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一卷素描,书中给我们抖落的史实和人性的光芒所震摄,目光不由地顺着作者的笔触一路伸展进去。一段尘封的历史一卷散发着乡土风情的素描像一块沉重而又精美的石头,在平静的心湖上,激起阵阵涟漪,久久不能散去。作者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现象洇染笔墨,展开沉重的血染的历史画卷,来呈现社会群体中一颗颗纯朴善良的心是如何被扭曲的灵魂所依附和操纵,变成一架架碾压春光和梦幻的机器。这一具具没有思想的机器所发出的声音在一些人的耳朵里,竟然也是一曲曲美好的音乐和一剂剂慰贴的安顿残缺心灵的神丹妙药。
初冬的黄昏,一轮昏昏欲睡的残阳像只撒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地斜挂在西面的山尖。一群在山尖上盘旋了半天的寒鸦好不容易找了一棵剩了几片枯叶的老杨树落了下来,脚跟还没站稳,就被另外一群在山间游荡了半天的同类给赶飞了起来。痛失阵地的它们在半山间盘旋着发出一片揪心的聒噪。寒鸦们的聒噪刮起了一股寒冷的风,把飘落在地上的残枝败叶一古脑地卷了起来,山里面霎时间遮天蔽日,阴气沉沉。
尘埃落定之后,大老远看见打西边的山路上走来了老老少少十来个人,他们走到半山腰一座枯坟前停了下来。落日的余晖洒落在他们的身上,斑斑驳驳,稀稀疏疏。枯坟上长满了荒草,坟头上有两颗芦草挺着瘦弱的脑袋,在寒风中摇曳,像是给前来吊唁的人们致意。一位五十来岁穿着十分简朴但又十分干练的山里婆姨,一头扎在坟头哭得死去活来。一位学者风度的老人,伸手捋了捋满头飘逸的白发,扶了扶架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眼镜,满目苍凉地遥望着远方。一个缺了右手,腿有点跛的山里汉子和他的婆姨互相搀扶着,默默地抹着眼泪。有两个看上去像是从城里赶来的少妇,风尘仆仆的脸上挂满了泪珠。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穿着军干服的军官,他呆呆地凝视着枯坟,嘴里还边喃喃地说道:“是我害了他们,我害死了他们……”一位佝偻着腰的山里老人,望着枯坟感慨地说道:“唉!那年月可是怪谁去?怪谁去呀?!……”P1-2
十多年没见吕新,见面时他掏出一部书稿,很厚重很整齐的样子,我不禁吃一惊,马上刮目相看了。原来,他带了刚脱稿的一部长篇小说,到省上找出版社,找见编辑之前先找着了我。我想着,先睹毕竟是件快事,随口答应出书时写几句序言。过几月,吕新郑重其事地向我索取序文,我一下被闹得有点手足无措。
作序不同于写随笔。我从未创作过长篇小说,平时读长篇也不是很多。做第一名读者颇有快意,现在要做众多读者的导游,则马上显出尴尬,就是外行指点内行的尴尬。对文学这个行当来说,“外行领导内行”由来已久,且被称作一般规律。不写的人,甚至于打心底里瞧不上作家的人,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一套文艺思想。这样比一比,自己也有了当之无愧的感觉,“自我感觉”往往是自我良好起来。
一般地说,序言兼有做宣传的功能。那么,我应当拟几行当代秘书文本的排比句,一张口就念得铿锵有力,听众也好掌握拍手叫好的节奏。接下,应当写几段工程专家风格的总结词,一个什么三个什么五个什么……达到四个A五个星的提纯等级。这些个,就免了吧!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天生就与那样的思维特征冰炭不能同炉。试想,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的大思想家老子,对数字是怎样一种感觉?一为二,二为三,三为万物——之后就复杂得不好表述了。所以,我只说一:我的一点儿阅读印象。
长篇小说《残红》,是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来的。吕新对我说:“短短三年的插队知青生涯,在自己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轧下了深深的辙印。那段独特的生活阅历,在自己心中整整消化回味了三十多年!”以三十多年之久,到底在思考和消化着什么?其实不是生活内容的本身,而是自己的一颗心,是一个人的心灵的陶冶、净化过程。作家欲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或表现这个物质的世界、具体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首先须解决的问题,是自身生命的这一滴水,自己心灵的这一面镜。你把创作者本身变成了一个肥皂泡呢,还是一块水晶石?而后再谈如何真实地艺术化地去反映。
凭自己的良心写,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品质。作家有大有小,艺术造诣有高有低,文学创作可以是一门专业,也可以是业余爱好,有人全身心的投入,也有人随意而为……但是,作家的良知、善念绝无大小多少之别。听上去,这不过是些让人耳朵磨出了老茧的陈词,恰恰相反,它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没弄明白的基本原理。谓予不信,请看,眼下很多作家的写作状态,把自己身上的一切都用上去了,惟独丢掉了良心一种。良心在一个人的身上占多大的比重?也许只有拳头大点的份量,可是,少了这一点点,文学就完全变质了,变成自己出卖自己的某种行当。一个人的知识才华可以卖,肉体感觉也可以卖,唯一不能卖的东西就是一颗良心,即作家对社会、对民族、对全人类承担着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心的燃烧,把熠熠光华反射到读者的心,每个光子携带着善与恶、美与丑、褒扬与谴责、摒弃与坚守的分辨能量。作家之心就是这样耗尽了,耗尽它的目的,仅仅在于照亮读者的心。所谓文学是寂寞的事业,文学是奉献的事业,我的理解就这样。
再说说吕新和我的文学交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文学期刊《飞天》做小说编辑,时而接到吕新的小说来稿,从此以文会友。我注意到,他发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有好几十篇(部)了吧,有的还曾获外省刊物的优秀作品奖。九十年代之后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听说忙于本职工作——水土保持事业,我非常理解,因为文学活动对绝大多数作者,只是一种爱好而已,不能当作一个饭碗。过了足足十年,吕新突然又出现在我面前,手头捧着偌大一部长篇新作,我十分惊喜。惊喜之余又有些感慨,文学这事情,好像能让人上瘾似的,抛开它很久很久,自己觉着和她早已分道扬镳似的,突然,因为某个小小不然的冲动,又一把捡起来,重新捡起一看,依然让人那样的倾心,那样的沉重。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官做罢了财发足了,却心思一转要搞文学创作?
我本来要为吕新的新作写序,怎么蔓延到做官的身上去了?这就叫“王顾左右而言它”吧?即兴侃侃“官员文学”现象。官员文学一说,并无贬义,历史上既做大官又能成就文学大业者,朝朝代代都不乏其人。出则为将相,归则为通儒,是一句名言。问题在:如果对“儒”一窍不通,你就好好做你的官,干嘛要以作家身份出现?如果在位时对作家一百个看不起,退下来又非得当一个作家不成,那就让别人一百个看不起你了。比这更疑难的问题在于:出则为将相固然难“出”,归则为通儒恐怕更加难“归”,如果你认为,别的方面都显示不出自己的存在,还是归结为一个作家的好,那就让作家哭笑不得了。看似你终于抬举咱作家一类人了,实则,你的“抬举”是对作家的一百零一个看不起。
是不是扯得太远了?那就收住。
序的结尾常常写“是为序”几个字,我却不敢那样落笔。上面写的,的确不能叫序,与吕新的《残红》的内容无多关涉,更谈不上阅读欣赏、艺术分析,因而起不到序文应有的引导和推介作用。我只是,借文友大作出版的机会,来一段自话自说,听得顺耳的人,权当一篇序,听不入耳,不听就是了。
柏原
二○○四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