得益于与多位学术同仁的交流。这些同仁，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学者以外，还有史晋川(浙大经济学院教授)、郭占恒(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张仁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肖琛(北京大学教授)、陆立军(浙江省委党校教授)、程慧芳(浙江工业大学教授)、金祥荣(浙大经济学院教授)以及许多其他学者，在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项目实施期间，我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访问三个月，期间曾定期参与该校经济史教师的学术研讨(seminar)活动，发表过本研究的部分成果，万灵学院奥佛尔教授(Avner Offer)、纳菲尔德学院阿伦教授(Robert C.A1len)等人，曾对我关于从地区层面考察经济开放的思路予以肯定，并对我据此提交的一篇英文论文提出过详细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项目的“督办”单位为浙江省社科规划办，项目的顺利完成也得益于该办的大力支持与督促，这里尤其要感谢曾骅主任多年来的热情鼓励与支持。

一部部头不小的出版物的错漏当在所难免，在电脑写作时代，错漏有时还可能是系统性的。对本书可能出现的错漏，我期待着读者的善意批评与指正。

赵伟

2005年6月26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