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我国文化界的名人,也是学术上的大家，尤其他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判断值得我们思考。《十批判书》是郭沫若著的经典学术，主要从各个方面分别对秦以前的文化思想界的大家,进行有理、有据、有论点的自我批判。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1)

孔墨的批判 …………………………………………………(66)

儒家八派的批判………………………………………………(114)

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142)

庄子的批判……………………………………………………(174)

荀子的批判……………………………………………………(197)

名辩思潮的批判………………………………………………(235)

前期法家的批判………………………………………………(293)

韩非子的批判…………………………………………………(322)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367)

后记……………………………………………………………(438)

——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后记之后………………………………………………………(460)

蜥蜴的残梦……………………………………………………(463)

——《十批判书》改版书后

          一论孔墨的基本立场

到了现在要来论子与墨子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都是大师，有不少的门徒，尤其孔子，二千年来是被视为了通天教主的，关于他们的事迹和学说，自然不免有不少的美化和傅益。譬如我们读一部《新约》，便只见到耶稣是怎样的神奇，不仅难治的病着手成春，而且还有起死回生的大力。孔与墨虽然没有这样被入神化，而在各自的门户内是充分被人圣化了的。因此，我们如未能探求得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前，所有关于他们的传说或著作，我们都不好轻率地相信。那么又从什么资料上来探求他们的基本立场呢?很可庆幸的是他们的态度差不多完全相反，我们最好从反对派所传的故事与批评中去看出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反对派所传的材料，毫无疑问不会有溢美之辞，即使有诬蔑溢恶的地方，而在显明相互间的关系上是断然正确的。因此我采取了这一条路，从反对派的镜子里去找寻被反对者的真影。

墨子后起，他是反对孑L子的。在现存的《墨子》书里面有《非儒篇》，那里面有几段关于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最有研究的价值。

第一个故事：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劳思尽  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 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  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之与白公同也。”这个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楚白公之乱见《左传》哀公十六年。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月白公胜发难。齐景公呢，已经死去十二年了，晏婴比景公还要死得早。因此以前的人便都说这是墨子的“诬罔之辞”，那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诬罔就算是诬罔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墨子是赞成“人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的，孔子呢，则和这相反，“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更说质实一点吧，便是墨子是反对乱党，而孔子是有点帮助乱党的嫌疑的。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个对照。

第二个故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悦，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傲倨)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音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崇)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荧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

公曰：‘善。’

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

孔丘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闻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亿术数。孔丘之谋也。”这段故事的前半也见《晏子春秋》外篇，但《晏子春秋》一书很明显地是墨子学派的人所假托的。晏子反对孔子的说话完全是墨子的理论，《公孟篇》云：“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此足以丧天下。”’这四政和这儿的傲倨自顺，好乐淫人，立命怠事，崇丧循哀，是完全一致的。这段故事当然也是在做小说。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后半，同前一个故事表示孔子在帮忙白公胜一样，他又在帮忙田成子。这事恐怕倒近乎事实，另一反对派的庄子后学，在《盗跖篇》里也提到过一些影子：“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但在《论语》里面所说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  弑其君，请讨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

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这纯全是忠于主上，而反对乱贼的立场。但我们如要做一个公平的批判人，就宁肯相信《墨子》和《庄子》，而不肯相信一些孔门后学的。因为“三占从二”，我们当从多数。这是一。凡是扶助或同情乱党的人，他的子孙后进是谁也要替他掩盖掩盖的，这是二。

 第三个故事：

“孔丘为鲁司寇，舍(拾)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                      P66-69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专制政体被推翻了，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历史进步。在文化学术方面，儒学独尊的局面也相对地被打破了，因而学术思想呈现了相当活泼的景象。同时西方学术思想不断涌进，人们的思路也比较开阔，于是哲学、人文科学方面思想相对自由。当时国势危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虎视眈眈，一再挑衅，更引起了学者的爱国保国的忧患意识。有些学者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专心学术，因而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

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析事论理，才求准确。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自清末以来，西学东渐，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受到重视，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消息价值。东方出版社有鉴于此，计划编印了套能反映民国时代学术成果的系列文丛，搜集这段时期文史哲名著，汇为“典籍文库”，以简体字排印。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东方出版社的编辑部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并邀序于予，于是略述民国时期学术的价值，作为序言。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一

小时四五岁起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四书》、《五经》每天必读，虽然并不怎么懂，但毫无疑问，从小以来便培植下了古代研究的基础。

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

在《庄子》之后，我读过《道德经》、《墨子》、《管子》、《韩非子》。对于《墨子》我从前也曾讴歌过他，认为他是任侠之源。《墨经》中的关于形学和光学的一些文句，我也很知道费些心思去考察它们，就和当时对于科学思想仅具一知半解的学者们的通习一样，隐隐引以为夸耀，觉得声光电化之学在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有过的了。

十七八岁时做过一些诸子的抄录，把警粹的文句摘取下来，目的自然是在供给做文章时可以运用的辞藻(五年前我曾经回过我峨眉山下的老家，发现了这样的抄本，现今我还把它保存着)。

这些虽然说不上是研究，但也总可以说是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的受胎时期了。

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尤其在1913年出国，到日本去留学之后，便差不多完全和旧式教育甚至线装书都脱离了。

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学生时代完结(1923)，中国大革命的浪头逐渐高涨，解放祖国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使命，1926年我便参加了北伐。不幸仅仅一年多，我又不能不向日本去度亡命生活了。

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了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

在1934年与1935年之内，我写了些关于屈原的研究和一篇《老聃．关尹．环渊》，还有是用日本文写的《周易之制作时代》和《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日本文原名为《天之思想》)。这后两篇由我自己译成了中文，曾经有单行本问世，现在我已经把它们收在《青铜时代》里面去了。

1937年我写过一篇《驳“说儒”》，是反驳胡适的《说儒》而作，原名为《质问胡适》，曾在钱亦石兄所主编的《中华公论》上发表过。发表当时，适值卢沟桥事变与八一三战役的爆发，时代的大波澜把它湮没了，未曾获得世人的注意。往年我曾经把它收进《蒲剑集》，新近我也把它收进《青铜时代》里面去了。  

卢沟桥事变使我结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回到祖国，接着便忙 于抗战的宣传，把学术研究工作便又完全中断了。

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然而时代毕竟善于调侃，回国以来转瞬八年，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使我走起回头路来。

我写了六种历史剧，写作的经过，我在每一个剧本的后记里面都有详细的叙录，不必在这儿重提。我在这儿很想把两个学术论集——《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的各篇的写作过程叙述一下。上面所提过的在日本写出的几篇，因为当时的日记已被丢在日本，写作的记忆已经模糊，我可以不用再缕述了。

回国以来担任了将近三年的宣传工作，后来又被改任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五年来的“文化工作”最近告了结束，我这两个集子也不先不后适在这时完成，倒也是值得纪念的事。但我也须得多谢文工会的一些朋友们，是他们没有让我过问会内的杂务，使我得集中精力读书。又因为每星期的纪念周须得有工作可以报告，我便把朋友们作为对象，火迫地赶写了一些文字出来以供报告的资料。看是凑巧，今天我的工作刚好告了一个段落，而文工会也被迫解散了。多年朝夕共处的朋友们要向四方分散，这一事，实在不免使我增加回忆。

同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大概是不能不感受同一风气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兴趣，不仅在我一个人重新抬起了头来，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不断地有鸿篇巨制出现。这些朋友们的努力对于我不用说又是一番鼓励。我们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而我们的见解或所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我不否认我也是受了刺激。我的近两三年来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

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

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

说陈腐了的一句老话：人生如登山。今天这句话对于我却有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而比较轻快的是我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

虽然也有人说我已经老了，但我自幸还没有那样的自觉。再能活多少年辰我不知道，我也无须乎知道。我能再活多少年，我就要再学多少年。我的学习的兴趣并没有减衰，不要让它减衰，无疑也就是我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以下让我根据我的日记，追述我这两三年来的研究经过。

               二

起初是1943年的7月尾上，于怀兄要我为《群众杂志》写文章，我答应写一篇关于《墨子》的东西。那年有所谓“热气团”通过重庆，我从7月26日起便中暑发烧，一直到29日正午“热气团”过了，我的烧才退了。30日挈眷下乡，移住赖家桥。这是每年的惯例，就像候鸟一样，冬天冷的时候住城，夏天热的时候下乡。

赖家桥在成渝公路上，离城四十多公里。桥东不远的公路旁边有一家相当宽敞的农家院子，做了四年半的文工会的在乡地点。就在这院子里面，我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具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开了一些窗眼，围了一圈篱栅，也就自成了一个小小的院落，我就住在这儿。

这院子我相当喜欢，特别是门边的一株大白果树最使我留恋。白果树在重庆附近是不容易见到的，而那株树子特别高大，论年龄总当得在百年以上了。夏天，它是我一位无言的伴侣，树如有知，至少我一半的甘苦它应该是知道的。

下乡的第二天，7月31日的日记上，这样写着：“读方授楚《墨学源流》，仍在梁(启超)、胡(适)余波推荡中，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杜老以为最平允者，其实际不过如此”。杜老是杜守素兄，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兼三厅以来的老同事，他是墨学研究的专家，而且是相当崇拜墨子的人。只有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不十分一致。他的生活很艰苦，我们有时戏称他为“墨者杜老”。

墨子，我在前面说过，我在小时也曾经崇拜过他，认他为任侠的祖宗，觉得他是很平民的、很科学的。那时的见解和时贤并没有两样。但约略20年前我的看法便改变了。我认为他纯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场的人。前后看法的完全相反，在我是有我的客观根据的，我并没有什么“偏恶”或“偏爱”的念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我并没有把他们孤立起来，用主观的见解去任意加以解释。

继续温习了几天的《墨子》，在8月4日的日记里写着“开始草《墨子的思想》得十页”这么一句。五日依然写着“草《墨子的思想》”。六日写着“将《墨子的思想》交人录副”。

《墨子的思想》是我这次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就这样费了两天工夫把它写成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对于吴起的同情。吴起本是儒家，由魏人楚，辅助悼王变法，不幸遭了贵族们的反对。在悼王死时，他便被一些反动的贵族们射杀了。在这贵族中有一位阳城君，而他的老师却是墨家巨子孟胜。在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因此在8月12日的日记里面记着这样的话：

“对吴起发生兴趣，将《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  抄出。读《吴子》，乃伪托。《艺文志．兵权谋类》本有‘《吴  起》四十八篇’，但今传本仅《图国》、《料敌》、《治兵》、《诠  将》、《应变》、《励士》六篇，大率托为吴起与魏文、武二侯  之问答，毫无精义。《治兵篇》中竟有‘左青龙，右白虎，前  朱雀，后玄武’之语，妄甚。殊感失望。”

酝酿了一个星期，我在20日便“开始写吴起”。

 21日的日记又这样写着：

“晨起极早，天尚未明，乃于菜油灯下续草《述吴起》。  时复出步中庭，月正当天，颇为明朗。早饭后复就寝移  时，始解去困倦。将《论语》温习一遍，看孔子对于军事与  政治之主张。‘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等，  应即吴子思想之渊源。续写《述吴起》，至午后四时顷完  成。稿约一万二千字。”  

这以后有几天工夫专门研究建安文学，到27日又“查《史》、《汉》，获得若干资料，拟写《秦汉之际儒者参加革命之史实》”。这，仍然是《墨子》研究的补充，因为时贤有的主张墨家曾参加陈涉、吴广的农民革命，陈、吴失败，故墨家因而灭亡。但考之史籍，毫无迹象可寻。反而是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革命的人物，而以儒者为最多。

 28日“开始草《秦楚之际的儒者》”。

 29日“续草《秦楚之际的儒者》。午后草成，得十五页，七千字。此为意外之一收获”。

就在写完《秦楚之际的儒者》的同一天晚上，我的兴趣又被吸引到了音乐问题上面去了。因为儒、墨之间所争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音乐，我须得彻底根究一下儒家方面对于音乐的见解究竟是怎样，因而公孙尼子的《乐记》便上了我的研究日程。

研究《乐记》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我曾经参考着《史记．乐书》、《荀子。乐论》及其他有关文献，把《乐记》按照着刘向《别录》的原有次第加以整理，整个钞录了一遍。一切准备工作停当了。9月4日“夜，开始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第二天也就把它完成了。

9月7日的清早，我到金刚村去访问杜老，他依然辛勤地在研究着墨子。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诸子系年》，便向他借阅。这书我是早就闻名的，但还没有看过它的内容。翻到了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作者的意见和我所见的完全相反。他认为《乐记》是抄袭《荀子》、《吕览》、《毛诗》等书而成的东西，因而他断定公孙尼子为荀子的门人。我感觉着这样的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

8日“夜，临睡前，草《公孙尼子追记》千余文，驳钱穆之说。冰藕一大碗，立群恐其久留变味，乃啖食之几尽。”              ... ...                             

               六

凡本文中所述及的一连串的研究，我本来是想把它们集合成为一部书，分为前编和后编的。但为出版上的便宜起见，把它们分成了两部：《青铜时代》是原拟的前编，《十批判书》是后编。  为使《青铜时代》的名称更有所凭借，我在2月8日赶着起草了一篇《青铜器时代》，是在2月10日草成的。这本是我十几年来研究青铜器所得的结论。腹稿构成了多年，在最近一两年间我曾作过几次的演讲，现在率性把它写了出来。这是错综在《前期法家的批判》写作期中的一个副产物。

在这儿，我不妨把两个集子的内容整个地撮录在下边：

一、《青铜时代》：

(1)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2)《周易》之制作时代，

(3)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4)驳《说儒》，

(5)墨子的思想，

(6)公孙龙子与其音乐理论，

(7)述吴起，

(8)老聃、关尹、环渊，

(9)宋研、尹文遗著考，

(10)《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

(11)秦楚之际的儒者，

(12)青铜器时代。

二、《十批判书》：

(1)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2)孔墨的批判，

(3)儒家八派的批判，

(4)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

(5)庄子的批判，

(6)荀子的批判，

(7)名辩思潮的批判。

(8)前期法家的批判，

(9)韩非子的批判，

(10)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合共22篇，除掉4篇是旧作之外，其余都是最近两年写的，而大多数是写在赖家桥的白果树下。假使这两个集子有合印成一部的机会，应该恢复我原来的命名：《先秦学说述林》，或者称为《白果树下书》也还别致。

在这里把古代社会的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算整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依我原先的计划本来还想写到艺术形态上的反映，论到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的情形，或因已有论列，或因资料不够，便决计不必再添蛇足了。已有论列的如文学，有我的《屈原研究》。那是有单行本行世的。

音乐，我曾经写过一篇《隋代音乐家万宝常》，虽是属于后代的事，但其中也涉历到了古代。古代的音乐，我感觉着我们所固有的东西非常简单，卜辞及金文中所见到的乐器，只有钟、鼓、磬、签等类。音阶在古只有宫、商、角、徵、羽的五音，其起源还不知道。琴瑟是西周末年由国外传来的新乐器，三《颂》中祭神乐器无琴瑟，《风》、《雅》中虽见琴瑟的使用，却是用于燕乐男女之私，足见这类乐器传统不古，没有资格供奉宗庙鬼神，也就如一直到今天二胡琵琶都还不能进文庙的一样。十二律也是春秋时代由国外输入的，有了它的输入才使五音或七音成为了相对的音符。但这些乐器和乐律的来源，我也还没有得到更确切的阐明，只好等待对于这一方面感觉兴趣的人去继续从事发掘了。

绘画、雕塑，资料不多。一部分可由象形文字上去追求，一部分可得诸青铜器的花纹形制。关于后者，我在《青铜器时代》一文中略略有所叙述。这是应该作为专书研讨的，而且没有插图是不容易说明的事。这些，自然也只好留待研究美术史的专家了。

月来我不断地思念着那株白果树。它的叶盖已经是青翠成云的时候了。假使是在往年，我又是快要作下乡准备的时候，但我现在却十分地踌躇，往年的朋友们已经散了，白果树的无言会给我难堪的忍受。我倒愿意就和我对于古代研究告别的一样，永远和它告别。              

                 (1945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