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医学人文图书，集合了奋斗在中国肿瘤临床一线的17位女医生在行医生涯中的见闻和感想，感人至深。每一位肿瘤科医生都是一部生命故事存储器，尤其女性对生命有着更加独特的感知能力。参与本书的17位女医生，都是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工作二十年以上，临床经验丰富，成熟、理性，日复一日面对各种癌症患者和家庭，对人生的理解也会与众不同、更加深刻。

沈琳，教授、博导、主任医师。现任北京肿瘤医院副院长及消化肿瘤内科、I期临床病区主任，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子分型指导下的消化系统肿瘤精准治疗与疑难病例的多学科综合治疗，以及抗肿瘤新药的I～Ⅲ期临床试验与临床前的转化研究，是国内消化道肿瘤治疗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在国内最早开始推行消化道肿瘤多学科治疗模式与理念，同时是国家卫计委胃癌、结直肠癌诊疗规范的执笔人与组长。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MDT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肿瘤分会会长、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共发表论文160余篇，累积影响因子>280。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子课题、“863”子课题，以及横向课题40余项，研究经费>4000万元。作为主编编写专著《消化道恶性肿瘤合理用药指南》，共参与编写专著10余部。主持并参加国际及国内多中心临床研究100余项，多项成果成为国内外消化道肿瘤临床诊疗规范与指南的循证医学依据。

巴一：我很早就知道天很高，世界很大，我在哪里
白莉：姥爷曾对我说，不要用病人的眼泪发财
刘天舒：在沉默的时光里，让自己变得枝叶繁茂
李宇红：上天让我生这场病，也许是为了让我成为更好的医生
李洁：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做好，这个世界就好了
李萍萍：人生第一个迷茫路口，我明白了如何善待他人
李燕：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沈琳：在肿瘤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真实的自己
张小田：越珍惜身边的小确幸，幸福感越强
张艳桥：没有赢在起跑线，没有抄近道，我很知足
张晓东：在天堂门口的守护
林洪生：做一个知进退、有分寸的女人
金晶：人生苦短，不愿意自己的余生将就
袁瑛：每周留一天给自己，把生活和工作划个界限
章真：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面对了，人生也就没有恐惧了
程颖：人生的各种角色，都是让我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樊青霞：选择当医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后记

有人说，能当医生的都
是万里挑一、天赋异禀的人
，是公认的“别人家的孩子”
。以此推算，这群象牙塔里
的佼佼者应该会拥有很轻松
惬意的人生才对。
然而，现实中，这群“聪
明人”却正数十年如一日地
、笨笨地过着学无止境的生
活，一刻不敢懈怠，只要稍
一偷懒，就会被高速发展的
医学大时代无情地抛下，连
招呼都不打。一旦扎进了医
学这条艰辛、崎岖又漫长的
道路，就得有股不惜力的“
笨”劲儿，才能走得长、走
得远。
医疗应该是最复杂、最
特殊的“服务”行业，兼具治
疗身疾、安抚心伤的双重责
任。从医四十年，我深知要
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
付出比很多其他行业的从业
者更多的努力，选择了这个
职业，就意味着要过“有担
当”的日子。
医生是一个违反自然规
律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是打
破和逆转“生老病死”的自然
规律，创造生命的奇迹。本
书记录了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其中许多是与我相识多年
的朋友。这17位医生姐妹来
自不同的地域、家庭，拥有
不同的性格，经历过不同的
年代。书中讲述了她们与肿
瘤患者之间酸甜苦辣、喜怒
哀乐的故事，把生命即将走
到终点的患者在面对癌症时
的生命状态鲜活地展现出来
。在面对晚期癌症患者时，
肿瘤科医生虽然常常无法治
愈，但能够给患者延长生命
、减少痛苦，或者能让患者
与家人好好告别，这就是医
疗最大的价值。我想，这对
于当下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的。
相对于肿瘤大夫，产科
和生殖医学的医生或许更幸
运些吧，能够微笑着迎接一
个又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每
当收到不同家庭发来的健康
孩子的视频和照片，我都真
心为他们高兴。他们那种发
自内心的快乐，是对我最大
的鼓舞和支持，也是使我坚
持不断迎难而上的原动力。
见证了数不清的女性成为妈
妈的喜悦，我深知“母亲”两
个字不只是责任，更是沉淀
了无数的爱和岁月。与书中
同行姐妹们一样，每一位女
医师都努力着，希望在医者
、妻子、母亲、女儿之间游
刃有余地切换角色，但全身
心完成繁重的临床、教学、
科研工作和学习任务之后，
身体常常疲惫不堪。哄孩子
睡觉，讲故事把自己讲得呼
呼大睡，还醒着的儿子会用
肉肉的小手摇着我的胳膊，
叫着：“妈妈，后来呢？还
没讲完呢……”作为母亲，
女医师在陪伴与生活照护上
有很多的亏欠，但我们的爱
从未缺乏。正如《钱氏家训
》的前言中提到的“道德传
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
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
传家，不过三代”，医者救
死扶伤、大爱无疆以及对生
命负责的精神和态度，是最
好的言传身教，并会内化成
为子女内心强大的力量，去
面对人生的一切困难。
美国一家报社曾举办过
一次主题为“在这个世界上
谁最快乐”的有奖征文活动
，最终居首位的是“历尽风
险开刀后，终于挽救了危急
患者生命的医生”，当病人
终于康复时，医生得到的是
一种“爱情爆发般的幸福感”
。2019年末，新冠疫情突
然袭来，我作为北京大学援
鄂医疗队领导组组长驰援武
汉。在这66天里，我流了这
一辈子最多的眼泪，在一开
始的救治困难阶段，呼吸机
不够，急得直掉泪；后来救
治效果越来越好，病人出院
时给我们的每一句感谢、每
一句关心，都会让我感动落
泪；在危难之时，来自各个
方面的关心支持，医疗队战
友的团结不退缩，处处闪耀
着人性的光辉，也经常把我
感动得一塌糊涂。对医生来
说，患者的信任是我们努力
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健康福
祉的源泉，这些幸福感、成
就感足以弥补之前所有的辛
劳。
疫情中，对于我们是谁
、何为女医生的天职、我们
有多团结和多强大，我和同
人有了更深的思索和共识。
女医师们用温柔、坚定和力
量传递着坚定的信念，让更
多人战胜病魔、重拾健康。
我相信，看完肿瘤科女医生
分享的经历与感悟，会让每
一个人都真切地体会到，每
一个生命都值得期待。
“女医生”是个有温度的
、崇高的名词，她们以女性
独有的细腻、感性，安抚着
患者的不安，以不逊于男医
生的高超医术，缓解患者的
病痛。她们身兼多重职责，
不敢轻言放弃，以柔弱之躯
，承生命之重，用誓言传承
使命，用坚守诠释初心。
高尚并不是医生的选择
，而是全心全意、不断付出
的报偿。弗洛伊德曾说：“
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地
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
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
么困难。”当我们把目光放
长远，事业与家庭就没有矛
盾，而是会相辅相成。我相
信，生活的险阻尽管无处不
在，但只要有大胆向前的梦
想和勇气，命运终将向我们
示以无尽的繁华和灿烂。
乔杰
2021年5月

恶性肿瘤（癌症）更是一块试金石，既照见医生、患者，也照见患者每边每一个人相关的人。肿瘤科女医生的亲口讲述再现了“众病之王”的真实面目，以及在它的阴影笼罩下，病人和家属的真实状况，他们与医生配合，积极求生的一面，他们的绝望与恐惧，都是病房中上演的一幕幕人间真情故事。
在这本书中，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每一个故事都令讲述者难忘。它将肿瘤科女医生的心历路程真实而充分地展现出来，希望每一位读者能从中看到人性的光与热，看到生命的可贵与不凡，看到医患之间的牵绊与无奈，更感受到人间温情。

在本书出版前最后的日
子里，我做，一个梦。
梦里，小青坐在病床上
与我拥抱，她化了漂亮的妆
，鲜红的嘴唇看起来十分健
康，她说她的病已经全好了
。
我半夜醒来，给她发微
信，无回应，于是联系了她
的医生，也是我的朋友。医
生说，很遗憾没能留住她。
小青用这种方式与我告
别，我相信，她是回家了，
从此再无病痛。
工作原因，我与肿瘤科
医生打交道很多年，在诊室
、手术室、病房旁观他们的
工作，体会他们的工作、感
受，写他们的故事。当沈琳
教授邀请我参与这本《在人
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
》的记录时，我自信满满，
我以为我能理解肿瘤科医生
的工作，我以为我能理解癌
症患者的心情，我以为我能
听懂她们对死亡的感悟……
直到遇见小青，我才知
道，这一切都是骄傲的自以
为是。
我和她只是2020年底在
北京有短暂的交集，两个月
后我重新回到原有的生活轨
道，她给我最后的语音留言
，是在我梦见她的11天前发
来的，听得出来她用了很大
的力气，但声音依然虚弱到
几乎听不清楚。她告诉我，
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干枯了
，整个世界也都干枯了。
我不知道“干枯”是一种
什么感觉，也不知道该对她
说些什么——面对死亡，我
是如此无知。
所以，人类的悲喜真的
能相通吗？托尔斯泰在晚年
的病痛中写作的《伊凡·伊
里奇之死》给出的答案是：
不能。身患癌症的伊凡·伊
里奇离开之前，亲人（他的
妻子，他的子女）也无法感
受到对方内心那种跌入黑洞
深渊的痛苦与呻吟。杨绛先
生在她96岁高龄所著的《走
到人生边上》的自序中写道
：本文，是我和自己的老、
病、忙斗争中挣扎着写成的
。
说到底，衰老、疾病和
死亡，都是一个人的事。
记录肿瘤科医生的故事
，避不开疾病和死亡，我想
，这些故事的意义，也许在
于在癌症不可避免地来临时
，能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
方向，比如如何选择适度而
不浪费资源的医疗方案？如
何在虚幻的期望与有品质的
临终生活之间做出抉择？这
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
天要面对的生命课题。
说来满心惭愧，书稿的
完成，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
，横跨了两年多时间。李洁
教授说“常常想忙完这段时
间就好了，结果发现越来越
忙，好像越来越不会‘就好
了’”，这份书稿很长时间就
是这种状态。2019年8月19
日，我从北京飞到重庆，在
学术会议间隙完成对程颖、
张艳桥两位教授的访谈，一
周后的25日，我们一家三口
飞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
此开始异国他乡的漂泊。这
场迁徙历时近两年，考察、
申请、安顿老人、跨国搬家
、给女儿找学校、租房买车
、办定居的各种手续……一
路就像网游里的打怪升级，
一个BOSS（怪物首领）接
着一个BOSS，一关接着一
关。
50多个小时的录音文件
趴在电脑里，从北京带到了
马德里，我却似乎永远没有
坐到书桌前的时间。尽管医
生中没有人催我交稿，沈琳
教授更是反过来安慰我“不
着急，慢慢来，先把生活安
排好”，但稿子拖久了就像
患上某种慢性病，每时每刻
侵扰着你的心，让你不得安
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把地球上的人类都关在
了家里，我也终于可以安静
地坐在电脑前，治愈这场“
慢性病”。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周婷
，她是沈琳院长的秘书，她
一加入，出版工作就驶上了
高速路。收集每一位医生的
审稿意见、照片、对本书的
反馈，对接出版社各种出版
事宜，各种法律文件……如
果没有周婷，这些烦琐的工
作一定会让我的拖延症复发
。周婷的敬业与责任心，让
出版前的工作变得有序而高
效，这本历时几年的书，终
于完成了关键的最后一公里
。
在此，要特别感谢周婷
，也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
老师们。
信任，是最让人不敢辜
负的东西。
曾有人总结出女人最重
要的几点：思想独立，有主
见，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
观；有上进心，永远不放弃
自己的理想，做一份自己喜
爱的工作，拥有快乐和成就
感；经济独立，不依赖男人
。
这正是这17位肿瘤科女
医生最真实的写照，她们是
中国肿瘤界最耀眼的一群女
医生，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
，都能独当一面；她们看过
外面的世界，也遇过各种各
样的人；她们独立、理性、
成熟。她们也曾走过一地鸡
毛的生活，一边搞临床，一
边读书，一边带娃，等安顿
完娃后夜深人静开始写标书
、写论文，掐着各种
deadline（截止时间）过日
子……如今，皆已成往事，
回想起来云淡风轻。
女人之间聊到深处，会
不自觉放下防备，聊起成长
、工作、感情、婚姻、疾病
、父母、子女等等，一些只
会对闺密说的隐私，就这样
对我敞开，不介意把最真实
的自己展露出来，而边上的
录音笔一直开着。每次结束
访谈后，她们都会说“不知
不觉就说多了，从来没有把
自己如此暴露过”。要知道
，对于成熟、理性的成年人
，对别人暴露自己需要很大
的勇气，只有足够真诚才敢
如此真实。这份真诚与信任
，让我更加谨慎地对待每一
份访谈录音，也更

“女医生”是个有温度的
、崇高的名词，她们以女性
独有的细腻、感性，安抚着
患者的不安，以不逊于男医
生的高超医术，缓解患者的
病痛。在面对晚期癌症患者
时，肿瘤科医生虽然常常无
法治愈，但能够给患者延长
生命、减少痛苦，或者能让
患者与家人好好告别，这就
是医疗的价值。我想，这对
于当下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的。
——乔杰院士 北京大学
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妇
产科主任、生殖医学中心主
任，中国女医师协会会长
她们的经历折射了医学
的本质和肿瘤学临床现状，
相信对患者、家属了解医学
和医生职业都有教益。而对
医学生们，这是一群可以感
触到的职业榜样。
——柯杨教授 北京大学
肿瘤医院遗传学研究室主任
、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是的，我有一位很有成就的父亲，免疫学家、院士、医学院校长等等，他拥有很多的光环。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从小吃的苦可能比普通人要少，从小就能接触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一群人，听过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天很高，世界很大，我很渺小、很平凡，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肿瘤内科医生。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我们得到的认可也会比别人少，哪怕付出同样的努力，靠自己的能力吃饭，也容易被别人打上“不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父亲”的标贴，而否定你本人所有的努力。
年轻气盛，对这种成见各种不服，敏感得一碰就炸。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越来越找到自我，也就越来越不在意别人怎么想了。拼爹就拼爹吧，有这样的父亲并没什么不好，这也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上天给予我的。
我们不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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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也结束了在瑞金医院的两年实习，凭我的学习成绩和实习表现，我本可以留在瑞金医院。但我这个北方人实在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父母很心疼，就让我回了北京．去了中日友好医院．
当时我父亲已经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正如前面说的，对我们这种家庭的子女，社会上有一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的，认为我就是一个“拼爹”而没有什么实际能力的人。所以，我到中日友好医院后，医院并没有给我安排什么实际的工作。
但我自己知道，我在工作上付出的努力不比任何一个人少。我在上海学习，实习期间，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所以在瑞金医院实习的两年里，我能担任实习组组长，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认可。但是到了北京就不一样了，我们家的姓氏又这么独特，几乎谁都能一下子就猜到我是谁的女儿。
我当时非常不服气。要知道，那时候的中日友好医院还不是一所对外开放的医院，医院硬件环境很好，但病人很少，和上海瑞金医院这种老牌名院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我放弃了瑞金医院来到这里，这让我的心理不平衡感更加强烈。
父亲一直希望我出国去看看，但我特别不想出国。上学时，北京、上海的“出国潮”正值非常高涨的时期，我的同学们几乎都在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托福。
工作上不顺心，我一赌气决定出国。当时中日两国关系很友好，日本政府每年发放奖学金帮助中国培养年轻医生和科研人员，由中国的教育部组织考试，选送人员。我拿到了日本文部省全额奖学金，相当于日本教育部奖学金，每月18.5万日元（约合当时的人民币2万元），可以在日本待6年，足够支撑我在日本读完博士。
1994年我去了日本。没想到这一走，就在国外待了8年，直到2002年才正式回国工作。国外求学的这8年，对我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规定的6年时间很宽松，可以读1到2年语言学校，考入医学院后读4年博士，如果毕不了业，还允许延长1年。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都是先学语言，而我10月底到日本没上语言学校，直接报名了来年1月的日本北海道大学医学部癌研所的博士研究生考试，想着先熟悉一下题型，考不上明年再考。这种考试大部分是用英语命题，我的英语水平可以应付，少量看不懂的日语题就连猜带蒙，没想到竟然通过了考试。由于我没有读语言学校，后来毕业也没耽误时间，所以我实际只用了4年多就离开了日本。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我过得很愉快，如今工作的很多基础都受益于此。
众所周知，日本人很讲究团队精神，很严谨，注重细节。我亲历后体会到，思维要达到一定高度，必须赢在细节上，做一件事，哪怕90％都是对的，最后很可能就失败在剩下的10％。细节决定成败，日本人对细节的信仰深入骨髓。
医疗和战术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即便结果未知也必须做决定往下走，而且团队要坚定执行，医疗流程才能顺畅。这一点，日本人体现得很好；教授有绝对权威，下面的医生可以在平时和他交流看法和意见，但教授一旦做出决定，就必须坚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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