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从专题研究、资料辑录、亲历回忆三个不同角度，比较全面而又详尽地勾勒出复旦大学创始者马相伯先生的生平要略，包括马相伯一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宗教改革和人文学科改革，付出的努力和历史效应。

本书从专题研究、资料辑录、亲历回忆三个不同角度，比较全面而又详尽地勾勒出复旦大学创始者马相伯先生的生平要略。

朱维铮所撰《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一文，是关于传主马相伯先生一生政治生涯的考论力作；陆永玲的《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和李天纲的《信仰与传统》，则分别对传主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传主的宗教生涯，作了全面的探索和论述；张荣华的《“函夏考文苑”考略》及所附有关资料，又就传主当年筹组中国近代学术科研机一 “函夏考文苑”一事始末，作了鲜有人为的考索钩辑；而廖梅的《马相伯生平简表》，则是在细梳大量原始资料后的精心考订之作，从而更加微观地反映传主一生的轨迹。此外，书中辑录的传主当年期颐大寿之际有关方面的庆贺电文和辞世以后的吊唁祭悼诸作及传主亲友门生的追思回忆，以及由王建平收集提供的有关照片等，无不为珍贵难得的文献资料。

全书昕收各篇，无论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考述，还是相关文献的辑录排比，均体现出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特色，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朱维铮 /1

引言 /1

1．局外旁观者 /3

2．从总督幕僚到国王顾问 /6

3．失败的内外使命 /11

4．君主立宪派领导人 /16

5．为了宪法和民主 /23

6．“民国民”的沉思 /32

7．在非基督教运动中 /39

8．呼号抗日的“老青年” /46

9．国民政府委员 /50

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陆永玲 / 57

1．三所大学的创始人 /57

2．一位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 /60

3．从震旦到复旦：1903—1905 /65

4．新的希望：筹建函夏考文苑 /79

5．无止境的追求：辅仁的创建 /86

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 李天纲 /97

1．“圣俗”与“中外” /97

2．天主教世家和早年教养 /103

3．修士，神父，半途离会 /109

4．息影土山湾 /116

5．晚年的宗教思绪 /123

6．中国教会自主运动的先驱 /132

“函夏考文苑”考略 /张荣华 148

 附录一 函夏考文苑文件十种 /157

一 函夏考文苑议 /157

二 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 /162

三 致总统府秘书厅 /163

四 致赵总理 /164

五 致国务院 /164

六致张仲仁 /165

七 致李孟鲁 /165

八致某某先生 /166

九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 /167

十 考文苑名单 /169

附：梁启超书 /170

 附录二 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方豪) /171

一 前言 /171

二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 /173

三 “函夏考文苑议” /177

四 函夏考文苑发起人与初期人选 /181

五 梁任公与马相伯、眉叔兄弟及函夏考文苑 /183

六 计划中的函夏考文苑苑址 /189

七 函夏考文苑的经费来源 /191

八 函夏考文苑的尾声与流产 /193

马相伯生平简表 廖梅 /195

国府褒奖令(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 /20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马相伯先生祝百龄大庆的贺电 /209

马相伯老先生百龄大庆祝辞 李登辉 /210

相伯先生寿言 邵力子 /211

祝马先生百年寿与民族复兴 应成一 /214

敬贺马相伯期颐大寿长卷 /217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电唁马相伯家属 /221

在复旦大学追悼马相伯先生大会上的报告 吴南轩 /222

祭马相伯先生文 于右任 /224

马相伯先生追悼大会启事 /225

马相伯先生追悼会 /226

甲、重庆方面 /226

乙、上海方面 /227

我所见闻的马相伯先生 张若谷 /244

土山湾乐善堂旧闻 林驺 /257

马相老的新史合编直讲 石 漱 /259

相伯夫子与复旦 复旦大学同学会 /263

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 陈传德 /267

马先生之言行 毛西璧 /271

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 邵力子 /273

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 于右任 /276

敬悼百岁老青年——马相伯先生 许涤新 /281

我所见一百一龄马相伯先生之生平 黄炎培 /284

马相伯先生事略 方 豪289

怀念先祖父相伯公 马玉章 /294

爱国老人马相伯在桂林 黎远明 /303

马相伯先生印象片段 高平子 /307

马相伯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大半时间扮演的角色是幕僚，充当达官显宦的顾问或参谋。清代的幕僚或幕友，聘用与否和待遇如何都由官员个人决定，相对地说不受资格限制，但必须是名士或专业人才，特别是同聘用者有“关系”。

据说马相伯曾为县学生员。这是否事实并不重要。马相伯即使曾中秀才，这身份也并非做官的保证。

然而马相伯没有功名，却有“关系”，同“淮系”官僚的特殊关系。

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的粮道，即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马相伯在1876年进入其兄密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正是“关系”在起作用。

山东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省布政使必须从事李鸿章所热心的“洋务”，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以及办理对外事务。马相伯饱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自然成为余紫垣幕中最受器重的人才。据他晚年回忆说，余紫垣在署山东巡抚(代省长)期间曾委托他处理布政使的日常工作。这事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尚未发现佐证。不过余紫垣曾经委派他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则是可信的。这个“洋务”军火制造企业的局长，属于洋务派高官的幕僚亲信垂涎的“肥差”。但马相伯却不懂做官的秘密，他把这个混乱的企业整顿得可以正常生产了，而在北京的上司却怎么也不相信他呈报的造价属实，于是他只好辞职。接着，他由李鸿章委派，再往山东调查矿务。先后在山东三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

另一个“关系”使马相伯成了外交官。1881年4月，曾在清廷驻法使馆与马建忠同事、并交情甚好的“洋务”名流黎庶昌，做了出使日本国大臣，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但这年秋天，他回国看望病中的马建勋，便被李鸿章留住了，被派往朝鲜。

怎么回事呢?又是由于马建忠的关系。原来，马建忠赴法国，是由李鸿章选派的，一面任职于驻法使馆，一面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仅用三年，于1879年居然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李鸿章门下荣获“洋进士”头衔的第一人。马建忠在法期间，事事都要超过白人，不但学业要争第一，连付房租之类小事，都要同白人相争，这虽使马建忠的房东太太气得发昏，却使“中堂大人”乐得拍手，认为马建忠替华人挣足了“面子”，“为外人所敬重”。那时清帝国推行“洋务”的三大领袖，“湘系”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已老，唯有李鸿章最具实力。他也确有所谓“现代化”的眼光，看到帝国“自强”的出路，不仅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及造船工业，还需要建设从采矿、冶金到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马建忠回国，立即建议兴建铁路，以为这是“洋务”的关键，而资金困难可通过借“洋债”解决。这正搔到了李鸿章的痒处，因而更把马建忠看作奇才。回国不到一年，三十五岁的马建忠，便被清政府列名为二品衔的驻外使节的候选人。当然李鸿章无意让马建忠离开他的幕府。他如此保举马建忠，是为了使此人能以高级官员身份代表他过问涉外军政事务。

马相伯受到黎庶昌的青睐，肯定使李鸿章不悦。贵州才子黎庶昌，旱就名列“曾门四弟子”，跻身外交界则出于郭嵩焘的提携，属于湘系官僚。那时帝国驻外使馆诸官员，都由使臣遴选，也等于使臣的幕僚。马相伯赴驻日使馆任职，按照当时的官场积习来看，就意味着湘系挖取淮系的人才。马相伯回国探亲时，适值李鸿章派马建忠往南洋诸地与英国殖民当局办交涉，而感到“正缺人手”，所以一见马相伯便命他随同北上。那时李鸿章名为大学士，但所兼北洋通商大臣，在体制上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而他只用一句话，便取消了由总理衙门批准任命的一名驻外领事职务，从现代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却是中世纪式政坛的平凡小事，比这更古怪的现象不知凡几。  马相伯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外交官变成直隶总督府幕僚，又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幕僚变成帝国藩属的国王顾问。原来朝鲜正受日本侵逼，李鸿章便出主意要朝鲜政府与欧美列强签约通商，借以制约日本，也就是“以夷制夷”。P7-8

  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还是十九世纪末叶才出现的新事物。而由接受这一新事物的民间名宿，超越当时清朝官办京师大学堂照搬的日本新式大学模式，直接从导致西欧走出中世纪的教育体制汲取灵感，自主创办的中国新式大学，更是二十世纪初叶才有雏形出现。

这一类的大学雏形，在百年前的中国，本来就堪称凤毛麟角，而饱经人间沧桑，不断蜕变成为世人瞩目的百年名校，如今尤其屈指可数。一九。五年九月始创的复旦大学，就是其中一所。

不是每所百年名校，都有值得历史称道的创校校长。复旦很幸运，因为上世纪初为她催生的首任校长马相伯，曾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曲折进程中，留下过多重坚实的历史足迹。所以，尽管他当初主持复旦校务，累计不过四年，尽管他已于一九三九年以百岁高龄去世，却至今没有被中国人忘却，更没有被复旦人忘却。

“名者实之宾也”，百年来的复旦校史，正如海内所有百年名校的校史一样，证明自己非复“吴下阿蒙”，都已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绝的过程中不断剧变，包括不断兼并其他新老大学，演化成如今的复旦大学。

然而，“饮其水者怀其源”。正如人们共饮长江水，明知它由众流所汇却又乐于追溯江源，多年来陆续加盟复旦的新老复旦人，在同庆复旦建校百年之际，自然也都对共同母校的创办人马相伯的传奇一生，发生了解兴趣。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马相伯传略》，便从历史的不同侧面，分别陈述马相伯一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宗教改革和人文学科改革，付出的努力和历史效应。

本书由两类文字结集而成。

一类是马相伯的传记研究。凡收四篇论文和一篇生平简表。

论文前三篇和生平简表，均出自我主编的《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四篇录自《复旦学报》。五篇文字的作者，都曾参加一九八九年起由我和加拿大、美国两位学者共同主持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马相伯研究”。原计划由我主持写一部马相伯传。但历经曲折，有关马相伯的原始文献和海内外研究材料，基本搜辑完备，已在时移事异的三年之后。犹豫再三，我提出与其众手修史，费时费力而勉强写成《马相伯传》，不如各展所长，分别从不同角度通述马相伯在特定领域的一生作为，唯允我承乏文字笔削。拙议得到李天纲、陆永玲、张荣华和稍后担任年表编制的廖梅诸友赞同。因而除张荣华的论文未及收入《马相伯集》的“后论”，现在集入本书的四篇论文和一篇年表，其实是当年关于马相伯传记的统一表述的分别反映。

二干纪前荀况便鼓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尽管就史论史，我不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信徒倡导的直线进化论，却依然不敢苟同什么先知先觉说，尤其憎恶用权力大小判断识见高低的古今胡说。本书收入的李天纲、陆永玲、张荣华的三篇论文，以及廖梅用至简语言概括编成的《马相伯生平简表》，当年便令我自叹弗如，如今倘要我就同一课题撰文制表，也未必蓝胜于青。

因而，时过十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校庆百年而推出历任校长传记，唯于首任校长马相伯的传记，仍以为收入《马相伯集》后论的诸篇较宜，在我是同意的，但建议补入张荣华一篇。

本书第二类，可称马相伯百岁荣哀录。

从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件”之后，年已耄耋的马相伯老人便发出抗日的怒吼。难得的是他的头脑和勇气，都胜过当年被排外式的民族主义迷惑的一般人士。因为他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即远祧秦始皇、李斯把“天下无异意”视作“安宁之术”的传统，竟敢向蒋介石指出“纾国难”的前提，就是实行政治改革，因为“民治为举国一致之要求”，所以没有真正由宪政保障的民主人权，便不可能“自救救国”。正因如此，年逾九十的马相伯，仍被舆论称作“老青年”。

一九三九年四月六日，马相伯照中国传统算法已满一百岁。由他的复旦首届学生于右任发起，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时隔近七个月，同年十一月四日，马相伯在客居的越南谅山逝世，引发举国上下同声哀悼。

在复旦，或者环顾海内的百年名校，有哪一位创业或继统的校长，有马相伯百岁那年享尽生荣死哀呢?似乎一个也没有。

因而，将十多年前我的年轻同事李天纲、陆永玲、张荣华，分头跑遍全国搜辑的马相伯百岁哀荣的文献，合于本书刊出，似也别有意义。它表明中国传统所说的“盖棺论定”，仍然有可信性。马相伯一生坦荡，“此心光明”，生前既无不可告人的隐恶，死后留下的当然是追求至善的言行楷模。

用不着指出马相伯并非完人，但他可贵的品格正在于相信知行合一，行为决不背离信仰。由此引发他的心行矛盾，非教外旁观者所能赋予了解的同情。但他至死不渝，乃至被共同抗日而主张各异的国共诸党派同声称道，却不能仅仅用意识形态化的史观进行解释。

但愿本书集中发表的马相伯百龄荣哀文献，有助于读者认知那段历史。

朱维铮

二00五年五月四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