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研究丛书》是汕头大学211工程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它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本书是丛书中的其中一册，收录作者美术学论文20篇、艺术实验作品180余件。美术学论文涉及史前美术、民族美术、佛教美术、丝绸之路美术、民间艺术、书法艺术、西部文艺及人文生态等内容；艺术实验作品包括素描、水彩、油画、水墨画、版画、综合绘画、设计、装置及书法等类型。全书文图并茂，展现了作者在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方面所取得的独创性成果。

本书收录作者美术学论文20篇、艺术实验作品180余件。美术学论文涉及史前美术、民族美术、佛教美术、丝绸之路美术、民间艺术、书法艺术、西部文艺及人文生态等内容；艺术实验作品包括素描、水彩、油画、水墨画、版画、综合绘画、设计、装置及书法等类型。全书文图并茂，展现了作者在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方面所取得的独创性成果。

形而上与形而下

史前彩陶艺术与民族文化属性

匈奴美术遗存及特征综述

北方早期佛教美术源流新论

楼兰艺术史研究中的民族与图像问题

楼兰绘画艺术源流考

楼兰艺术的风格特征与学术价值

丝绸之路与汉唐美术

西夏美术遗存及特征综述

中国陕西省の民同美衍を探ゐ

中国陕西省の民同染□工芸

西部美术史研究方法与教育问题

文化生态与当代西部美术发展

西部开发与民族文化生态建设

西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与西部大开发

作品与观念

当代艺术与人文精神

毛泽东书法艺术评述

沈尹默陕西时期书学文化论

中国书法艺术中的文化特质

作者主要学术成果目录

后记

一 中国史前文化分布的基本状况

中国史前时代即考古学上所称之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童年时代，在社会发展史上将其称之为原始氏族社会。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据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中国境内曾经生活过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马坝人、丁村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这个时代人们从事采集和狩猎经济活动，主要劳动工具是打制石器，同时也出现了骨器，并用赤铁矿进行装饰染色。石器、骨器和染色的出现，构成了中国艺术的萌芽。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旧石器时代以及中石器时代的艺术性质仅处于对自然物的改造和利用阶段，尚无纯粹的人工创造物如陶器之出现。

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大致始于1万年以前。在那遥远的岁月里，远古先民们除了使用石器、骨器和玉器外，陶器的出现及广泛使用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恩格斯指出：“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从制陶开始的……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世界范围内，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史前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不专属于某一地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之一。陶器的发明带来了彩陶的出现，彩陶艺术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繁荣期，从而也奠定了中国艺术的审美基调，并在人类艺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达7000多处，其中不少遗址有相当数量的彩陶实物出土。自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彩陶以来，考古学者对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发掘，随着碳14测定年代法和树轮校正法等现代科技在考古上的应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和断代已有了基本的面貌。考古学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期，并依照遗址分布的情况，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域，为新石器时代艺术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参照系，如表所示：

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和不同地域中，都有陶器发现，其中包括素陶、印纹陶、黑陶和彩陶。而无论从时间跨度、分布范围及类型、数量上看，彩陶无疑是新石器时代艺术中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   P7-10

“新国学”是在原有“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学问的总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的“国学”仍然只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1949年之后，除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中国大陆学术和中国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至现在，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

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日起，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的“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来，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丛书》的刊行，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新国学研究丛书》中的任何一部专著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行的，它只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丛书》是汕头大学211工程中的一个重点项目，它的出版得到了汕头大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一并感谢。

将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进行同步研究，是我长期追求的一种治学方式。在艺术理论研究中，我力求以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并注重对学术规范的掌握与运用：在艺术实践中则着力于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方式，并注重个性化风格的表现。由此，我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去探索艺术的本质，揭示艺术的真谛。然而，这种研究方式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它需要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相互转换，需要理性与感性的和谐调适。同时也需要研究者能够辩证地把握“形而上下”的关系，并将“知行合一”作为艺术研究的至高境界。这种种命题对于我来说，实质上都是永无止境的难题。虽然如此，无论从自身的观念、时间和知识结构等状况来看，各种条件都不允许我有更多的可能去选择其他研究途径。而对艺术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学术性与科学性，我却是深信不疑。太史公日：“《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此书是我多年来从事艺术实验和美术学研究的部分论文、作品的汇编，其中有些论文和作品为首次发表，有些论文和作品在以前曾发表或展出过。在编写此书时，我曾对以前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修改，个别论文则保持着原貌。

自从1978年春我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后，光阴荏苒，至今已过去了28年，在此期间，我先后在西安美术学院、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西北大学和广东汕头大学等院校度过了漫长的学习、研究和教学生活。而在我的专业发展的每个阶段，我都曾有幸得到诸多专家和学者的指导与帮助。对此，我即便开列出一个很长的致谢名单，也不能囊括曾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师友。在此我谨向新国学研究的倡导者王富仁教授表示诚挚的谢意，正是由于王富仁教授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能够完成此书的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