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溘然长逝于宁波海曙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成百上千的残疾人为他守灵，三天三夜，直至正月十五之后，送他上路。元宵雨夜，花圈堵门，这个人的名字从默默无闻到震惊四方，被抬上那千万人聚焦的人生舞台亮相。人民终于发现了他，并传颂他，歌哭他，城市的管理者们则及时通达民意，放大了人民的心声，以最快最有效的速度，形成相互震荡。就是这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方式，一个现实人物成了传说人物，一个普通人物成了非凡人物，由此感动了一座城市，并进入了永恒的叙述。

当元宵之夜千百位残疾人彻夜不眠为他守灵，当三天之内他从一位默默无闻的普通国家公务员，成为感动整个城市的良心，作为百分之九十五的健全人中的这一个，便和百分之五的那一群，建构起世上最深沉的爱的圣殿。好人王延勤，以一位残联工作者的姿态拥抱弱势群体,如慈悲为怀的千于观音握住无助之手，在人间的一切之上，实践了人道主义理想的普世情怀。

消逝的生命化为祈祷的钟声，昭示人们：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且有机会去爱，我们才成为人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情，是学习如何付出爱，以及接受爱。

序 一个以慈悲为怀的开始

1.你为什么来这里等待

2.高尚的确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3.谁不需要那温柔的怜悯

4.幸福意味着感觉良好

5.请让我听到那个爱字

6.哀痛的人有福了

7.在谁的胸怀上休养生息

8.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

9.像一棵树在树林中那样的质朴

10.你的触摸永不伤人

11.那听从恻隐之心安排的人

12.光明是这样照耀灵魂的

13.若不能像你那样去爱

14.沉默的大多数开口了

尾声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后记 在人间的一切之上

心便悄然一热，像是同类人对上了接头暗号。

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向她请示汇报工作，邵素月是宁波海曙区三市养怡院的院长，也是海曙区残疾人康复中心的主任。

她是个安静的忙人。清晰地安排好工作，再回过头来述说，好像她一直就沉浸在老王最后的日子之中，回忆从来没有被接踵而来的汹涌而琐碎的生活打断。

她的声音就低沉下去了，近乎于喃喃自语——

还没有过出年呢，2月20号，正月十二。

早晨4点半钟，我迷迷糊糊地睡着，电话铃突然响起，心就惊起来了。电话是民政局长沈惠莉打来的，沈局长说：邵院长，老王想回家了……

我的头脑很清醒，心却一下子抽紧，透不过气来。我是学医的，知道沈局长这句话的意思——老王差不多了……尽管我知道他得的是绝症，知道他的日子也就这么几天，但这一天真的要降临，我还是接受不了。毕竟从发病开始到弥留之际，连两个月都不到啊。

容不得多想，我立刻就穿上衣服，冲出门，骑上自行车，直奔113部队医院，从今年元旦以后，老王就转院住在那里了。

尽管过年热闹，但天亮前怀着这样的心情出门，依然感到凄凉清冷，宁波的大街小巷，连灯光都透着彻骨寒意，一直逼到心肺里去了。

其实，这些日子我也几乎天天都在医院里。老王这两口子都是河南郑州人，真正定居在宁波的沾亲带故的亲戚，其实还真没有。我跟着老王在福利院工作，后来又搞康复中心，这么多年下来，早就把同事做成了朋友，把朋友又做成了亲人，老王病成这样，我理所当然地就挑起担子，帮着老王的爱人赵保枝老师料理病人。

赶到医院里，老王的病床前人也不少，除了爱人赵老师和他们的儿子王宁，还有一群从河南郑州乡下赶来的老王家的亲戚，大约有十七八个人。我一看老王躺在病床上的样子，身上插着的那些管子已经拔掉，连眼睛都睁不开，知道这已经是他的弥留之际了。

赵老师连日连夜地照顾病人，早己一脸憔悴，见了我说，老王的脉搏已测不出来，血压也已经很低。现在家人已经商量决定了，去叫了120急救车，让老王回家。

这个意思我明白，老王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头，在医院挨着拖时间，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拖了。赵老师是想让老王能最后看一眼家，最后能够在自己家里闭眼。

老王得的是胆囊癌，绝症。这个病什么时候得的，已经不好说了，听说去年年初他人就不太好，但医院查出来已经是去年年底了。

P10-11

          一个以慈悲为怀的开始

我要讲述的，原本是一个人和一群人如何诀别的故事。

它发生在辞旧迎新的交替时刻——因为生命的无常，在那些绵长多雨而又不安的江南的冬夜，原本应该有悲凉的钟声隐约袭来。

如果它终究不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如果钟声虽然在那一时刻敲响，它却是安详、沉着、慈悲与欢喜的，那是因为有了敲钟人的祈祷。

对这个人的最初叙述，是以隐匿方式开始的。

2005年除夕之夜，我和亲人们照例合家团圆，倘若与以往有所不同，亦只是围坐一桌包饺子话家常之际，我们不再讨论当夜的“春晚”——一个已经在除夕之夜重复第二十次的晚会样式，无论如何也难以有出乎意料之外的艺术传递了。

鉴于对“春晚”观众这一普遍心态的洞察，在此之前数日，“春晚”一位负责人借助媒体曾特意强调：今年“春晚”是盛世大联欢，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残疾人的板块，我们也有幸请到了残疾人的代表节目《千手观音》，她成为整场晚会的动情点，也将晚会推向一个高潮。

2月7日媒体公布200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最终节目单，大多数人首先寻找的是赵本山的名字，他的小品《功夫》排在第二十五位，从时间上看接近零点，而舞蹈《千手观音》则被排在第八位。很好，一个吉祥的数字。

诚如马斯洛所言，高峰体验以毫无预料突如其来的方式发生，一次无与伦比的艺术震撼在猝不及防中从天而降——不仅仅因那妙不可言的舞台背景，那金黄闪光的服饰，那整齐精确的动作，那神秘优雅的气氛，那身怀绝技的聋哑舞者——所有这一切已经叹为观止，但《千手观音》远远地高于其上。

当手的优雅造型、心的神圣铭刻、人的精神描绘达到高度统一，当乐曲的灵感出自善的意志，当舞者心灵火花的进溅来自燧石和燧石的对撞，当激情与深情天衣无缝地结合从而达到近乎纯粹的时刻，心灵的钟声响起，它自远而近，那是《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观音的发誓声：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身千手千眼俱足——如果我天降人间的使命正是为了普救众生，那么就让我生出千只手千只眼吧……

——此时，艺术自身已被超越，她进入了经典，成为境界。

2005年2月10日的《北京晚报》用“网上狂顶《千手观音》”的标题对此进行报道：

匿名网友A：建议在2008年奥运会和残运会的开幕式上演出《千手观音》。

匿名网友C：除了《千手观音》我其他的都没看。如果晚会都给搞成《千手观音》那样的精彩，那我们观众还有什么说的?

匿名网友D：《千手观音》超好!狂好!

匿名网友E：《千手观音》!就送一个字——好!

匿名网友F：《千手观音》实在太棒了，我忍不住捧出我的手机给姑娘1f：投了一票。

舆论在普遍地对《千手观音》狂顶的同时，则是对赵本山和弟子们的小品《功夫》的批评，诸如缺少创意、没有进步等。两下里比较之余，我却以为这未必就是公正的。舞蹈与小品原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且审美的走向也各有不同。就技巧而言，难道殚精竭虑、身体力行的赵本山，不是已经把小品艺术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吗?

诚然，在《千手观音》之后，赵本山的“卖拐”系列在某些曾经喜欢他的人心中不免黯然失色，这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寻找种种理由为这一现象寻找根源，包括赵、范、高“铁三角”的解体，包括“卖拐”系列内容上的三鼓而竭，包括赵氏弟子们表演艺术上的不够成熟。然而，我以为事物的本质并非在此。

两个节目，不同的艺术样式，不同的题材，却有着深刻的可比性。残疾的聋哑人姑娘小伙子们，传递的是完整博大的人类之爱；健全的小品大师则通过对人类一部分人身体残缺的特征的逼真再现，夸张地描述了人间的欺骗与受骗。一个是直渗肺腑，动人的久久难以平息的心灵震撼伴随着热泪盈眶；一个是引人发笑，轻松的时时乐不可支的前仰后合夹杂着阵阵掌声。当范伟在赵本山的暗示下，越来越拐越来越拐地在舞台上兜起圈子时，人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为范伟的上当受骗而鼓掌，为他如此滑稽可笑的以模仿肢残人的方式所出的洋相而鼓掌。无论展示者的出发点如何，客观上，这是以他人的难言之痛作为取悦之素材的。此时，百分之九十五的健全人的笑声掩盖了百分之五的残疾人的沉默，六千万固然已经相当于一个法国或者一个英国的总体人口，然而在此时此刻，在十三亿人中，仿佛约定俗成，似乎这个数字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千手观音》的横空出世，让长久以来沉默的较少数如水下冰山浮出水面，引发国人在交口称赞的同时，面对自己内心的价值尺度，进行重新的反省与审度。近乎于古典的一种被提取的精神终于顽强回归：生活是崇高的，但也蕴含着悲剧性。据说写过“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了吗”的雪莱从来不发笑，并非由于灵魂贫乏寡欢，而是由于忧心如焚地认识和理解到别人只认为是可笑的那些事物的严肃性。

是的，人们意识到那严肃性了，正是因为《千手观音》与赵本山“卖拐”系列的同台亮相，互为观照，不经意间揭示了一个被隐藏着的命题：一个向往圆满，一个模拟缺失，对生命的表达原来如此对立。你可以将人间隐痛消解为一场谑笑，落入尘埃，你也可以拥人间悲剧登堂入室，升之圣殿。

那个我从起始就准备讲述的人，正是随着“千手观音”的显形而出现的。这个名叫王延勤的五十三岁的北方男人，农民子弟，军人出身，二十年的南方戎旅生涯后又转移阵地，从此十数年与残疾人朝夕相处，终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除夕之夜，他躺在浙江宁波一家部队医院，辗转在生死之际，独自承受着越来越黯淡的生命光芒的消逝。他病得那么重，想必在病榻上他也无法仰头看那歌舞升平的电视节目，这对他不啻是一种残酷的命运的不公。这些年来，几乎所有的除夕他都是和残疾人包着饺子，欢欢乐乐一起度过的，唯有这一次，除夕之夜出现了残疾人自己的演出，他却再也没有力气看上哪怕一眼。倘若他能和他爱的那一群共睹《千手观音》，那么他一定会从第一个音符起就饱含热泪，一切关于残疾人的事情，都会让他生菩萨心，他属于“千手观音”赐福的那个爱的世界。

即便如此，除夕之夜，他在虚弱之极时依然不曾忘记打几个电话给那些渴望问候的心灵。在他的小本子上他都记着他们的电话号码，他知道有几个人正在苦苦等待他的声音，如果不打电话，他们会彻夜难眠。他使出浑身力气来向他们祝贺，声调中切切不可露出将亡之人的气息。此事做完他已精疲力竭，但心事纷乱，如何将息，半睡半醒中熬到天亮，终难控制。清晨，他蒙上头对守护在身边的儿子王宁说：你让我安静地想一会儿你爷爷奶奶……然后蒙上头哭了起来，轻轻地叫道：娘啊，我对不起你……这一天正是他母亲去世六周年的忌日，因为工作太忙，他到底还是不能够做到忠孝两全。

十二天之后是正月十二，他溘然长逝于宁波海曙区残疾人康复中心。成百上千的残疾人为他守灵，三天三夜，直至正月十五之后，送他上路。元宵雨夜，花圈堵门，这个人的名字从默默无闻到震惊四方，被抬上那千万人聚焦的人生舞台亮相。人民终于发现了他，并传颂他，歌哭他，城市的管理者们则及时通达民意，放大了人民的心声，以最快最有效的速度，形成相互震荡。

就是这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方式，一个现实人物成了传说人物，一个普通人物成了非凡人物，由此感动了一座城市，并进入了永恒的叙述。  这或许是所有认识他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吧。

然而。截至2005年3月初，我对遭遇这样一个人并无准备，尽管我一直就想用我的笔涉及这个人生活着的生活。3月1日，为赴京开会我人住杭州之江饭店，首次听人跟我讲述王延勤其人。作为一个写作对象，我原本是想婉言谢绝的——模范典型，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套路。为什么总要等人殁了再做文章，人天永隔之后才能讲述?这样的故事听多了，套用俗语，实在也是有些审美疲劳。我以为自己无法胜任此项工作。

是三天三夜成百上千残疾人为一个健全人守灵的真实事件，拨开词语的密林，王延勤开始从中显现，诚如底片终于从显影水中显形。

况且，在杭州城北莫干山路之江饭店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首次听到他的名字，的确非同寻常。

往北走，离之江饭店百米之遥，有家街道福利工厂，以往，一度曾是杭州大运河边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人们的谋生之所。许多年前，我一脚踏进这个名叫杭州长征无线电元件厂的小小工厂，从“车尔尼钢琴练习曲”一下子对接到绕线机，从此与那些聋的、哑的、盲的、智残的、肢残的人们一起终日劳作，朝夕相处。我的工作台旁边和对面各坐一位聋哑姑娘，我的前后左右晃来晃去的全是残疾人，这一切使一直生活在部队大院的我目瞪口呆。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完全懵了，以为世界是由残疾人构成的。

在我二十岁左右的青春岁月里，身心基本被那个世界控制。他们不是一群人，他们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王国，有自己的语言和生存方式，与其他阶层和群体有着鲜明的阻隔，诚如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乞丐王国”。

我的“乞丐王国”里，有着一条不成文的约定，凡残疾人一律称为“瞎子”，与其相反，凡健全人便一律称为“亮子”。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亮子”，从此我开始面对那个庞大的“瞎子”世界。

青春渴望完美，现实残缺不堪，我对这个世界既敏感新奇，又茫然无助。心灵一旦落地于这片闻所未闻的独特的生命土壤，自然留下了既尖锐又温柔的命运轨迹。四年后我考上大学，离开此地，怀着这样的信念——割断与自己的生活相连的脐带，开始探询生活本身而不是自己的生活——从此再未回来。

王延勤让我回到我的第一个人生驿站，有许多回忆在许多年后从不远处如蝴蝶般飞来——我想起与我同桌工作的姓喻的聋哑姑娘，她白而微腴，穿着高贵，美丽妩媚中透着凄凉。她骑自行车上班，突然神秘失踪。我们找了好久才把她找到——原来她听不到身后的汽车喇叭声，被汽车挤得连人带自行车一起掉下了石灰桥，倒在河畔淤泥中，她想喊，但发不出声音——六岁那年她发高烧，当演员的父母在外演出，耽误诊期，高热把女儿的耳朵烧聋，从此她不会发音了。

我想起了半身瘫痪的姓张的小伙子，摇着轮椅找到我家来，寻求当时还在民政局工作的我的母亲帮助解决工作。无星的冬夜，凛冽的寒风，嘶哑的嗓门，他在楼下喊了半个钟头，我们在二楼听不见——风太大了，他的声音被风刮走，他的半截身体被命运掳走……

我想起那个住在运河旁贫民窟中的、仅仅瞎了一只眼的、得侏儒病的小玉儿，她有一个丈夫，但这个丈夫除了有一个长期的情人之外，对她的主要义务就是不停地暴打，于是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那张蓬头垢面的小小的苦脸和她那绝不离婚的钢铁意志……

也有一些令人愉快的回忆——盲人小潘的拿手好戏是背“老三篇”——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他因此而成为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掂着一根马杆，到处去做活学活用的报告。

甚至还有一些荒唐的经历——油菜花开了，车间里的花痴发作了，他站在楼梯的女厕所门口，一脚把我从二楼拐角踢到一楼——这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次挨男人一脚的奇特经历。同时被其武力侵犯的女工难以统计，但从未有人记过他的仇。

有许多人在那条悠然的茶道上与我相遇，殊不知另有一条隐秘的、热切而又心酸的、一个人的青春小径曾与我相伴相随。整整四年，恰恰是我的人生的另一所大学，在那里度过的年少岁月衬托为生命底色，烙刻在我所有的生活之后，那里有着我生命的须根。

这个无限丰富的所在，巨大地隐藏在现实世界，不曾离开过我——即便是在那些甚嚣尘上的境遇中。我对那个地方的情感，以及因为从那个地方出发而介入整个世界的生命姿态，没有亲历的人或许是难以理解的。

人往往要通过了解自己所爱的人是什么，才能真实地了解自己，因为真正的爱的对象正是本质的一种表现。关于如何整顿生命，以及如何迎候善与爱的出场，这些从杭州运河边“乞丐王国”开始产生的令人焦虑的困惑一直在我内心进行。王延勤的出现给我一个契机，探寻王延勤的生活，既是梳理我以往的生活，更是探寻这眼花缭乱的时代生活的秘密。

寻访个人的心路历程与探索时代的生活大道，由此便重叠在了一起。

因此，与王延勤是必须对话的，我们之间没有忘川。

我要寻找他，并且将从回溯开始。从他身体的消亡，探寻他灵魂的永生。

           在人间的一切之上

关于这样一个人的故事，关于这样一个夜晚，关于这样一段钟声、这样一片祈祷，似乎已经完成，然而，留下的思索，并末结束。

这一个人和那一群人，概括了这个世界的两种人——作为大多数人的健令人和作为少数人的残疾人。这一次，我们思考的出发点站在了少数人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界定：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以往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存中国，残疾人被称为“残废人”，这个称呼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残疾，也意味着人的功能的报废。与此同时，这个称呼不仅意味着由残疾人为主体构成的劳动群体，也意味着一个阶层——弱中之弱的社会底层。

在科学蒙昧的时代，人们无法解释残疾人这一现象，便以为这是超自然的力量决定的。宗教产生之后，人们又以为这是神明的意志对人类的降谕。拉美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终结处描写一个家族的必然灭亡，最后的婴儿降临时生有一一根猪的尾巴，这是一个象征，是作家选择了那超自然的神力对人的惩罚——以残疾的方式，对这个家族灭亡发出的最后沮咒。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这一。问题又得出自己的科学论断，认为残疾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也就是说，残疾是人类自身完善过程中符合自然规律发展的一种必然性。

原始社会对人类生命的认识尚未摆脱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是绝对意志，最初的残忍是将残疾人生命彻底消灭。进入阶级社会，剩余价值产生，列残疾人生命不再刻意消灭，但普遍的观念，依然以为残疾人是健全人的累赘、噩梦甚至罪孽，视残疾人生命为人类废品，任其自生自灭，即使彳i被杀戮，许多残疾人的生命也被自然淘汰。

视残疾人为人的等外品，使其无权享受人的精神生活——许多残疾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被戕杀灵魂，生不如死，灵肉俱火。《巴黎圣母院》刻画了有丑陋面貌与天使心灵的残疾人加西莫多，讲述的正是一个关于残疾人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对立的故事。

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在推翻封建主义，对抗君权、对抗神权的同时，提出了人道主义思想。

人道主义是关于以人为中心的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与事物、人的解放的学说。

在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等观念的倡导下，人的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尊重。

雨果正是在这样的伟大的人性解放运动旗帜下，提出了“在人间的一切之上，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著名论断。

对生命的绝对承认，使在人类历史上一向遭践踏被忽视的人性被奉上高台——人类社会开始普遍接受视残疾人为生而平等的生命并予以人道关怀。人们甚至对其赋予另一种崭新的诠释，以为残疾人是造物主最初的想象，他的完美不再需要修改。被称为摄影界凡·高的美国女摄影家黛安·阿勃丝，在她的传记《荒谬的真实》中说：残疾人有一种传奇的特质，就像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人物，阻挡在你面前，逼你回答一个谜语……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未来生活中的痛苦与创伤，而残疾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神。

视残疾人具有传奇性质，或许正因为我们无法解释我们面对他们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诚如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作品《日瓦戈医生》中所言：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着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便越觉得她像牺牲品。

我们在王延勤身上证实的，不正是那种博大强烈而又怜悯的感觉吗!在这里，残疾人作为我们钟爱的对象，是以牺牲的形象出现的；而此处所指的牺牲，正是人类自身灵与肉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必须付出的代价——残疾；没有残疾人以此代价作为全体人类的牺牲，就没有进化到今天的健全的人类。因此我们可以说，残疾人是人类进化时高奉于自然祭坛之上的牺牲。  从来没有一个牺牲者会向为之牺牲的对象作出索取,这正是牺牲的本质意义。然而，牺牲并不是没有报答的，犹如在山谷问呼喊不可能没有回音。作为牺牲的感应，残疾人必将被那些历史上稀有的珍珠心灵钟爱，并被唤起博大强烈而又怜悯的感觉，即便他或者她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被唤起。

国际残疾人人权真正得以重视是从二战之后。大批伤残军人开始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包括现在的奥林匹克残疾人运动会，也是二战后伤残军人组织发起的。1982年，联合国特别确定1982年为残疾人年，1983—1992年为联合国残疾人十年。随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残疾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达成国际共识，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成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当今中国，有六千万残疾人，其中听力言语残疾二千零五十七万人，智力残疾一千一百八十二万人，肢体残疾八百七十七万人，视力残疾八百七十七万人，精神残疾二百二十五万人，多重及其他残疾七百八十二万人。1988年，中国成立了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这是经国家法律确认、国务院批准的各类残疾人的全国性统一组织，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和发展残疾人事业，为残疾人服务。

中国残联的宗旨是：弘扬人道主义，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的人权，使残疾人以平等的地位、均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

在中国残联的积极努力和推动参与下，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通过了第一部旨在全面保障和促进残疾人权利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随后，各地陆续颁布了《保障法》实施细则。政府有关部门也已经并将继续出台一系列涉及残疾人教育、就业、无障碍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残疾人人权保障和残疾人事业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

十多年来，中国残疾人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共有八百八十多万残疾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康复服务；残疾儿童入学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六；残疾人就业率由不到百分之五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四；近五年里，通过专项扶贫和社会保障，有一千五百多万贫困残疾人解决了温饱。

与此同时，中国残联积极参与一一系列国际残疾人领域的重大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一1992)行动，并在亚太地区率先发起“亚太残疾人十年(1993—2002)”和第二个“亚太残疾人十年”(2003—2012)行动，并为行动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一个严峻的追问由此产生：既然那样博大强烈而又怜悯的感情是存在并贯穿人类历史的，既然当今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成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既然中国残联已经就残疾人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又何以来理解，在我们周围还普遍存在的视残疾人为等外废人并长期漠视的事实呢?

作为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督教背景文化，对此有着自己的解释，以为人性具备着双重性。一方面，上帝所造的灵魂都有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人类拥有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和巨大的思想深度，这种拥有蕴含最高者的深意，他否定坏的冲动，向着善的信念聚拢；另一方面，诚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有兽性在自己之内，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因此，人的灵魂里包含着魔鬼的可怕法力。人有与生俱来的堕落趋势与罪恶潜能。由此，人成了一种居问性的动物。

在人性两重性的根源问题上，基督教背景下的人道主义解释，以为这是上帝的旨意，是原罪。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则另有解释，恩格斯简明扼要地阐述：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的，这点就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动物所有的特征。所以问题只是在于这些特性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不同。

所谓永远不能脱离动物所有的特征，意味着在面对残疾人时，永远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势态：或者是人性——博大强烈而又怜悯的爱；或者是兽性——魔鬼的可怕法力，不同的只是他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境况下的程度与比例。

因此，这个世界有王延勤，也有把残疾儿童扔在天桥上唤起人们怜悯来满足自己的贪欲的人；有《千手观音》，也有拿残疾人的痛苦作笑料的展示者与观众。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残疾人一定会有着越来越人性的认识，然而，即使如此，我以为那道非人性的不平等对待残疾人的目光，也依然会长期存在。在我看来，这是两个永恒的对立阵营，无论阵营孰大孰小。

因此，问题就变得很简单，就只在于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千手观音》一边，也就是王延勤一边，还是站在他们的相反——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两个阵营的存在。

是的，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人道主义精神的大旗高高举起，而不必顾虑曾经有过的种种围剿了。人道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作为优秀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标准，它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道主义呼唤正义，呼唤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它维护一切生命的权利，哪怕是弱小而有缺陷的；它充满博爱精神，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它尊重人类，也尊重自然。它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正是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呼唤中起步的。1984年，邓朴方提出了在中国呼唤人道主义精神的口号；1988年，以邓朴方为主呼吁倡议建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平等、参与、共享，成为残联工作的宗旨。2004年12月3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被联合国授予人权奖，这是世界对中国人道主义精神实践的高度认可。邓朴方，作为世界上获得此奖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残疾人。

二十年来，中国残联队伍中，多少人道主义的实践者在奉献在牺牲，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王新宪告诉我这样两个真实的故事——

当王延勤病危之际，另一位残联工作者刚刚去世。原广东省江门市残联理事长廖绍秀，曾任江门市高新区招商局副局长，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调入江门市任残联理事长，她一开始不是没有情绪，然而，她一旦进入残联这个领域，便开始以饱满的热情忘我工作，得到广大群众和残疾人的拥护及爱戴。她建立了庇护工场，使一批智障人士得到展能的机会；她热情耐心地帮助一些轻生的残疾人重新树立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她帮助一批残疾儿童进入特教学校，使一些困难的聋哑儿童、脑瘫儿童及时得到康复训练和接受特殊教育；她建立了中央电大远程教育江门教学点，使一批残疾人圆了大学梦；她通过努力，取得了政府的支持，使市残联由几个人增加到二十多人，为残疾人事业储备了充足的人才。在积劳成疾、重病缠身后，她以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忘我工作，使集残疾人康复、教育培训、就业、文体功能于一体，建筑面积一万两干平方米的江门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高质量、低成本地顺利建成，使之成为“残疾人之家”和全市的“文明工程”；为更好地宣传江门，扩大江门市残疾人事业在社会中的影响，她克服重重困难，成功承办了首届全国残疾人足球锦标赛等等。在深知自己的身体因病重实在无力承担高强度工作后，为顾全大局，她主动请辞，在年仅五十岁时就溘然长逝，比王延勤还小二岁。  另一位不久前过世的残联工作者也是女性，而且更为年轻，终年只有四十五岁。土家族人赵小琼，生前系湖南省吉首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湖南省肢残人协会副主席。在担任吉首市残联理事长期问，吉首市残联被评为全省先进单位。她在去世前夕，仍不顾体残与重病缠身，多次坐轮椅赶火车赴北京争取项目，这位不幸得了癌症，被锯掉了一条腿的残联干部抱病工作，当她正在建设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时候，癌细胞扩散至手，医生要切掉她手掌上的五个指头，她苦苦请求不要切掉，因为她要用这只手打电脑键盘起草建设康复中心的文件。医生被感动了，最后保留了她的一个手指。她就用这一个独指敲打着键盘，完成了美丽的蓝图，灵魂化蝶而去。

这些优秀的残联工作者们，长期以来平凡而又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王延勤只是他们中的一位。因此，我无意要对王延勤其人其事作搜肠刮肚的挖掘和拔高。是的，他是一个人性充沛的人，是一粒历史上罕见的珍珠，他也是一个平常的男人，一个日常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寻常的国家公务员。他当然受过很好的组织教育、家庭的教育、职业的教育，但他的心灵体验本质上更接近质朴的乡村经验。他未必专门从理论上深入钻研过人道主义精神，我想他也不一定听说过雨果的那句关于人道主义的名言，可以这么说，以邓朴方先生为领导的中国残联八万工作人员，都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实践者。王延勤光荣地属于这个高举人道主义大旗的阵营，他以他的实践，完成着党性和人性的高度统一。

现在，我要把我的目光转向我们的提出了以人为本和打造和谐社会的执政党——因为王延勤是一位残联工作者，是一位人道主义的实践者，更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对此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关心、爱护弱势困难群体是我的分内事。他又说：我是军人出身，算起来入党三十五年了，各方面都没做好，现在党让我做残疾人工作，我就有责任将这件事干好。他还说：我是党的残联干部，只有勤勤恳恳为残疾人工作，为党工作，才能对得住我的这份工作和拿到的这份工资。

如果我们确认这样一个基本理念：现代化固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它的本质是建设，而不是破坏。那么，我们便会深刻理解当下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实践的重大意义。

因为当代中国确实刚刚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我曾经厕身的那个青年时代——一个信仰迷茫的时代。无法忍受无意义感的人们焦虑不安，围绕着自己，就像蒙眼的驴子绕着空磨盘。厌烦产生于不知何去何从，力量不能得到准确运用，才干被消耗荒废。这些不安的灵魂在精神的备受折磨中一旦扒下眼罩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已经被利益驱动着。许多人已经不再为信仰痛苦，他们已经一头扎进了物欲横流的茫茫人海。

你定下心来，重新反思，你另辟思想的蹊径，终于发现，实际上生命还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你怎么样生活，你就会怎么样思考。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以为，尽管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重大的问题，我们人类自身面对深刻的反省，然而，我们依然敢说，在我们的地球上，无论前景如何，无论还有多少艰难困苦，即便是在苦难中去爱，甚至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都是必须的。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我们要有让爱心浸透到石头中去的决心。如果说这是一种受难，那么受难便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能够如王延勤这样，就足以能够让人类中的一部分人自觉选择高尚者的生活——即便高尚的确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就在本书撰稿期间，我作为评委，被杭州市电视台少儿频道邀请参加对首届十佳阳光少年的颁奖。在这些阳光儿童中，我最心仪的是一位名叫来佳俊的八岁盲童，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没想到，我的颁奖对象恰恰是他。他身穿燕尾服，摸索到琴边，大家都以为他要坐下了，他却认真地站好，凭声音找好位置，深深地鞠躬，大家都热烈鼓掌。我突然想到有一年去部队与战斗英雄见面，其中有一位英俊挺拔的盲军人被介绍和他结对子的作家见面时，他庄严地敬礼、鼓掌，但方向完全相反，他看不到那位作家和他一起鼓掌……那一次我未曾流下的泪水，这次我面对孩子才潸然而下。

我开始因此而认可这样的观点：所谓人必得承受荒诞的事实的说法，未必是真实的。所谓不坚信世界的虚空，不为世界虚无所萦绕，人就没有力量，就没有真正的生活的说法，并没有正当的根据。它至多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情怀。即便承认人的存在是短暂的、欠缺的、终有一死的，也并非必然推导出价值形态的无。以什么情怀去感受世界，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和界沟。

对世界大声地说“不”，或许是勇敢的，但对世界大声地说“是”，在这个时代未必就是怯弱。诚如邓朴方先生所言：在中国，人道主义不是太多，是太少了。因此，没有什么所谓的至高无上或者深奥莫测的东西，可以来阻隔对人道主义的呼唤。

实践者王延勤没有对信仰作专门发言，这个问题对他竟是如此单纯简单，就和真理一样朴素，如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无需再反复实证。他只是实践着他的爱。

但我们的希望和信心已经开始得到证实，当王延勤的儿子王宁骑着他用复员费买给父亲生前上班所用的自行车，走在父亲曾经走过的道路上时，并非有人刻意做一种戏剧性的安排。儿子已经在职业上接替了父亲，在父亲去世一个月之后，王宁到了父亲工作的残联。他说：我才工作了一个月，我就发现，我好像天生就是来做这个工作的，我一点也没有陌生感。

后继者对此有着既朴素又坚定的向往：若还不能像父亲那样去爱，则甘愿为父亲的爱服务。

那在我看来是最富理想的人的标尺——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义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即便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也足以让我们且仰且行吗!

请允许我在这本书中把关于王延勤的最后的思考，献给我热爱着的民族——

一个有悠久文明传统的民族，应该具备信仰——信仰的缺席难道不是可以类比于人的精神残疾吗?信仰是须臾不可缺失的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实在是太需要那些最简单最朴实又最可靠的普世真理，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并且是永恒的普世真理。

信仰就是爱。要变得可爱，就必须得到爱；只有通过仁慈，我们才能得到更高的仁慈；只有在我们能爱别人，并日_有机会去爱，我们才成为人；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情，是学习如何付出爱，以及接受爱。

就这样，我们一边往前看，一边回过头去寻找!

就这样，我们再次听到了雨果的声音：在人间的一切之上，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录：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就这样，我把王延勤的故事，讲述给所有具有人道情怀的人们倾听——而听从恻隐之心与满腔柔情的安排，岂不是比屈从于不合情理的偏见更为可取吗? 

如果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们，同时听到了祈祷的钟声，我会与六千万中国残疾人一起，为之而感受到深切的欣慰。

老王，和您的儿子一样，如果我还不能完全做到像您那样去爱，那么，我至少可以为您的爱服务!

谨以此书献给王延勤在天之灵。

                       2005—07—30一稿

                       2005—10一17二稿                         2005—10—25三稿

                       2005—11—03四稿

                       2006—02—12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