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福柯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对现存秩序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实际上，不正常的人并没有因为纳粹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他仍然是一系列权力技术和知识的对象。当精神病医生出现在法庭上做鉴定时，在细致入微的分析之中，历史发展中的动力和各方面的战略就逐渐清晰地还原在我们面前。

福柯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畸形人”、“需要改造的个人”和“手淫的儿童”。这三种人本身出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畸形人的历史最为悠久，在古罗马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我们可以在疾病本身中寻找到某种原因。当然，福柯可以辩解说，他所坚持的方法就是外部分析，不理睬任何内部的逻辑。虽然如此，这么一个如此简单就能找到的原因，被福柯有意地忽略，不能削弱其分析的说服力。

“不政党的人”谱系——《不正常的人》述评

前言

1975年1月8日

1975年1月15日

1975年1月22日

1975年1月29日

1975年2月5日

1975年2月12日

1975年2月19日

1975年2月26日

1975年3月5日

1975年3月12日

1975年3月19日

概要

授课情况简介

材料

手稿

文本编辑的标准

校勘的编辑标准

上个星期，在讲课结束的时候，有人问，归根结底是否我弄错了，我所讲的课是否是关于法医鉴定而不是事前说定的关于不正常的人，这完全不是一码事。但你们将看到，从法医鉴定的问题出发，我最终会到达不正常的人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曾经试图向你们指出的是，根据1810年刑法典，根据这个著名的64条，只要人在行为的时候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就既无罪行也无犯法，鉴定应当允许，无论如何，也应当允许进行划分：疾病和责任之间，病理学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主体的自由之间，治疗学和惩罚之问，医学和刑罚之间，医院和监狱之间的二元划分。必须进行选择，因为疯癫取消罪行，疯癫不可能是罪行所在的地方，反过来，罪行自身也不可能是一个根源在疯癫之中的行为。转动的门的原则是：当病理学上台的时候，犯罪性根据法律应当消失。医学机关，在疯癫的情况下，应当接替司法机关。司法部门不能抓住疯子，或毋宁当说疯癫(改正：司法部门)确认他是疯子的时候，就应当放弃他：释放(relaxe)的原则，在这个词司法的意义上。

然而，当代的鉴定用其他的机制来取代在这些法律条文中清楚地提出来的划分和划分原则，这些机制在整个19世纪一步一步构造出来；你们看到这相当早就开始了：例如，从1815—1820年以来，你们看到(我要说，是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谋)刑事法庭的陪审团宣布某人有罪，接着，同时又要求，虽然他已被判决确定为有罪，他仍然因病应当被放人精神病医院。于是，陪审团开始建立疯癫与罪行的亲族关系、附属关系、亲戚关系；而审判者自己，法官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联接，因为人们有时看到他们说一个人完全应当被放入精神病医院，尽管他犯了罪，因为，归根结底，他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机会不比从监狱中出来的机会多。当减轻情节在1832年制定的时候，这正好导致产生了这样一些判决，它们量刑的调节完全不是根据犯罪本身的情节，而是根据对罪犯自身进行的定性、评估、诊断。一步一步，这种医学一司法的连续体(continuum rnedico—judiciaire)逐渐构造出来了，我们看到了它的后果，我们在法医鉴定中看到了其主要的制度化。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当代鉴定用人们可以称为医学和司法的双重定性(double qualification)的游戏取代了医学话语和司法话语的相互排斥。这种双重定性的实践和技术组织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反常”(perversite)的领域，这个非常奇怪的概念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它将统治整个双重确定这个领域，并将在鉴定人的但也有学识的话语中，导致一系列明显过时的、可笑的或幼稚的术语或基本概念的出现。当你们翻阅这些与我上次给你们念的那些类似的法医鉴定的时候，映入你们眼帘的是类似“懒惰”、“骄傲”、“固执”、“恶毒”这些字眼，给你们讲述的是传记的内容，完全不是行为解释的原则，而是某种预言性的还原，小小的童年场景，小小的幼稚的场景，他们已经是罪行的类似物。某种对具有犯罪性的儿童的还原，这种犯罪性甚至用家长或儿童书籍中道德教训所使用的术语来定性。事实上，术语、概念和分析的这种幼稚性处于当代法医鉴定的核心，其功能非常明确：正是它将作为司法范畴和医学概念的交换器，司法范畴是由法典自己确定的，它要求人们只能在确实有恶意或欺诈存在的情况才能进行惩罚，医学概念则类似“不成熟”、“自我的软弱”、“超我发育不良”、“性格的结构”等等。你们看得很清楚，类似这样关于“反常”的概念大体上允许一个摞一个地把确定欺诈、恶意的一系列司法范畴和或多或少在医学的或无论如何，在精神病学的、心理病理学的、心理学的话语内部建构起来的范畴缝在一起。反常概念的整个领域，在其幼稚的词汇中得到调解，允许医学概念在司法权力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反过来，司法概念也在医学管辖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作为交换器，它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它的作用越大，它在认识论上就越糟糕。

另一个由鉴定加以保证的操作即：用社会反应的同质性原则取代“要么监狱，要么医院”，“要么赎罪，要么治疗”的制度性交替。它允许建立，或无论如何使某种穿越整个社会机体的保护性连续体的存在合法化，这个连续体从进行治疗的医学机构直到严格意义的刑事机关，也就是说监狱，其极限是断头台。总之，在从19世纪开始构造的现代刑罚所有话语的内部，你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句不断重复的话到处流传：“你最终会上断头台。”

P32-34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授课记录的出版工作由本书开始。

从1971年1月开始，至1984年6月辞世，除了1977年休假一年，米歇尔·福柯一直在法兰西学院讲课。教席的名称是：思想体系史。

还是在1969年11月30日，由于勒·于伊曼(Julesvuillemin)提议，经法兰西学院教授委员会通过，以此教席替代去世的让·伊玻利特(Jean Hippolyte)教授的哲学思想史教席。1970年4月12日，亦由同一个委员会推选米歇尔·福柯为这个新教席的教授。当时他43岁。

1970年12月2日，米歇尔·福柯开讲第一堂课。

法兰西学院的教学要遵守一些特别规定。每位教授每年至少教授26个小时(最多可以有一半课时是讨论课)，他们每年都必须讲述独创性的研究，每次都要更新讲课内容。听课和参加研讨课都是完全自由的，既无需注册，也无需文凭，教授们也不能发文凭。人们常说，法兰西学院的教授没有学生，只有听众。

福柯在每年1月初至3月底的星期三上课。听者甚众，包括大学生、教师、研究生、好奇的人，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一共占据了学院的两个阶梯教室。福柯常常抱怨他和“听众”之间的距离太大，而且课堂的形式使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少。ii他向往研讨课，一种真正合作工作的场合，并为此做过多种尝试。最后几年里，讲课结束后，他用很多时间来回答听众的提问。

1975年，《新观察家》的记者热拉尔·帕迪让(Gerard Petitjearl)是这样描述课堂上的气氛的：“福柯健步走进教室，好像某个人一头扎进水里，他穿越人群坐到讲台的椅子上，往前推一下麦克风，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钟也不耽搁，扩音器里就传出响亮的声音，这是大厅里惟一的现代化工具，大厅里昏暗的灯光来自一个仿大理石的浅口盆。大厅有300个座位，但有500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没有演讲的效果，清晰，言简意赅，没有一点儿即兴演说的迹象。福柯每年只有12个小时在公开课上讲解他上一年研究工作的意义。因此，他尽可能讲得精炼一些，然后再加以补充，就像人们写信时写到最后还意犹未尽。晚上7点15分，福柯结束讲课。学生冲向讲台，不是为了和他说话，而是为了关掉各自的录音机。没有人提问，拥挤的人群中，福柯是孤独的。”福柯对此评论道：“应当对我的讲课进行讨论。有时，课讲得并不好，仅仅一个提问就能使它重来，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等到。在法国，团体的效果使一切真正的讨论变得不可能。由于没有反馈的渠道，讲课被戏剧化了。面对人群，我有点像个演员或者小丑。当我一结束讲话，就感到一种完全的孤独……。”

米歇尔·福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教学：研究即将完成的著作，开拓问题化的领域，这更像是对未来的研究者发出的邀请。因此，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上不讲授已出版的著作，虽然讲课和著作有些相同的概念，但它也并非著作的草稿。授课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属于福柯所从事的整体“哲学行动”一部分的话语机制。他主要提出知识／权力关系谱系学的提纲，以此为依据，他从1970年开始反思他的工作——与以前他从事的话语形式的考古学相对立。

授课同时还有一种现实性意义。吸引听课者的不仅仅是每个星期建构起来的叙事，也不仅仅是鲜明有力的展示，而且还有对现实的看法。福柯的艺术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他可以讲述尼采或亚里士多德，19世纪的精神病学鉴定或基督教传教士守则，但听众总是能从中感到映射到现实和同时代事件的思想火花。福柯在课堂上独特的力量在于博学、个人的介入和对现实事件研究之间微妙的呼应。

70年代，磁带录音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变得更加完善，米歇尔·福柯的办公室也开始采用此项技术。授课和一些讨论课的内容得以保存下来。

本次出版工作以米歇尔·福柯的公开授课内容为蓝本。我们尽最大可能逐字记录录音，希望按照讲课的原样出版。但是从口头到文字的转换要求编者的介入，至少得加上标点符号和划分段落。总的原则是尽可能号课堂上的讲授保持一致。

删除某些重复之处，重新连接上断开的句子，修改一些不正确的语法结构，这也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省略号表示此处的录音无法辨认，当句子含混不清时，在括号[ ]中加入一些连接词和附加成分。

页底的星号表示米歇尔·福柯使用的注和课上讲授的注有明显不同。

所有的引用都经过核对，所涉及文章的具体参考部分也已指出。校勘仅仅局限于澄清含混之处，阐明暗示和确定校勘之处。

为了方便阅读，每一课前都有一个由关键词组成的目录，指出其主旨。

书后附有授课的概要，它曾发表于《法兰西学院年鉴》。米歇尔·福柯一般在六月，即授课结束一段时间以后进行撰写工作。对于他，这是一个追溯式地点明意图和对象的机会。在此，他的表达最为完美。

每本书结束时都由编者负责指出“情境”，告知读者一些传记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背景，将本课置于已出版的著作的背景之中并指出它在各种样本(corpus)之中的地位，以方便理解，避免因不知道授课的整体环境而导致的误解。

这次将法兰西学院授课录音整理出版，使得米歇尔·福柯工作的另一个新方面得以与世人见面。

确切的说，这不是遗作的出版，因为这次出版的是米歇尔·福柯公开的讲话，不属于书写的范围，很有研究的价值。米歇尔·福柯笔记的拥有者达尼埃尔·德福尔允许编者查阅了笔记。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法兰西学院授课录音的整理出版获得了米歇尔·福柯继承人的允许，他们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国外，他们苛刻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其严肃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努力不辜负他们给予的信任。

弗朗丝瓦·艾华德(Fancois Ewal)

阿莱桑德罗·冯塔纳(Alessandro Font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