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可称作“梁启超的思想史”。由于梁的思想一生均随时而更新，故他的思想变化实是1890～1930年四十年中国思想史的缩影。但他身后的历史表明：拒绝这位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教导，正是20世纪中国社会大起大落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于21世纪初给这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立传，就是从他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透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本质。本书还附赠了谭嗣同一生的伟大历程。非常值得珍藏。

《梁启超评传》亦可称作“梁启超的思想史”。由于梁的思想一生均随时而更新，故他的思想变化实是1890～1930年四十年中国思想史的缩影。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变易思想，将这位农家子弟带进了注定要失败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之中；亡命日本后，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人本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考察，使他认同的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中西学“结婚”的方式，造就一种民族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用以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故有“新民之父”之誉。其后，因主张“政体进化”而与“国体革命论者”发生冲突；又主张通过奖励生产的道路渐进地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遭到民生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共同声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当一代青年高举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之时，他却一改往日之面目，竞要人们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来拯救被科学“异化”了的或可能“被异化”的世界。他一生均“不合时宜”，但他身后的历史表明：拒绝这位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教导，正是20世纪中国社会大起大落曲折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于21世纪初给这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立传，就是从他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透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本质。

谭嗣同是一位“遍遭纲伦之厄”的世家公子，自幼深爱船山天人、道器之学，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败局的刺激下，神速地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他主张，中国惟“尽变西法”方能新生，而每一个中国人，只有以仁爱之精神，贯通儒、佛、耶三教，力挽狂澜而救世，才能真正进入“大同世界”。“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殉道精神是这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家的典型写照。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匡亚明(1)

第一章 青少年梁启超的成长之路/(3)

第二章 梁启超“民主主义”思想的孕育和形成/(38)

第三章 梁启超对西方近代自由观的认同/(84)

第四章 “新民说”：重建中华民族之魂/(118)

第五章 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158)

第六章 第三次中西文化“对话”的先觉者/(196)

第七章 行铸“小康”、神往“大同”的社会主义论辩家…(228)

第八章 墨学研究：建立与唯科学主义争胜的学术基地/(258)

第九章 影响不在江河而在大海的“现代新儒学”的倡导者/(289)

第十章 以“科学”立教、以“无我”铸造人生的佛学研究/(320)

第十一章 一生之魂融于史的历史哲学家/(361)

第十二章 清代学术精神的积极承继人/(398)

附：

谭嗣同评传

第一章 短暂而光辉的一生/(441)

第二章 “尽变西法”：谭嗣同政治、经济与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500)

第三章 仁通三教：对“大同”理想的形而上的理论建构/(539)

第四章 谭嗣同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者/(573)

附录/(599)

索引/(609)

后叙/(632)

进入本民族思想史的门票不是随意发放的。胸无大志，一心想用祖宗的墨汁养肥自己肚皮的学界食客，固然会被拒之门外；那些专门为旧制度的利益向普通民众贩卖“蒙汗药”的理论界、思想界的掮客，也是注定与思想史无缘的。思想家当然不是光芒四射的太阳，但只有那些以自己的智慧乃至生命拨开乌云而让亿万人民看到新世纪曙光的人，才能走入思想孛的六门

梁启超是一位属于整个20世纪①，且有着鲜明思想特质的思想家。作为一位思想家，其人生是以他理解了该时代的历史精神以及将此精神化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为标志的。在1890年认识康有为之前，乃至1895年人北京，参与强学书堂的建立之前，梁启超显然不具备这两个最根本的条件。但是，他少年、青年的学习生活却是孕育这位思想家的肥沃土壤，而且，在这块土壤里，充满了一连串的偶然因素。试想：如果不是在17岁时于广州乡试中举，由主考官内阁学士李端菜聘为妹婿，其后数年“饮食教诲”，引京城名流与之结识；或者，如果不是在1896年被黄遵宪、汪康年聘为《时务报》主笔，他终不过岭南一才子而已，哪有什么“上自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再者，如果他不是在1890年由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追随他研习今文经学，鼓吹托古改制，宣传维新变法，即使他中了进士，亦不过是一位生前荣耀而身后无名的儒士罢了，怎会有“时人并称康、梁”之事。本章从人所共知的事实出发，对其家教、师教以及万木草堂的学习环境进行历史考察，看梁启超是如何在众多的偶然机会中，一步步逼向“时代的主题”，在历史转变关头的前夕，跟着康有为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开始承担起历史的重任的。这种“寻根”研究，对于认识梁启超一生的思想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P3-4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fL-T-I；．；,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④，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人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1960—1965)，梁启超是作为反面教员的身份出现的。他不仅是位保皇党首，同时还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攻击共产党而声名狼藉。改革开放后，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正面肯定，康有为、梁启超的名誉也有所恢复，但我对梁启超仍停留在“抽象的”认识上；真正地在学问上与他打交道，是1990年进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之后的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要求我对“评传”的书稿在审稿人、分管副主编审稿的基础上进行“拾遗补阙”的工作，而当我读到杨俊光先生的《惠施公孙龙评传》和邢兆良先生的《墨子评传》以及其他书稿时，才逐步地认识到梁启超这位政治家对先秦名学、墨子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都有很精深的研究。那时，我卖来12大本的《饮冰室合集》，核对杨著、邢书和其他“评传”的引文，无意间却发现了我与梁先生在社会主义的观念上竟然大致相合。他在1921年初发表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宣称：“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日：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①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不顾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是无法巩固的，同时也不可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际的好处。1980年我与孙辉共同撰写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不也是宣传了这一观点吗!这样，我便对梁启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甚至认为：在我这个小人物与他这位大人物之间，不仅心灵相通，同时亦“同病相怜”：他在1926年54岁时因肾病而切除了右肾，而我在1991年3月51岁时也将右肾切除!匡老同意我来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莫非是在冥冥之中，由命运安排我来承继他未竞的事业，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这样，在1994年我54岁时就正式接下了撰写《梁启超评传》的任务。十多年来，我总是结合着“评传”的阅稿、访问各地作者以及教学工作，从事梁启超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开始是写单篇论文，继而撰写《梁启超和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现在终于完成了《梁启超评传》的撰写和校对的任务，将我对梁启超以及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认识打了一个“结”。

或问：小子之言与先哲时贤有无不同者?答日：无故意标新立异者，却有因时、因地、因作者之性而与他人有异者也。我生在赤贫之家，在共产党解救以及长期教育和培养之下，才成为一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学教师，因而，自1980年与孙辉合写《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自觉地进入“著作者之林”以来，我便把“为百姓争平等、为国家求富强、为社会主正义、为‘马列’谱华章”作为治学的出发点，并以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和自己心头的困惑作为突破口，努力向未知的领域进发。有以考实辨析原本、阐发研究对象的原义为学问者，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虽然十分可贵，但与我的性格不合；也有跟从风气而玩学问者，这种人云亦云、专门排泄思想和文化垃圾，只求眼前的口福而到头来空空如也的人，连自己都觉得难见江东父老，我怎能与之为伍呢!自记事以来，儿时的苦难、新中国的成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城乡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运动，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历历在目，由这些切身经历所培育起来的思想与情怀，在我研究梁启超的时候，怎能不与他相激、相荡、相因、相成，而形成时而激昂、时而婉约的思想之流呢!更何况，梁启超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笔锋常有惊雷滚动，与他相激，常常是夜不安寐、日不甘食。

如果仅仅从理性上来看梁启超，随时而更新的他，其思想变化实是1890年一1930年40所中国思想史之缩影。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和变易思想将这位农家子弟带进了注定要失败的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之中；亡命日本后，基于对西方自由思想“人本的”、现实的和历史的考察，让他认同了近代西方的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中西学“结婚”的方式，造就一种民族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用以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故有“新民之父”之誉。其后，因主张“政体进化”而与“国体革命论者”发生冲突；又因主张通过奖励生产的道路渐进地迈向社会主义的目标而遭到民生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的共同声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后，当一代青年高举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打倒“孔家店”、声讨“玄学鬼”之时，他却一改往日之面目，竞要人们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特别是佛家、儒家与道家的学术，来拯救被万能的科学“异化了”的或可能“被异化”的世界，以便让人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至公、至大、至诚、至乐的精神境界。哦!现在看来，这些思想似乎不应该被全然否定。但是，当时光回到1905年孙中山举起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以及回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举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其后举时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之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压在“三座大山”最低层的劳苦大众，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生活，怎能不紧跟着孙中山以及共产党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推倒旧世界、翻身求解放呢。这层含义，如果用理论家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打碎数千来年硕大无比的、盘根错节的、“超稳定结构”的、失去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以及要赶走争先恐后地将中国变成自己掠夺对象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争得民族解放，必须经过残酷的、长久的、反复的、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暴力才能完成。前不久，我读到几位历史学家的文章，提醒人们不能对这一革命过程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此，我十分赞成。我确实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死无葬身之地的我，其尸骨早被野狐嚼尽了，哪还会挂着大学教授的头衔，人模人样的生活在世上呢!

不过，我要补充的，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半个世纪同样是“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同样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1956年之后的中国仍然按照上半世纪历史的惯性，以激进的方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以激进的方式打倒不同意见者，分别将他们称为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修主义的苗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等、等等，统统打翻之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当作“封资修”，而统统被扔进垃圾堆，从而使怀疑主义、破坏主义、打倒一切的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横行无阻。政治混乱、经济凋弊、人心大坏，这是我们每个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是无法忘记的；在这些运动中，我本人也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经历过盲从、积极参加、动摇怀疑、逍遥疏远、消极抵制的复杂过程，因而，更是不会忘记的。而正当中华民族处在万分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自我革命”。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开始了“拨乱返正”的历史过程。

“拨乱返正”就是重新“反刍”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在相对的“回复”中开掘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转折啊。而这一转折过程，同时是长久的和曲折的。记得在邓小平同志刚刚提出这一口号时，有人查出它出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孔子在谈为何作《春秋》时说：“拨乱世、返诸正，莫近诸《春秋》。”①这个“辞源”，把一些胆小鬼吓得丧魂落魄：邓小平莫非真是走资派?而另外一些站在极左的立场上不能自拔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真地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返正”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视为“开倒车”的复辟运动，随着包产到户、引进外资、改革开放运动的全面展开，他们心灵深处的憎恶和恐惧与日俱增。这也是历史啊，我在理论界、学术界的老师们、同事们和青年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能对这50年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而当我们将这一百年曲折发展的历史作一个总体的回顾后，再来研究梁启超的上述思想过程，便可发现，当初被我们扔进垃圾堆里的梁启超及其思想学术成果，对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极大的启迪意义。如果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必须靠革命的暴力方能打碎的话，那么，无论是“反制”激进主义的历史惯性，以保育方式医治“革命”的后遗症，还是以稳健的步伐建造新的社会主义的巍峨大厦，我们都可以在他那里获得有益的教诲。本《后叙》无须重复全书的内容。我只强调一点：梁启超是一位改良主义者，而不一位守旧主义者，更不是开历史倒车的人，他终生都以自己的心血和智慧教导人们向着民主、富强、文明和公正的方向前进。他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提高全民公德水平和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以此构建起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然而，这个民主主义绝不是一个空壳，而是以法制为基础，以每位社会成员充分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生气勃勃的政治制度。他反对超阶段的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和奖励生产，并且鼓励以“劳资合作”的方式，逐步建立起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个社会主义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物质财富相对丰富①为基础，无贫富悬殊、“人人均安与和谐”的经济制度。他多次宣称：“吾不患西学之传人而患中学之将亡”，因而在其前期将先秦诸子学作为通向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坚实桥梁，后期则更提倡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来拯救被物欲俘虏了的心灵；然而，他始终怀着开放的心态，将西方各种学说介绍给国人，冀希在中西学的相互交融中，建立和发展以“至性主义”即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文化上多元主义。他不是一位宗教徒，特别反对奴化主义和各种迷信邪说，但他同时坚信，在人们物质及社会生活之外，应该有一片只属于“人类自己”的伊甸园或涅榘圣地，因而，始终怀着强烈的宗教情怀，且以现代进化论重新解释佛学、儒学、墨学、道家学说，努力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建立起一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至公、至大、至诚、至乐的人间乐园。当我们重新请出这位思想家的时候，万万不能离开他为之大声疾呼、为之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终生、为之梦绕魂牵的伟大目标啊!梁启超博大精深的学问，无疑是让人仰慕不已的崇山峻岭，而我的书只是从这崇山峻岭中流出的一条河流而已。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他的信徒。不。说到底，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之时，是吸收了那个时代世界文明最优秀成果的话，那么，它每前进一步，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激、相荡、相因、相成，而开辟自己发展的新局面。今天，我正是以此胸怀评论和吸纳梁启超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以敬献给我所热爱的广大读者。

在这里，我还要顺便说一下《谭嗣同评传》。谭嗣同是一位“遍遭纲伦之厄”的世家公子，自幼深爱船山天人、道器之学，在中日甲午战争惨遭败局的刺激下，神速地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他主张，中国惟“尽变西法”方能新生，而每一个中国人，只有以仁爱之精神，贯通儒、佛、耶三教，力挽狂澜而救世，才能真正进人“大同世界”。“百日维新”失败后，其殉道精神是这位“典型”的改良主义政治家的真实写照。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我同样怀有极大的尊敬。由于原作者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百事缠身，无法完成撰写任务，于是他就将自己发表过的两三篇论谭文章交给我，让我转交给后来的作者作为参考。我请了青年朋友何卫东同志来承担撰写任务，黄文为他研究谭嗣同提供了预备知识，而一旦进入谭嗣同的研究后，他便在李喜所、徐义君、周振甫、张灏、王樾等先生以及我本人观点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思路，独自完成了写作任务；书稿经过审稿人提出意见后又由我来修改定稿，现已难以分清哪些是黄先生的痕迹了。但无论如何，何卫东和我都要表达对他的敬意。

其实，我应该表示感谢的人有很多很多。我对梁启超的研究，深受马洪林、李喜所、董方奎、耿云志、张朋园、张灏、列文森、狭间直树等大家的影响；丁文江、赵丰田、李国俊、李兴华诸先生的梁氏年谱或著作谱系，同样给我极大的帮助。我对他们成果的引用，已随文一一列出，现公开致谢。也感谢弥补我佛学知识欠缺的洪修平教授、黄先炳博士和傅新毅博士，感谢弥补我经学知识缺欠的申屠炉明博士，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书无论如何都不能以此面貌与读者见面。还感谢我的中学老师张玉芝先生、大学老师李华钰先生等前辈，他们的关怀和教导，是我成长的重要条件。最后，更感谢我的妻子、儿子、孙子，他们给予我的天伦之乐，是医治我日益衰老和疲惫身心的灵丹妙药。

著述不存名山心①，

祈望来者有知音。

斗转参横②春神州，

可念长夜写书人。

蒋广学2005年5月6日于雕胡村神会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