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法律体系完全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即使是在今天，通过模仿和借鉴来发展法律仍然是中国法律建设的主要途径。然而，法律移植从来都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事业。当今这个法律系统存在着诸多的弊病。本书汇集了众多法律名家关于这些著有见识的论文，深入分析了这些弊病，并提出了可行建议，对于当今的法治建设大有裨益。

司法的正义经常被称为矫正的正义，在现代社会里面，它往往还是人们获得正义的最后手段。然则，司法的正义如何实现?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提出的答案基本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界定司法的职能，使与立法和行政相区别，以确立其独立地位；另一方面是规定极为细密的程序，以保证诉讼当事人的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和考虑。在这些方面，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上有些颇具特色的安排值得注意。其中一项是诉讼法上的审判监督程序，另一项是地方各级人大对于法院的个案监督。

严格说来，前一种制度并非中国所独有，但其中同一案件一审再审、几无止境的情形却算得上举世无双。至于后一种制度，作为一种解决当下特定问题的实践产物，其本土渊源更为显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司法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这两种制度不仅成为学者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也成为实务者推进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本辑“主题研讨”也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来。自然，这不能算是新话题，本辑“主题研讨”之新在其讨论问题的方式：它不再满足于基本是印象式的讨论，而是把学理的讨论建立在尽可能扎实的经验基础之上。这也正是本刊所提倡的做法。

裴文睿教授的文章根据一项涉及六个省份的数十个案例的调查的结果，对现行的审判监督制度和个案监督实践(他统称之为“个案监督”)做了一个综合分析。这篇文章仔细考察了支持和反对个案监督的各种观点，并且针对调查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简单地主张司法独立，而是把个案监督问题放在司法独立和司法责任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认为应该在这二者之间以及公正与效率、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作者认为，建立法治没有单一的道路。中国的改革者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法律学者和外国顾问的意见来进行改革，寻找适合于中国的法治模式。

“主题研讨”栏目的第二篇文章出自一位参与上述调查的全国人大官员之手，因此很自然，这篇文章完全集中于对个案监督问题的讨论。基于同一批调查材料和其个人经验，作者追溯了个案监督的缘起，描述了个案监督在各地的主要实践方式，评估了个案监督的成效，讨论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注意的方法和原则。作者在结论部分表示，在现有社会背景下，个案监督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长远看，司法公正必须靠司法制度本身的完善来实现。而当这一天来临之时，个案监督就将退出历史。

与前两篇文章相比较，“主题研讨”的最后一篇文章更具理论性。尽管仍然是讨论个案监督问题，文章的两位作者却试图更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共和政体的层面来加以思考。在两位作者看来，个案监督所引出的问题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如何遏制司法腐败，而是立法和司法两个国家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职是之故，这个问题只有在宪法的架构下才可以得到清楚的观照和恰当的处理。文章把个案监督区分为“案件监督”和“行为监督”，认为只有后者才是人大依据宪法应当关注的范围。在这样做的时候，作者实际上是在提出一种新的宪法解释，而其解释的尺度正是共和政体的原则。

本辑“论文”的前两篇都与司法问题有关。季卫东教授的文章从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入手对中国式司法做了一个理论上的检讨，揭示出某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法律现象背后的特殊运作机制，进而提出了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何美欢教授讨论在中国法学院讲授普通法的理由，同样是基于当下中国司法实践的特点。两位作者都指出，与一般关于中国法院的角色的简单判定相反，中国的法院实际上拥有重要的造法功能。基于这一认识，两位作者分别看到了学习、借鉴和创造性运用西方经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当然，无论如何改进司法制度，人们都无法改变法律的不完备性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如何有效地分配立法权和执法权就成为一个法律治理中至关紧要的问题。

继提出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之后，皮斯托和许成钢两位教授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他们在本辑中撰写的文章仍然是围绕这一主题，试图用法律不完备原理对现代所谓监管式国家的兴起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分析。作者比较了不同法律体系中不同国家应对类似问题的各种策略，并从中引出若干一般性的结论。

“论文”栏的最后一篇文章试图处理一个重大然而棘手的现实问题，即所谓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借助于不同的语言，这个问题业已在道德和政治层面激起了许多激烈论辩。本文的三位作者认为，“原罪”问题见于各个不成熟的市场发展过程中，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因此，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仍须从制度入手。具体地说，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基础设施，才可能从制度上消除产生“原罪”的社会根源。本文作者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试图在理论上区分通常被归在“原罪”范畴下的不同情况，进而提出处理不同情况的不同原则。有趣的是，作者们针对中国现实提出的改革建议，也包括对普通法经验尤其是其中司法传统的学习。

就其整体而言，中国的现代法律体系完全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即使是在今天，通过模仿和借鉴来发展法律仍然是中国法律建设的主要途径。然而，法律移植从来都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事业。要了解这一点，读一读郭丹青教授的评论文章是有益的。“评论”栏的另一篇文章也涉及比较，且同样具有警醒作用。秦晖教授对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改革的比较分析，清理了一些流行但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对于这些问题，读者们或许各有其看法，但是无论我们的意见是什么，大家在下面这一点上应当没有分歧，那就是，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以来(甚至也是百年来)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如何应对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乃是一个需要严肃认真地思考的问题。

                     编者

                 2004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