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感性实证和理性实证相结合为手段，以解决当今现实问题为目的，在解决山西经济建设的问题中，将能起到历史的借鉴作用。这本书史法严谨，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清晰的论证逻辑及平实可靠的结论，开辟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本书可供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研究人员及商业贸易工作者和晋商文化爱好者参考。

本书根据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收集大量的数据和史料，将晋商商贸活动的扩展区域划分为几个区，并对区域之间的商贸关系及扩展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晋商商贸活动区域扩展的特点，最后得出晋商形成及其扩展的规律和人地关系的原因。

书中运用大量的图、表进行分析，书后还附有历史地图及许多珍贵的图片资料，包括票号的账簿、来往信件、会票、兑票等，实属难得。

本书可供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研究人员及商业贸易工作者和晋商文化爱好者参考。

序

前言

第一章 晋商研究述评

 第一节 晋商研究的资料

 第二节 20世纪20-40年代晋商的研究与成果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之后关于晋商的研究与成果

 第四节 晋商研究有待于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

第二章 晋商商贸活动的区域划分及扩展机制

 第一节 区域类型划分

 第二节 商贸活动区域扩展的机制分析

第三章 晋商商贸活动扩展的区域内动力

 第一节 明清山西经济区形成的背景和区划

 第二节 明初山西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差异性分析

 第三节 产业结构的区间差异分析

 第四节 城镇职能及市场差异

第四章 晋商商贸活动的向北扩展

 第一节 地缘优势分析

 第二节 市场分析

 第三节 固定的三条通北商路

 第四节 利润分析

 第五节 晋商垄断市场的案例——恰克图市场分析

第五章 晋商商贸活动的向南扩展

 第一节 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商贸区

 第二节 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商贸区

 第三节 以扬州为中心的江淮商贸区

 第四节 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金融区域

 第五节 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商贸区

 第六节 以佛(山)广(州)为中心的两广商贸区

 第七节 晋商在西北地区的商贸活动

 第八节 晋商在山东的扩展

 第九节 晋商在东北

第六章 晋商商贸活动的区域消退

 第一节 北方边贸区的丧失

 第二节 南方商贸区的消退

第七章 从历史地理视角对晋商的再认识

 第一节 晋商的产生是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现象

 第二节 晋商在地理区域中的历史透视

 第三节 晋商商贸活动扩展历史的区域透视

参考文献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之后关于晋商的研究与成果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晋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标志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拓宽了学科视野

自清以来对晋商的研究，主要从史学的角度进行探索。然而，研究晋商并不只是历史学所能承担的任务，就其现象而言，它还是一种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商贸现象，或者是一个区域现象。因此，对晋商的研究，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审视，得出的结果也各有闪亮之处。从经济学角度对晋商进行过深入探讨的人很多，以山西大学经济系主任刘建生为代表的学者成果累累。如1995年刘建生等撰写的《山西近代经济史》，近80万字。书中的很多篇章从经济学方面介绍了晋商的兴衰，刘氏还多次撰文，论及晋商经济观点。他认为，晋商的历史地位是“开辟商路，加强了区域经济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长途贩运，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四处设庄，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与社会风尚的变化”。再如张全盛《研究晋商应立足于世界经济大市场的高度》，黄鉴晖《从商品经济中考察山西票号的起源》等，也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论。

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晋商进行探讨者，迄今专著尚不多见。但散见于各种杂刊的文章很多，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性的观点。如葛贤慧写的《传统文化与山西商人》、《山西商人与关公文化》、《中国近世商人伦理及其现代价值》，邱文选写的《浅议晋商与晋商文化》，孙丽萍写的《山西大院文化摭谈》。葛贤慧认为：晋商的经营理念是崇尚功利，以义制利；修身之道是智勇仁强，节俭耐劳。邱文选将晋商文化概括为“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孙丽萍从山西商人留下的深宅大院，透视出明清商人积累财富的一种价值观取向，古朴、闭塞、城堡建筑的山西大院宏大、厚重、静雅、精巧、祥和，寓福、禄、寿于其中，体现了山西的社会风尚、地方习俗、建筑艺术等特色。同时一些建筑牌匾、对联等，反映了当时商人处世为人之道，如祁县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命名为“在中堂”，在百寿大照壁两旁裱有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题的一副对联：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都是比较典型的儒商之道。

明清时代的晋商特别推崇关公，在各地的商业会馆中都供奉着关公像，同时还定期举行祭祀大典。为什么山西商人如此敬奉关公，且不惜巨资，相沿不衰?葛贤慧认为：其一，山西商人与关公有地域亲情；其二，关公的神化地位到晚清时达到至高无上的顶峰；其三，即最根本的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义冠古今，义不苟取，人伦师表。山西商人借助关公文化之风，使商人伦理的内涵抽象化、神圣化。在文化方面进行研究的文论还有张正明所著的《晋商与经营文化》一书。张氏从晋商的精神追求、经营作风、会馆文化、家庭文化、商号文化以及晋商与戏曲、晋商与社火、晋商与饮食、晋商与武术、晋商与晋文化、：晋商与科技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这是一本探讨晋商文化的集大成著作，充分体现了张正明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和不凡的研究功力。

除了与相关学科的结合以外，还有一些按行业文化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突出的是柴继光、李希堂、李竹林合著的《晋盐文化述要》。晋商起家于盐粮，他们认为，运城盐池的早期开发与河东原始文化的深厚积淀有直接关系，明代盐业蓬勃兴起，反映在文化上的如经营方式、盐政措施、盐池水利、盐池艺术、文赋、碑记、散记、诗歌等各个方面，都具有盐业文化的显著特色。

二、集中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晋商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两个类别，即商史类和商论类。

1.商史类  它是晋商研究的基础，也是开始最早、参与人数最多的方面。目前正式刊出的专著有：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道丰、孙耀、闫守诚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

葛贤慧：《商路漫漫五百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

张巩德：《山西票号综览》，新华出版社，1996年；

王尚义、王和瑞、杨纯洲： 《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以上成果可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研究晋商以贸易为主阶段的成果。这部分研究比较集中。首先是晋商的起源，其次是向边贸市场的进军，最后垄断蒙俄市场。张正明《晋商兴衰史》以前五章的篇幅写了明初晋商的兴起、明后期晋商的特点、清代晋商经营资本的新发展以及晋商的成功之道，并且精辟地概括了晋商经营活动中的四个战略转移，即由盐业的边商转为内商，由盐商转为多业经营，活动范围由纳粟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商人朋合为帮组织形式的出现。介绍明清时期晋商商贸活动的还有葛贤慧所著的《商路漫漫五百年》，其研究主要侧重于传统文化对晋商的背景作用，以及晋商所形成的文化特点。寺田隆信所著的《山西商人研究》，则集中阐述了明代山西商人在北部边塞中利用开中法政策的实施开展商业活动、获取高额利润的情况。寺田隆信先生自1975年3月以来，六次来中国，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阅读如此多的史籍，并集中于一方面的问题去讨论之，已是很不错的了。第二部分是晋商活动以票号为主阶段的研究和成果。以票号史命名的是1992年黄鉴晖撰写的《山西票号史》。该书在体例上与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和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基本相同，但是有两点创新：一是黄先生查阅了大量的清档资料，这是之前其他文章和书籍引用不多的。清档资料对皇帝的奏折、诏谕记载是最为可信的，对晋商研究有重要的力证。如山西巡抚王庆云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二十八日奏折：“1855年12月27日报告，山西绅商共劝捐银三百零三万零一百两，实际交银二百八十七万两，下短十七万余两，实再无力再交。”这些资料对解释票号的兴盛很有说服力。然而这一类资料，从清档中查阅到的比在各票号的地方资料中更为可信。第二个创新点是《山西票号史》对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明确地划分了六个阶段：①1823年左右为山西票号史的起源；②1823～1852年为山西票号最初发展的30个春秋；③1853～1861年为山西票号发展的挫折与损伤阶段；④1862～1893年为山西票号的大发展阶段；⑤1894～191 1年9月为山西票号发展的极盛与危机阶段；⑥1911年10月～1921年为山西票号的失败阶段。划期工作需要一些系统的比较资料，还要提出划期的标准，黄先生确实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查阅了许多资料，这一点值得给予充分肯定。

张巩德于1996年撰写了《山西票号综览》一书。张氏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系统地分别介绍了43家票号的兴、盛、衰过程和山西票号十大财东及具体情况。张巩德所列的山西票号十大财东是：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平遥李家、介休侯家、介休冀家、榆次常家、榆次王家、平遥毛家、太谷寅家、太谷曹家。

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是一本综合性的专著，他将晋商贸易和票号以及商人家族三个部分合为一体，使人查阅起来很为便捷。具有一定科普性的是198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张正明先生撰写的《山西工商业史拾掇》。从史学角度写论文者比较多，有些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刘建生、刘鹏生《试论晋商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渠绍淼《晋商兴盛溯源》，卫广来《山西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等作。  P23-27

王尚义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多年来一直从事我国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地理相互影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尚义已在上海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上相识，结成学术切磋的好朋友。之后，他的学术成果不断，先后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等杂志上发表多篇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反映出他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很强的创新意识，可以说他对历史地理研究的积累是很丰厚的，已蜚声学界。

1999年，王尚义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一名博士生。在博士论文选题过程中，他考虑如何使历史地理的研究为山西省的经济发展服务，于是着手研究晋商问题，也就把晋商商贸活动扩展的历史地理研究作为他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而成，是一部从区域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晋商活动的专著。

在本书的研究中，王尚义将晋商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初至清中叶，主要以商贸活动为主；第二阶段为从清中叶至民国初年，主要以票号商业活动为主。由上述两种活动的扩展，逐渐形成了若干区域。他研究的方法是全方位的，将山西省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与明清两代及民国初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紧密结合，是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融为一体的新成果。这一工作无疑对今天山西省经济的发展，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基础研究。

总之，《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以感性实证和理性实证相结合为手段，以解决当今现实问题为目的，在解决山西经济建设的问题中，将能起到历史的借鉴作用。这本书史法严谨，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清晰的论证逻辑及平实可靠的结论，开辟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是为序。

于希贤

2003年12月7日夜

于北大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