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我国的文物大省，号称中国古代建筑的实物宝库。本书作者从佛教文化与寺庙建筑、乡土文化与乡土建筑以及商贾文化与晋商建筑三个方面，详细研究和考察了山西传统建筑的布局、空间、类型和形态特征。研究过程中作者对传统建筑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测绘并收集了丰富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构图技巧和设计方法。可使读者从中获得启示和借鉴。

序言

第一篇 佛教文化与寺庙建筑——五台山寺庙建筑的布局及其空间形态分析 1

 第一章 五台山寺庙建筑概述 3

 第二章 五台山寺庙建筑的平面布局及佛殿类型 17

 第三章 五台山寺庙建筑的群体布局分析 28

 第四章 五台山寺庙建筑的空间营造和景观组织 48

 第五章 从五台山寺庙建筑看山岳风景名胜区旅游建筑的设计问题 81

第二篇 乡土文化与乡土建筑——阳城上庄村聚落及民居形态分析 89

第一章 绪论 91

第二章 阳城上庄村背景资料分析 98

第三章 阳城上庄村聚落形态存在特征分析 108

第四章 阳城上庄村民居形态特征分析 137

第五章 阳城上庄村聚落形态的保护与更新要点分析 167

第六章 结语 172

第三篇 商贾文化与晋商建筑——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的空间组成及技术经验分析 177

第一章 绪论 179

第二章 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的背景资料分析 189

第三章 王家大院的群体布局特色 195

第四章 王家大院的空间组织 206

第五章 王家大院的建筑装饰 241

第六章 王家大院的技术经验浅析 259

后记 272

五台山佛寺的发展和佛教圣地的形成

北魏孝文帝时期五台山已建有佛光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和碧山寺等一批寺庙，五台山佛教开始兴盛。

到北齐时，五台山已有寺庙200余所。北齐诸帝曾以八州之税供其所需。因此说，北朝时期是五台山佛教的第一个兴盛时期。屡经修建而传承至今的一些寺庙，如公主寺、灵峰寺、古竹林、寿宁寺、秘魔岩、金刚窟等，都建造于这个时期。

隋唐时期是五台山佛教的黄金时代，是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关键时期。史载，唐朝时候五台山有“大寺三百六，兰若无其数”、“万圣朝五台，祖师创宗派”、“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五台山成了中国佛教的“首府”，成为与印度灵鹫山角立相望的“灵山圣境”。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缅甸、越南、日本、韩国的僧人纷纷至五台山进行佛教文化交流，五台山又成了“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于是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华严思想、建筑造像、五会念佛等佛教文化艺术传到了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文殊信仰成了东方各民族佛教徒的共同信仰。

此后，随着宗教势力逐渐衰微，五台山寺庙建筑也相应地缩小。

入宋之后，藏传佛教希解派传人五台山，时有寺庙72座。元初世祖帝师、萨迦派五祖八思巴至五台山，写下颂扬文殊菩萨的五首赞歌。之后相继有胆巴、意希仁钦都至五台山。胆巴国师首倡在五台山为藏传佛教建立寺庙。元代诸帝也为其在五台山大规模地建立寺塔，救赐田产遂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兴起，五台山成了汉地惟一的“汉藏佛教圣地”。从此，五台山就成了“中国佛教的缩影”。

明清时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又一个兴盛时期。永乐十二年，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到五台山为黄教创建了5座寺庙，使黄教在五台山传布兴起。从此五台山形成了青、黄两庙并存的格局。万历年间，释智光等一百二十三名高僧大德和宰官同僚于狮子窝创立十方净土禅院，这又使五台山成了子孙庙和十方庙共存的形式。此时五台山台内有寺68座、台外有寺36座，总计104座。

入清之后，清代诸帝扶植黄教，优礼黄教领袖至五台山传教弘法。康熙二十二年将台内10座青庙改为黄庙，连和尚也改为喇嘛。康熙三十三年台内有寺64所，台外有寺36所，总计100所。雍正年间五台山有黄庙26座，仅菩萨顶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时竟达3000余人。

民国年间五台山有寺122处，其中黄庙25处，青庙97处。

五台山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扶植。而封建王朝是否大力支持，则取决于维护其统治的政治需要。所以，五台山佛教始终是在封建政治的巨大影响下发展和变迁，五台山寺庙建筑也随着它潮起潮落。P10-11

拟定“山西传统建筑文化散论”这个题目，着实花了我不少的心思。

众所周知，山西是中国的文物大省，号称中国古代建筑的实物宝库。但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建筑历史教育的高校教师——土生土长的山右老西儿，说起来却颇有些惭愧。去年夏天，我陪友人去五台山采风，去了台南的佛光寺和南禅寺，友人问我来过几次，我说包括这次总共来过一次。友人感到非常惊讶，看看他的表情，此君愕然的眼珠子大得快要挣脱眼眶，跳将出来了。

我不由得想起了21年前又一个炎热的夏季。

高考成绩下来了，还算比较理想。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简直有一种鲤鱼跳龙门般的高兴。别的同学还在犹豫不决时，我的高考志愿表早已一挥而就。不管是重点院校，还是非重点院校，我统统填写了建筑学专业。

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有一件事促成了我的决心。

童年时期，我的祖母——出生于当地较殷实人家的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经常给我讲邑人(我的同乡)——明代(嘉靖年间)的兵部尚书——霍冀的故事。故事是她的爷爷传给她的。故事的情节非常离谱，具有神话和戏剧般的色彩，听得我如醉如痴，简直到了百听不厌的程度。其中，记忆最深刻的是霍冀设计中阳楼的故事。当时的县官为了尽快求得政绩，决定在他所辖的孝义县建造一座名为“中阳楼”的市楼，却不知道此楼应该建成什么样的形象，所以整日为此劳神发愁，茶饭不思。这时，我的同乡霍冀——正在私塾读书的一位小学生，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急匆匆地跑到县衙，对县官说他知道中阳楼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县官起初并不相信霍冀所说的话，认为是儿童的戏言，对霍冀也冷冷淡淡，不闻不问。

当霍冀用本地的庄稼秸秆编制成中阳楼的立体形象，让县官过目，县官大喜过望，见人就说霍冀是文曲星下凡。在今天，究竟有无此事，早已无从考证，也并非十分重要，但却是我记忆中最早的、利用建筑模型指导建筑施工的事例。

如果用今天的话说霍冀是一位建筑师(当然他最终没有选择这个职业，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那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崇拜建筑师，喜欢从事建筑设计这个职业，于是我填写了这个专业。

这样来看，我的祖母便成了我职业生涯中最早的启蒙老师，虽然她早已作古，我却常常在梦中见到她，十分想念她。若不是儿时听了她为我讲的故事，或许我一辈子都与建筑行业无缘。

2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太原工业大学(现在的太原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主持的第一个项目是“杜康造酒遗址风景游览区”的规划设计。说是游览区规划，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杜康祠”的设计。这是一个仿古建筑设计，是毕业于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最不喜欢接手的项目之一。再加之自己的才疏学浅，基本功不扎实，这时的我既不像儿时的霍冀那样，嗖嗖几下就能制作建筑模型；也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唰唰几下就能妙笔生花，绘就蓝图；反倒成了县官那熊样，整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真正使我尝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滋味。

正当我倍感困惑时，我的院长——大学时期的专业课教师——王孝雄先生，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他让我莫焦急、慢慢来，反复对我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道理，我的焦躁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

他还高薪聘请了当时省城古建筑水平较高的谭宝华先生为我当设计顾问，排疑解惑。与此同时，让我率领设计小组成员去考查古建筑。我们去北京参观故宫、团城；去开封游览宋城、包公祠；去嵩山调查少林寺、中岳庙；去晋祠感悟圣母殿、文昌宫……。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学习，我初步掌握了中国古代建筑最一般的概念。虽然说是懵懵懂懂，现炒现卖，但总算是完成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作品。  在今天看来，“杜康祠”的设计并非是一个十分成熟的作品。

这是因为其山门取自晋祠的文昌宫；献殿取自开封的包公祠；正殿取自团城的承光阁……，简直成了一锅大烩菜。尽管如此，当时的报刊杂志仍然吹吹捧捧，颂颂扬扬，实在是令人汗颜。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我悄然地喜欢上中国的古代建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王先生是我的恩师，也是我专业上的引路人。由于劳累过度，他过早地离开了尘世，离开了他一生钟爱的建筑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1994年，也是一个夏日。

我通过了中国建筑历史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复试，师从高诊明先生。

高先生工作作风严谨，一生著述等身。她不仅专业基本功扎实，而且道德文章也做得十分漂亮，是我最敬仰的一位先生。

她始终认为“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读万卷书固然重要，而行万里路则更为重要”，且处处要求我注重古代建筑的实地考查和测绘。这个时期，在高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断断续续地开始了对山西传统建筑的研究工作。

当然，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经费困难暂且不说，工作中的冒险情况则时有发生。至今仍然令我一想起来就心悸不已的经历，是调查位于离石市西南15公里的安国寺。

该寺的构思十分精巧，凌空坐落于绝壁峭崖之上。在进行屋脊饰件的测绘时，我爬上了被冬雪覆盖的坡屋顶。正当我在凝神工作时，脚踩的筒瓦突然滑落，身体也很快失去平衡并沿着斜坡慢慢下滑。我又尝到了不知所措的滋味，想到屋顶下面是万丈深渊时，用“毛骨悚然，胆战心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并不为过。或许是我们的工作感动了观音菩萨，就在我快要摔下去时，渐渐地，我的身体又恢复了控制，慢慢地爬上了屋脊。

那次经历之后，我们先后调查了临县的黑龙庙、交城的玄中寺、汾阳的太符观、柳林的香严寺、灵丘的觉山寺、浑源的悬空寺、广灵的水神堂、阳高的云林寺、天镇的慈云寺、大同的观音堂、朔州的崇福寺、平遥的镇国寺、榆次的城隍庙、太谷的无边寺、介休的后土庙、太原的窦大夫祠、离石的风山道院……等近百个寺、观、祠、庙。在此基础上，高先生四处游说，克服重重困难，为我们争取到了“山西省寺、观、祠、庙传统建筑研究”这个科研项目。

我是高先生的开门弟子之一，她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经常给我讲起中国传统建筑研究的后继乏人，希望我能坚定意志并坚持下去。

可是我却常常泛起一种浮躁情绪。

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认为过去的东西总是过去的，于今于己没有多大用处；另一方面，那个时期，人们都在下海经商，许多同学都在忙着挣钱，而我也的确需要钱，此项工作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需要经常贴钱来干。况且我总觉得我不是为了建筑而建筑，而是为了生活而建筑；我不是为了把学问当作生活的目标，而是为了把学问当作生活的方式。有了这种心理的作祟，我产生了抵触情绪，工作上也总是拖拖拉拉，丢三落四。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计划彻底调查五台山寺庙的工作，从此也没有了下文。这便是我面对友人的诘问不得不尴尬万分的原因所在。

高先生或许没有察觉到我的变化，依然如故地与我谈思想、谈人生、谈学习、谈工作。现在每每想起由于自己思想的浮躁和手脚的笨拙，致使高先生无辜为我捏一把冷汗时，我的内心就会生出一种愧然之情。

4

1999年之后，我有幸成为硕士生导师。

俗话说：“行远道者，假于车马；济江海者，因于舟楫；求真知者，承于师恩”。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误人子弟，我处处以我的导师为楷模，尽量做到亲历亲为，争取把受之于先生们的知识再完整地传给我的弟子们。  或许是自己也成为人师的缘故，我现在非常理解高先生当时对我的种种要求。同样地，我也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的学生。

我坚持把中国传统建筑研究进行到底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我的研究方向是高先生留给我们的老底子——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与技术，重点研究山西省境内的传统建筑，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多数都在这个研究领域选题。山西地处内陆，文化积淀十分丰厚。上古神话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活动于山西南部。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至今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山西境内的古战场、古遗址、古墓葬、古祠庙、古寺观、古塔、石窟以及大量的晋商聚落等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计有35 000余处，规模之巨大，质量之上乘，在全国实属罕见。而且还有不少遗构堪称国内乃至世界之最。如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现存最大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叉柱造)佛塔——应县佛宫寺释迦塔(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等等。此外，晋祠圣母殿的鱼沼飞梁是国内现存的孤例，交城石壁山的玄中寺是佛教净土宗的肇始之地。所有这些，无不昭示着山西文化遗存的魅力所在。

与此同时，山西的文化分布也独具特色。

在晋北，以大同云岗石窟、五台山佛寺、恒山悬空寺、应县佛宫寺木塔为代表，形成了雁朔文化圈；在晋中，以太原晋祠、平遥古城、榆次老城、晋商聚落为代表，形成了晋汾文化圈；在晋南，以蒲县东岳庙、洪洞广胜寺、解州关帝庙、绛州衙署大堂为中心，形成了河东文化圈；在晋东南，以长治城隍庙、泽州青莲寺、平顺金灯寺、壶关真泽宫为代表，形成了上党文化圈。这些传统建筑由于它们所处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的迥异，其建筑形态的表现也是千姿百态的，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从建筑学的角度系统地对山西传统建筑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其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揭示传统人居环境建设的经验与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然而，由于受到特定地理条件的限制，山西传统建筑的分布非常分散，而且越是保存完好的，其分布的地区越是闭塞，其交通条件也越是不好。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往往是早上从一个村落出发，到达另一个村落时，太阳已经落山，我们只好吃住在老乡家，第二天再开始工作。运气不好时，途中遭遇拦路抢劫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其中的滋味，也只有同仁同道才可体会。

尽管如此，我和弟子们仍然表现出了唐僧取经的大无畏精神和乐观主义的情怀。夏季一个接着一个地来，课题一个接着一个地做，只是由于自己水平所限，内心常常有一种被掏空的失落感。

5

2005年的春夏交替之际，我萌生了写书的冲动，可是内心又充满着矛盾。

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不读书睡不着觉的坏毛病。我的床头到处是书，有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建筑的、宗教的、军事的……五花八门，狼藉一片。我在读书的过程中，不时滋生很多想法，一点一滴累积起来，便产生了写书的冲动。然而，这种冲动往往是稍纵即逝。这是因为对我而言，读书仿佛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模式，有时比写书、写论文更为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让别人称我为读书人，而不愿意被人称为作者或者是写书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认为我永远不具备“高”的素质。

这里所说的“高”是指立论高、水平高，当然也包括起点高和天赋高。  我的的确确不是一个具备高智商的人。上学时期，老师给同学们讲一个道理，别的同学一听就明白，我得反复琢磨两天才能达到似懂非懂的程度。就说写书吧，现在的学术界对书的要求愈来愈高，特别是对立论的要求更是高之又高。像我这样的人写出来的书，肯定是不具备这种水平的。

其次，我也不具备“大”的水平。

这里所说的“大”是指大手笔、大部头，当然也指鸿篇巨著。

这和我多年的工作经历有关。我在设计院工作时，别人都在抢着做规模巨大的项目，小则2万平方米，大则10万平方米；而我却总是分到一些规模小却又难啃的项目，诸如大门啦、仿古啦等等，总之是别人不屑一顾的项目。我确实不具备宏观统筹能力，总觉得规模太大的项目，我是难以胜任的。长此以往，我便养成了过分关注小地方、喜欢做小事的坏习惯，注定写不出大部头的著作来。

再次，我更不具备“全”的能力。这里所说的“全”当然是指周全完善了。

这些年来，我虽然对山西的传统建筑作了一些研究，但毕竟是只做到点点滴滴的程度而已，更不用说周全系统了。现在的学术专著不是“大系”就是“大全”，业已引领时代的潮流，而我的著作最多也只能算是些片段罢了。

综上所述，我对写书的敬畏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6

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经历着写与不写的煎熬。

突然想起有一种叫做“散文”的文学体裁，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式之一。我还想起上中学语文课的时候，只有听老师为我们念散文，才不至于打盹瞌睡。

不知道建筑界的同仁能否接受与借鉴。姑且按“能”来对待，于是有了开篇所述及的“散论”这个概念。我把三篇互不连贯的文章扎成一堆，集成一册。首篇是从寺庙的选址、布局及其空间形态的角度探讨了五台山的佛教建筑；第二篇是以阳城上庄村为例，对山西沁河流域的聚落与民居形态给予了关注；第三篇则是以灵石县静升镇王家大院为范例，对晋商传统聚落的空间组成和技术经验作了初步的探讨。作为一种尝试，我拟定了“山西传统建筑文化散论”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题目，但没有丝毫的欣慰与轻松，只好求助大家见仁见智了。

王金平

2005年5月

  中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广阔的地域上，古建筑遗存十分丰富。不仅有大量的寺观、祠庙、古城、商贾大院，还保留着许多古老的村落。

寺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佛教虽然来自印度，但是传入中国后，很快本土化，并与道教、儒教形成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寺庙建筑在全国各地的城镇、乡村或山林都分布很广，随处可见。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为佛教的“四大名山”。这些山川园林中的寺庙建筑既扮演着独特的宗教性质的角色，同时又成为风景区中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五台山寺庙的创建历史悠久，保存完整，类型丰富。寺庙建筑的选址与地形、地貌的有机结合，与周围建筑环境的协调统一，以及同当地风俗、风土人情、宗法观念相融合，都有其独特之处。五台山寺庙依托山体，其群体布局有的严谨，有的灵活，有的富有浪漫的田园色彩，有的如崇山峻岭般的雄浑，具有鲜明的特点。本书第一篇《佛教文化与寺庙建筑——五台山寺庙建筑的布局及其空间形态分析》，是作者在对五台山寺庙建筑的调研、测绘和大量相关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从寺庙建筑的组成和平面布局人手，依据大量的实物事例，对寺庙建筑的平面布局、群体布局和空间组织进行的深入探讨和研究，试图总结一些规律性的内容，提炼出一些构图技巧和设计方法，以及山地风景区人文景观的组织手法，俾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

然而，不论是寺观、祠庙，还是商贾大院，它们讲述的历史毕竟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太遥远，要了解普通百姓的居住历史，还是要到那些最平实的古村落中去寻找。没有下层民众的生活，只有上层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典章制度，这样的历史是不完整的；没有社会大众的民俗文化，只有李白、杜甫和佛经、典藏，这样的文化史是不完整的；同样的道理，没有乡土建筑，只有宫殿、庙宇、陵墓、府第的建筑史，只不过是半部建筑史而已。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朴实、最率直、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部分。然而，乡土建筑的价值远远没有被正确、充分地认识。我们的乡土建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被大规模地破坏着，须知道一种文化的灭绝造成的损失远大于一个物种的灭绝造成的损失。乡土建筑研究的目的在于开发乡土建筑本身蕴含的价值。乡土建筑包括多方面的价值：使用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启发包括建筑师在内的一切人的智慧的价值。乡土建筑研究包括与乡民生活相对应的各种建筑类型。这些建筑存在的基本形态形成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和空间结构的整体——聚落。所以，乡土建筑研究拟从聚落研究人手。本书第二篇《乡土文化与乡土建筑——阳城上庄村聚落及民居形态分析》，以山西省阳城县上庄村聚落为研究对象，从该聚落的结构布局与形成原因；聚落中民居的空间组成、艺术形式；聚落保护与更新的技术要点等方面进行论述。乡土建筑在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岁月中，经过数代人的千锤百炼，凝聚了数代人的心智。作者期望能从乡土建筑的研究中得到智慧的启发，为今天的建筑创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近年来，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明显加快，许多内陆省份已经把文化旅游作为文化强省的重大举措，但对各地传统建筑文化的系统研究工作，却有些滞后。以山西省为例，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开发传统人文景观资源。可是由于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往往忽略了对历史文脉的科学保护，一味地采取拆旧建新或仿古造作的措施，这些文化遗产正在面临着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如果不对山西的传统建筑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建构科学合理的保护与发展理论，在不久的将来，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将会很快败落消亡，将会导致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所以处理好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通过开展传统建筑文化的系统研究，将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保护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有益于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资源。本书第三篇《商贾文化与晋商建筑——灵石静升镇王家大院的空间组成及技术经验分析》，是以灵石县静升镇王家大院为范例，详尽论述了晋商传统聚落的最一般特征，从而使人们能够触类旁通地了解商贾文化影响下的晋商传统建筑。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王金平负责全书的统筹、编写工作。曹如姬、康峰、张昕分别负责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的编写工作。王建华负责全书图例的选择并参加第三篇的编写工作。

一本学术著作的出版，往往要浸注不少人的心血。对支持过本书出版的高□明先生、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朱向东主任、山西九通科技图文有限公司的张远超总经理，作者在这里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此外，特别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张建女士，她针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许多既中肯又具体的修改意见，同时还为本书的早日出版奔走辛劳。

如果本书对读者有所帮助的话，那都是受之于先生们的结果。当然，本书的谬误也在所难免，那都是由于作者学业不精造成的，文责自负。

王金平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