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十月》2006年度散文奖，摘得第八届十月文学奖桂冠！

民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却是有趣的人物众多的年月。在无聊的时光里，能有几个或一些让人感念的人和事，也就连带为那个时期带来了颜色。本书作者孙郁对民国文人们进行了一次有意味的梳理和回味。

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作家、学者孙郁最新力作！

本书作者孙郁对民国文人们进行了一次有意味的梳理和回味。一群湮没在历史深处的狷介放诞的文人，在他儒雅温润的笔墨中重获生命；而在委婉深情的文字之中，饱含对斑斓多致的精神世界的痴迷与尊重。

狂士们

夜枭声

同人们

在路上

未名社旧影

《语丝》内外

古道西风

月下诗魂

新旧之变

故都寒士

影响鲁迅较大的前辈学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鲁迅与苏曼殊结识的那一年，陈独秀也与章太炎有过接触，还与章氏一同加入了亚洲亲和会。鲁迅与章太炎是师生关系，曾随章氏学习文字学。而陈氏则是章太炎的客人，并无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时候，鲁迅对他很客气，亦无谈论的文章。而陈独秀则快言快语，对其爱憎参半，爱其学识之深，斗士风骨，又憎其混迹名流之间，未保晚节云云。不管鲁迅、陈独秀对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闻名的前辈章太炎，多少感染过五四这一代人。若谈精神谱系的延续，是要看到彼此的联系的。

关于鲁迅随章太炎读书的前后经历，后人多有描述，鲁迅自己却写得不多。看他前期的文章，尤其是那些古奥的译文，就分明留下了章太炎的影子。章太炎长鲁迅十三岁，名炳麟，字枚叔，生于浙江余杭。黄侃称其“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鲁迅随章氏读书，学问上大有收益，懂得了文字学的堂奥。晚年欲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大概与早期的训练有关。不过，后人回忆章太炎的一生，看重的却是狂士之风，以为那才是先生的魅力所在。章太炎在学问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认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佚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地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地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己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做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扎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

鲁迅和曹聚仁毕竟有些区别，他谈章太炎，非文史小品的心态，倒是有一点形而上的倾向。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馗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竞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P12-14

2004年底，《十月》总编王占君要我在杂志开设一个栏目，于是便有了此刊“民国人物”的专栏写作。起初还很认真，后来因为忙，心境也发生变化，文章便越发随意起来。一年下来，看到这组文章，心里复杂得很。时光一点点地流逝着，对旧的遗存的眼光确也变化着。于是也疑心自己的文字是软软的水，并未流到思想的景深里。在慢慢的行进里，连一点涟漪也不会有吧？写这些旧闻旧事，对我是空虚生活的点缀，在日趋麻木的浸泡里，它似乎也是小小的刺激。虽然知道也是缥缈的梦，有梦，总比无梦要好，记得张中行先生曾和我说过类似的话。那么也算自欺的回应，世上还总有说梦和听梦的人们，我自己便是这其中凑数的一员。

民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却是有趣的人物众多的年月。在无聊的时光里，能有几个或一些让人感念的人和事，也就连带为那个时期带来了颜色。文化是要有一个生态的，民国的艺术与学术，基本还保留了精神的多样性，使得各类人物有了驰骋的机会。超人的激情与禅林之风，左翼斗士与自由主义绅士，托派与安那其主义，遗老和西崽，演绎了诸多的故事。我们后人看这些，惊异和好奇，感叹与爱怜，复杂地穿梭着。于是便叹息自己的身边，从未出现过这样丰满的精神群落。少年及青年时枯燥封闭的生活，在我是一种缺氧，我写它，其实就是吸氧的过程。原来我们的前人还有如此跌宕的日子，可是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这些？我们的前人未必料到，他们苦苦挣扎、厮杀得来的结果，竟是精神盘诘的消失。每每想到此，我就疑惑地问：是五四的先驱要负责任，还是我们后人要负责任呢？

俄国人列夫·舍斯托夫说：“世界是处在天然无知之中，天然无知乃是人的真正德行。”古老的民族，要育出新的苗圃，是大不易的。民国文人要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们最早拓出精神的盲区，甚至吃着禁果。自己死了却让别人活着。他们在做着冲击认知极限的事情，犹如尼采笔下的狂士，在荆棘里无畏地前行着。空幻者与殉道者甚或失败者，演绎的是亘古未有的故事。一个气象不俗的时代，是不需要以成败论述的。而有时，只有独自个人地叩响历史之门，并试行道路本身，才可以触摸到精神的体温。我在进入那个世界的时候，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求索者那里，先前的尺度没有意义。

我过去曾说，描述那个时代，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无知。可是直面那一切的时候，才知道无知在我的生活里盘绕的时间太久了，而且无名的惶恐在暗暗地袭来。我无法逃脱旧有的尺度。在回溯往事的时候，语言几乎失去力量。我知道其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认知的悖论，可是带着这悖论，依然让我看到了一个个惊喜的存在。而结果是，对自己的过往，不仅是怀疑，而且是空漠着了，几乎是一片无有。我们还没有完全醒来，新的瞌睡又开始了。那些闪烁的奇光，究竟能停留多久还是个疑问。

感谢几位好意的朋友对我的鼓励，自己的文字能结集出版，自然是高兴的事。本欲续写一些内容，可惜俗事缠身，无暇为之。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周为军建议增添些旧作，考虑再三，只好应命。好在篇目不多，也一并编在一起了。我真切地等待着读者的批评，在诸种意见和审视里，无知才会变得少些。民国的人和事，没有写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