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鲁迅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其他文化名人的传记资料为参照,按照时间顺序,把鲁迅个人生活经历与中国社会变迁及时代思潮演进结合起来,围绕鲁迅从传统士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主线,着力展示鲁迅曲折的生命历程,揭示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
本书去掉了意识形态化,去掉了以往人们涂抹在他身上的各种时髦的伪饰,从史料出发,重新还原鲁迅作为一个“人之子”的真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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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人之子(鲁迅传)/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项义华 |
出版社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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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本书以鲁迅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其他文化名人的传记资料为参照,按照时间顺序,把鲁迅个人生活经历与中国社会变迁及时代思潮演进结合起来,围绕鲁迅从传统士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主线,着力展示鲁迅曲折的生命历程,揭示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 本书去掉了意识形态化,去掉了以往人们涂抹在他身上的各种时髦的伪饰,从史料出发,重新还原鲁迅作为一个“人之子”的真实的形象。 目录 第一章 新台门(1) 第二章 旧书塾(18) 第三章 失乐园(34) 第四章 洋学堂(50) 第五章 负笈东瀛(72) 第六章 仙台习医(99) 第七章 《新生》之梦(125) 第八章 撄人之声(146) 第九章 一觏于杭(168) 第十章 再厄于越(185) 第十一章 冠盖京华(208) 第十二章 新潮激荡(233) 第十三章 歧路彷徨(255) 第十四章 风波迭起(285) 第十五章 在转向的途中(310) 第十六章 “这样的战士”(334) 鲁迅生平 大事年表(352) 后记(356) 试读章节 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即公元1881年9月25日,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周家新台门里,一个宁馨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周家智兴房的长子长孙、日后以笔名知名于世的鲁迅①。 鲁迅所属的新台门周家,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户人家。它与老台门周家、过桥台门周家同属一宗,都是覆盆桥周氏房族的支系。会稽姓周的大族很不少,有的家谱上的世系可以上达汉唐,有五六十代之多。但是,鲁迅所属的这一支却是在明正德年问从外地移居到绍兴的,与其他周氏大姓并不同宗。按照鲁迅祖父周福清(1838—1904)《同治丁卯科并补甲子科浙江乡试硃卷·履历》中的说法,覆盆桥周氏的“始祖”“元公”是“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的理学大家周敦颐(1017一1073),所以,周家一向号称“汝南周”,直到鲁迅少年时期,家里的灯笼壳上还写着“汝南周”这三个黑黑的大字,招摇过市。鲁迅三弟周建人(1888—1984)据此推测周家祖籍是河南汝南,或周敦颐的老家湖南道州①。近来,又有人根据一些方志材料和周氏宗谱,推断客籍江苏吴江的元代官吏周澳为周敦颐九世孙,其子周德为吴江周氏之始祖,吴江烂溪周氏家族是绍兴鲁迅一支的直系祖先,并以此作为鲁迅、周拂来同属一宗的依据。但是,从原始资料来看,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周氏房族的祖先最早只能追溯到明正德年间从外地迁居到绍兴的那位佚名的逸斋公(逸斋者,轶其名号也),而逸斋公为名门周德、高官周用之后,则只是周家“先世相传”的一种说法②而已,并不能作为信史看待。更何况,“汝南周”的来历也并不出自周敦颐的“汝南伯”封号(相反,“汝南伯”这个封号却是因“汝南周”这个郡望而起的),而是出于春秋时期的周室。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即位后,东迁洛阳,封其子姬烈于汝州(即后之汝南),姬烈的后裔后来把周作为姓氏,于是,汝南地区就成了周氏③的发源地,“汝南周”就成了周氏的第一大郡望。在讲究宗法的传统社会里,凡是姓周的人,都莫不乐于以“汝南周”的分支自许,有的甚至攀附名流,冒认名宗,以显示自己血统的高贵。这是鲁迅的祖辈以“汝南周”自诩,要把周敦颐认作宗族始祖的根本原因。 不过,事实归事实,心理归心理,事实上的无不能抹杀心理上的有。尽管在事实层面,没有充足的材料可以证明鲁迅所属……P1-2 序言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么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龚自珍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圭、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更为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赘、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我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之力。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第一批已经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万斌 2003年春于杭州 后记 在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鲁迅大概是传记最多的一个。到上个世纪末,关于鲁迅的传记就有27种,其中大部分是大陆解放后出版的。这些传记虽然各有特色,也大多涉及到了鲁迅一生行事的各个方面,但是,除了一些以考订史实为主的传记以外,大多数鲁迅传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对鲁迅形象的刻画往往带有人为的“塑造”成分,甚至偶像化、神化的色彩(反过来则是对立面的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即使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传记,亦难免有凭印象随意发挥,以流行观念剪裁事实之弊。而对鲁迅生平史料,则往往缺乏审慎的辨别和细致的考证。 有鉴于此,笔者在写作中,尽量从第一手资料出发,以鲁迅同时代人的记述和其他文化名人的传记资料为参照,按照时间顺序,把传主个人生活经历与中国社会变迁及时代思潮演进结合起来,围绕鲁迅从传统士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主线,着力展示鲁迅曲折的生命历程,揭示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无论在史实的考辨上,还是在思想脉络的梳理上,都花了相当多的功夫。对于鲁迅生活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如鲁迅从南京水师学堂退学的缘由、鲁迅在日留学时的政治表现、鲁迅在北京教育部时不受赏识的原因、新文化运动对鲁迅的影响、鲁迅与光复会及国民党的关系等等,笔者都尽量根据原始材料作了一些新的分析和辨正;对于许多事情的背景,包括那些与传主生活有关的某些并不那么著名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笔者也本着“不厚诬前人”的原则,根据相关材料一一作了核对和查证。其用意之所在,就是要从史料出发,重新构建鲁迅作为一个“人之子”的真实的形象,去掉以往人们涂抹在他身上的各种时髦的伪饰。一句话,就是要为鲁迅写一部信史。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书刊资料,其中一部分体现在注释的引证书目中,更多的则作为知识背景在写作中产生了影响。对于这些书刊资料的作者和编者,笔者谨在此处表示真切的谢意。同时,我也要感谢在学术人生中给予我许多支持、帮助和关爱的师长、兄弟、朋友、亲人(尤其是我的父、母、妻、儿),但愿我的努力能与他们的期望相称,我的劳作能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获得真实的意义。 我期待着读者的回应,也期待着学界的批评。 项义华 2003年7月14日.破晓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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