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他曾经参与了民国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不仅如此,陈立夫还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官方哲学家的主要代表,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以往的研究多注重陈立夫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作为蒋介石政权的元老重臣,他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主要党政人物之间的是非恩怨,而对陈立夫个人的政治活动及他的思想理论进行的专门研究则不多见。本书充分关注陈立夫作为历史人物在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的是非功过,同时通过分析、评述其重要的研究著述,概括陈立夫主要的思想理论,力求对这个复杂的政治人物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全面的评价。
本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翔实可信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记叙陈立夫一生的各个重要时期,通过他在中国大陆的25年的政治生涯,反映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一个侧面,用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二、历史地辩证地考察陈立夫的事迹、言行与思想,力求把这一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置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中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作出更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三、实事求是地记叙、评价陈立夫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及所起的不同作用。既要如实反映他投入蒋介石的政治营垒,唯蒋是从,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一面;同时,也不抹杀他在全面抗战前夕主持国共接触与谈判及在战火遍燃之中主掌中国教育的功绩。
四、透过陈立夫的言行,对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着力加以记述与剖析,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个人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与文化观。
五、客观、详尽地介绍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思想体系中包含的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与文化观。同时,努力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文化氛围和本人政治意图加以分析,力图对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文化思想作一全面的考察与评析。
1930年12月9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亲自部署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陈立夫自告奋勇,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率领他的特务人员配合军事行动。一场旨在破坏、灭绝中共地下组织的反共活动,在陈立夫的指挥下铺天盖地而来。为真正达到“消除”共产党的目的,陈立夫与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几经密议,用更加阴险恶毒的手法,制定了所谓“自首自新办法”,运用“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首先在南京和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流域的几省市扩建“反省院”,并相互配合,对被其逮捕的革命人士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着重进行劝叛诱降的罪恶活动。妄图利用叛徒,扩大破坏。对于这个政策,陈立夫曾在CC圈内做过解释: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躲得越隐蔽,我们无法再杀戮他们,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用硬的一手的时候,还必须使用“软”的办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的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更多的秘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进一步向蒋介石提出建议,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消灭共产党。蒋介石颇为欣赏。在当年即授意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一政治软化手段,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收买了一些意志薄弱者,陈立夫自称:“青年共产党之来归者每月逾百人(共计为一万六千余人)。”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使陈立夫的策略颇得蒋介石的首肯。
1930年,陈立夫亲自委派特务成员顾孟坚为武汉特派员。因为当时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影响,湖南、湖北地区革命形势高涨。照当时被国民政府派出“剿匪”的所谓行营主任何成浚的话说:“长沙已被共产党攻占,……武汉三镇街市,共产党到处公开活动,任何通街走巷,随时举行所谓的‘飞行集会’,放鞭炮吓人,成为恐怖世界。”
该年10月,蒋介石讨伐阎、冯的中原大战以蒋的全胜告终,东北的张学良大军人关接受平津。蒋介石则志满意得地从河南返回南京,兼任行政院长,旋即莅临江西庐山召开“剿匪大会”,开始部署全面对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当时预定会议后前来武汉视察,并召开“讨逆胜利大会”,因中原大战中,武汉商界酬献的军费甚多。为迎接蒋介石的到来,武汉方面事先派出大量特务搜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以确保蒋此行的安全。在这一次大搜捕中,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之下背叛了革命,供出中共地下活动的一些情况。为达到所谓“以毒攻毒”的目的,顾孟坚照往例又安排尤崇新游街做几天眼线,以搜捕更多的共产党成员。
1931年5月的一天下午,当叛徒尤崇新带领几个便衣特务一行途经汉口轮渡码头附近时,竟在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当时以“化广奇”魔术团的名义为掩护,在武汉护送张国焘去豫鄂皖边区任主席,同时布置转移共产党主席住处。顾孟坚抓获到顾顺章,简直就是捕到了一条大鱼。马上将此案电告在南京的陈立夫。陈立夫闻讯大喜,当即命令顾孟坚从水路将顾顺章押送南京。为确保顾顺章的“安全”,顾孟坚当晚派要员包下招商局从汉口驶往上海轮船的上层大餐厅,从宪兵团借来一班人马,再加上几名得力的特务押送,自己则乘汉口飞南京的水上飞机提前到南京中央党部面见陈立夫邀功请赏。
陈立夫深知抓获顾顺章此功甚大,因为顾为中共要员,从顾口中,一定能得到中共重要机暂隋报。破坏中共中央组织、重击共产党至此终于找到了“良机”。陈立夫虽然在顾孟坚汇报情况后就直接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告实情,但是,在顾顺章一行到达南京后,却要顾孟坚将其从码头接到徐恩曾设在南京中山北路的秘密办事处——“正元实业社”,先亲自与顾顺章“谈话”,希望从其口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不料,顾顺章给他们提供的第一个机密隋报就让他们吓了一跳。原来徐恩曾手下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打人国民党的核心“间谍”,“你们中央一切对付共产党的重要资料每日由钱壮飞派人送往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来核阅……连历次中央围剿计划加上各地反共负责人名单……”。陈立夫等人连忙抓捕钱壮飞,但为时已晚。调查科内部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让陈立夫无法对外交代。担心顾孟坚在陪同顾顺章面见蒋介石时泄露此事,陈立夫派当时手下的秘书张道藩特意告诫顾孟坚:“此事绝对不可报告蒋介石,你年轻要增加经验,不要使立公增加大麻烦。”
在陈立夫、徐恩曾的劝说利诱下,顾顺章完全叛变了革命,成了十足的叛徒。他供出当时正被关押在上海监狱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恽代英为此惨遭杀害;他又陆续供出上海的地下秘密机关,使来不及转移的几处机关遭到破坏;此外,顾顺章还供出中共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到逮捕。多数党员拒绝自首遭到杀害,也有少数党员在叛徒的影响、利诱下变节。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破坏下,国统区的中共组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陈立夫组建的中统组织首战告捷,得到蒋介石的夸奖,这使他越发踌躇满志,随之而来,他兴致勃勃地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推出反省院政策、设立特工总部、成立专门对付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室,等等。在陈立夫的苦心经营下,中统组织发展迅猛,在繁兴之时,不包括外围分子,中统成员竟达20万之众,安插在国民党党部与政府机关甚至遍布银行、交通、金融财贸机关在内的各个部门,可以说,中统特务遍布全党全国,CC系无孔不入。而中统局在组织上又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其后台的老板就是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
P44-P47
陈立夫是民国时期许多重大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同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相关联,与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不仅如此,若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陈立夫也在其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作为国民党官方哲学家的主要代表,陈立夫的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尤其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陈立夫的政治生涯及其思想进行准确、恰当的记叙与评析,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评判,应该是中国现代史尤其是民国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等研究领域的课题。
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陈立夫的研究也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选题。已经公开出版的著作已不在少数,主要有《陈果夫与陈立夫》(范小方、李永铭著),《蒋介石与陈立夫、陈果夫》(王学庆著),《陈立夫大传》(张学继、张雅惠著),《陈立夫》(朱伯舜著)、《陈立夫家事》(杨树标等著)等等。但这些专著基本上都侧重评述陈立夫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与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主要党政人物之间的恩恩怨怨,较少提及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陈立夫所起的个人作用,而作为国民党主要的官方理论家,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文化思想以及他晚年的儒学研究成果,目前还基本上不在学人的研究视野之中,因而我认为当前的陈立夫研究还是不够全面的。本人根据自己掌握的有限的资料,试图对此作一点弥补,以期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我在撰写此书过程中的基本想法是: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翔实可信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记叙陈立夫一生的各个重要时期,通过他在中国大陆的25年的政治生涯,反映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一个侧面,用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二、历史地辩证地考察陈立夫的事迹、言行与思想,力求把这一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置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中进行分析与评价,以作出更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三、实事求是地记叙、评价陈立夫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及所起的不同作用。既要如实反映他投入蒋介石的政治营垒,唯蒋是从,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的一面;同时,也不抹杀他在全面抗战前夕主持国共接触与谈判及在战火遍燃之中主掌中国教育的功绩。
四、透过陈立夫的言行,对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着力加以记述与剖析,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个人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与文化观。
五、客观、详尽地介绍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思想体系中包含的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与文化观。同时,努力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文化氛围和本人政治意图加以分析,力图对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文化思想作一全面的考察与评析。
以上想法,是我在撰写此书过程中时时要求自己努力达到的目标。但是,尽管我在写作中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水平限制,仍不能完全达到上述要求,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杭州大学政治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就对陈立夫研究产生了兴趣,当时,在丁晓强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开始收集有关资料,井尝试着写了一些介绍陈立夫生平的粗浅的文字。
进入人民大学党史系之后,我的导师彭明教授对我的兴趣给予首肯与支持,这使我在入学后即决意将陈立夫研究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并最终以此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996年以后,我进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工作,由于专业方向的改变,对陈立夫的研究一直处于停顿状态,但多年来,自己一直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每一步进展,直到如今,终于有时间将这未完成的工作了结,完成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十多年来,无论在本书资料的搜集整理、提纲的草拟确定还是在写作修改等等方面,彭明老师都给了我悉心的指导与帮助,其间倾注的心血,非一言而能尽。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的张同新教授、林茂生教授、程虎啸教授及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的盖军教授,等,都对我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张同新老师还在百忙之中为我审阅博士论文全文,并作精心删改和旁批,治学之严谨,令我感动。
在我搜集论文资料的过程中,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志,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阅览室及研究室的老师,杭州大学政治系內部资料室的老师,还有河南大学历史系杨慧清老师、苏州大学马千里老师,陕西师范大学陈答才老师、浙江社会科学院的张学继老师、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老师和台湾大学的张国圣先生均给了我热情的帮助和无私的奉献,在此,我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张珊珍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