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堪称我国目录学界泰斗——彭斐章老先生倾注多年心血编著而成的，既回顾了目录学的辉煌历史，又展示了目录学的丰硕成果，并展望了目录学的美好未来。本书对于目录学专业研究者、图书情报学兴趣爱好者以及相关从业人员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简介

自序

第一编 目录学研究

 20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回眸与思考

 90年代的中国目录学研究

 当代中国目录学研究的现状

 面向未来 重塑辉煌——跨世纪目录学研究基点的选择和学科制高点的确立

 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

 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

 中国目录学的今天和明天

 我国当代目录学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

 评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目录学研究

 苏联目录学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目录学普通教程》评介

 苏联目录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

 学海浩渺话舟楫——试论目录学知识普及问题

第二编 图书馆学教育

 论数字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创新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变革与创新

 文华图专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迈向21世纪的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

 新中国图书馆写教育的回眸与思考

 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

 加强核心课程建设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目录学课程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第三编 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研究

 数字时代我国图书馆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学定有灿烂的未来

 世纪之交的思考——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论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中观念的变革

第四编 其他

 中国社会科学工具书导论

 沟通—互补—合作——海峡两岸图书馆学、资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序王克强主编《怎么从书海中找到自己的航向》

 立下园丁志 甘为后人梯

 质与量的和谐是当代出版业的使命

第五编 专访

 图书馆学定有灿烂的明天——访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彭斐章教授

 为人师表五十载 一生不悔园丁情——彭斐章教授访谈录

 博导系列访谈：彭斐章教授

 “大文科计划”与导读——彭斐章教授访谈录

 培养跨世纪人才——访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彭斐章教授

 为信息社会培养跨世纪人才——访我国著名图书情报学专家彭斐章教授

 强化读者的情报意识——访武汉大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彭斐章教授

 樱花烂漫，如同桃李——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建院三周年前夕访院长彭斐章教授

 锐意改革，振兴图书情报学教育事业——访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彭斐章教授

第六编 评说

 学以载德 桃李芬芳——记彭斐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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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斐章先生与中国目录学

 问道珞珈情自浓

 彭斐章与当代目录学

 言传身教恩师情

 彭斐章目录学思想与目录学成就论略

 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开拓者——记彭斐章教授

 试论彭斐章的目录学思想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彭斐章教授印象

 授业有方的导师——彭斐章

 记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彭斐章教授

第七编 附录

 彭斐章著述目录

后记

1.1古典目录学发展的总结

20世纪初，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出现了划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彻底抛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中国目录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到清代目录学被誉为“显学”。因此，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中国古典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新旧并存的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介绍和评价西方目录学的著译，如1909年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图书馆》一文，介绍西方目录工作和杜威十进分类法；1922年朱家治在《新教育》杂志上刊登《欧美各国目录学举要》，推荐了美、英、德、法等国各种书目38种；1926年杜定友撰《西洋图书馆目录史略》；1930年英国福开森著《目录学概论》，由耿靖民翻译；1935年闵锋译《西洋目录学要籍及名辞述略》；1944年张遵俭撰《中西目录学要论》等。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西学东渐，西方目录学著作及其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书目工作实践和目录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目录学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局面。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非常活跃，由于目录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认识事物的观点各异，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李小缘在其所著《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之进步》中对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家划分为四派：史的目录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校雠目录学家、介于三者之间的新旧俱全者。史的目录学家注重总结我国目录学的历史，阐明古典目录学的起源、原理、方法、目录学家派别等。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一批专著，如刘纪泽《目录学概论》(193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1932)、刘异《目录学》(1933)、汪国垣《目录学研究》(1934)、周贞亮《目录学》(1935)、程会昌《目录学从考》(1937)等。其内容涉及到关于目录学史的整体研究，目录学的起源、意义的研究，有关古代书目的研究，目录学家的研究等。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是其精华之所在，他从目录学的起源，目录学的意义，古典书目的功用、体例、类例沿革等方面予以总结，认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思想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从来目录学之意义”，“要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得出了“目录学，学术之史”的结论。校雠目录学家强调将目录学与校雠学融为一体，将目录学作为整理和阅读古代文献的方法。代表作有刘咸炘《目录学》(1934)，胡朴安、胡道静《校雠学》(1934)，蒋文卿《校雠学史》(1934)，陈钟凡《古书校读法》(1943)，张舜徽《广校雠略》(1945)，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1946)等。蒋伯潜的《校雠目录学纂要》将校雠学与目录学融为一体，认为校雠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提出研究学术源流派别是学术史的任务，不是校雠目录学的任务，但研究目录学者必须洞悉历代学术源流。版本目录学家导源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对版本的记载，代表性著作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1918)，叶德辉《郎园读书志》、《书林清话》(1920)，钱基博《版本通义》(1933)，柳诒徵《中国版本略说》(1934)等。版本目录学家重在古籍版本的考订和版本研究历史与理论的总结，《书林清话》以笔记体裁总结了我国清代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版本目录学专著。所谓“新旧俱全者”既强调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又重视吸取西方目录学新的方法和技术，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方向。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大纲》(1928)、毛坤《目录学通论》(1934)、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第四编《书志目录学》(1935)、马导源《书志学》(1934)、姚名达《目录学》(1933)与《中国目录学史》(1937)等。融合派(新旧俱全者)的代表人物是姚名达，他的主要代表作是《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是给一般图书馆员和读者作一把开门的钥匙用的，全书分原理、历史、方法三篇二十章。他创立的论、史、法目录学知识框架，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结构体系，为后来许多目录学教材所沿用，影响甚广。《中国目录学史》不以时代为纲，而是分专题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他在“结论篇”中总结回顾中国传统目录学时写道：“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镬。”他提倡主题目录，反对十进分类，主张精撰解题，不赞成详列篇目。他希望统一分类和标题，使治书之业，寻书之法，易学易做，目录学成为人人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P4-6

我于1930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的一个书香门第，伯祖父彭伯樵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擅长书法；叔父彭俊明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长期在长沙市中学教数学；父亲彭育奇学历不高，非常勤奋好学，跟随伯祖父自学，写一手好字，为人正直，乐善好施，得到乡亲们的崇敬，对子女要求严格；母亲任叔身勤劳一生，待人善良，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严父慈母的知书达礼的教育让我印象深刻，对我影响深远。从小深得伯祖父的钟爱，从我的名字就能得知他希望我长大后多读书——斐章即“斐然成章”，他认为斐然成章，入圣之门。因此，还只有五岁半的时候，我就开始进学前班，然后按照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循序渐进地学习。还在读初中二年级时，就一边上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跟随叔父彭卣簧攻读古书，启蒙国粹。叔父是一位国学造诣较深的中学语文教师，长于诗词楹联，喜爱书法，既是我的叔父，又是我的语文老师，对我的成长影响较深。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攻读了古书，为以后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1年夏，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届统一高考，被服从分配录取到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因此，我与图书馆学结缘纯属偶然。开始是一无所知，但是，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显著特点，比较容易将自己的志愿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能够较快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在学习中不断加深对专业的理解。1953年7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53年9月按照政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并入武汉大学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1956年改制为图书馆学系。

我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辛勤耕耘迄今已有52年，主要成果集中在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与图书馆事业研究以及图书馆学教育研究三方面。

我对目录学情有独钟源于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学习和留校工作，受徐家麟教授、吕绍虞教授的影响，对中国目录学产生浓厚兴趣。1956年由国家选派到莫斯科图书馆学院(今莫斯科文化大学)研究生部学习，师从苏联目录学一代大师阿·达·艾亨戈列茨教授。这是一位在目录学理论、俄罗斯目录学史、俄罗斯文献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他的目录学思想与方法对我的治学影响较大。在他的指导下，我于1961年3月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了教育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直从事目录学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目录学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急待开展研究，在这关键时刻，我和谢灼华同志合作发表了《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一文，对目录学研究对象、目录学史研究、专科目录学研究、目录学方法论等四个问题发表了我们的看法。在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中，我始终认为一门科学的对象是研究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规律(即本质关系)。在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各种观点如“图书说”、“目录说”、“图书与目录说”、“记录图书与利用图书的关系说”、“否定说”等时，我始终认为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是研究规律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根据这一论断来分析，目录学领域里特有的矛盾是什么?揭示与报道图书资料与人们对它的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目录学领域诸矛盾现象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目录学研究的对象。提出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将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并且将这一论点写进了我作为主编之一的由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中，该书先后七次印刷，发行量达十余万册，被誉为“书林新葩，学海津梁”，该书1988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引进“书目情报”概念，构建以书目情报运动规律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新体系。我认为，目录学的内容是由目录学研究对象所决定的。根据这一观点，在《目录学》(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合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一书中，不仅引进了“书目情报”这一概念，而且设立了书目情报服务专章，率先在国内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将目录学研究内容扩大为关于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关于文献的研究；关于书目索引类型及其编制法的研究；关于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特点、书目情报服务组织、书目情报服务效果、书目情报服务发展趋势等研究；关于书目工作组织与管理研究；关于国内外目录学研究；关于中国目录学遗产的研究；关于目录学方法的研究这八个方面。正如青岛市图书馆鲁海研究馆员在《简评目录学》一文中所称：“最近，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合写的《目录学》一书问世了，是迄今为止较好的一本目录学专著。《目录学》专著问世后，把目录学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是我国目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

科学发展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变革与创新，不断地开拓新领域。我主持的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图书情报需求分析与读者服务效率研究”课题，通过向全国几百个单位的读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跟踪调查，获得了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写出的《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是我国书目情报理论研究较早的一部专著，探讨了书目情报应用的许多问题，揭示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的规律，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中南民族大学研究馆员罗德运认为，这本书是“将目录学应用于社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的第一部系统的理论专著，是一部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该书于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目录学研究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探寻目录学学科的基点。处在社会信息化与信息社会化的今天，信息资源管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录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以解决巨量的文献与人们对其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的学科。目录学学科的核心是书目情报运动的规律，因此，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应当是书目情报，这是目录学研究对象“矛盾说”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升华，体现了信息时代目录学的本质特征；必将引起目录学研究者知识结构的更新，催生一批新的目录学研究方法，在当今条件下，有利于扩张目录学的渗透力，提高目录学的社会地位；将会使目录学融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强化目录学整体化与科学化趋势，培育出目录学理论的新体系。

回顾几十年来目录学研究历程，我深感自己能够在各个发展的关键时刻，及时总结目录学研究进展，评述存在的问题，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目录学领域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有价值的理论依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研究中力求将大胆创新与严肃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形成了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相结合，中外目录学优良传统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风格，保证了目录学研究的顺利发展。

除了是一个目录学研究者，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更关注图书情报学教育，曾撰写了一系列的图书情报学教育论文，探讨加强图书情报学学科建设，促进学术水平与教育质量同步提高的有关问题。学科建设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水平和层次的集中体现，只有以高水平的学科建设为基础、为支撑，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才能提高质量，上水平，上档次，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行列。我作为主要主持人参加的教学研究项目“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体系的深刻变革”获教育部1989年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该项成果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例。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课题“我国信息资源管理(IRM)人才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模式研究”，其最终成果为《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主编的普通高等学校“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获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长期主讲建设的《目录学》课程1997年12月被评为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质课程，2004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主编的《目录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些任务的完成，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影响。

1984年，我担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首任院长，感到这既是组织和广大教师对自己的信任，但更是凝重的责任。1985年我被聘任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更感到学位授权点的建设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本身既是学科建设的产物，又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为完善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学科学位授权体系，我尽了点微薄之力。

回顾50余年的图书馆学教育生涯，我深深懂得，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教师教书育人的活动，往往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一生。凝重的历史责任感激励着自己循着教育者须先受教育的宗旨，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以“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作为我的誓言，以“红烛精神，春蚕思想”作为我的追求。在研究生教育中，我始终坚持质量第一，严字当先，把教书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将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看成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循循善导，鼓励研究生大胆创新，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勇攀科学高峰，培养他们求真务实的学风。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用心血和辛勤的汗水培育的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很有出息，不少人晋升了高级职称，不少人遴选上了博士生导师，不少人已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大多数都成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平生最觉开心处，喜看桃李结满枝”。

回顾50余年的教学与学术生涯，爱我所选，无怨无悔。在此引用几段评论，或许能映射我人生的几许价值：

马费成教授：“作为教育工作者，彭斐章是一位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在他的身上，教书和育人，教学和研究总是融为一体。他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尽快超过自己，甘为人梯，扶植后学，展示了他作为一个导师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质。”

王振鹄教授在信中写道：“吾兄培养人才无数，至为敬佩，尤以倡导目录学研究，启发目录之理论与观念，主持图书情报学院，奠定今后发展基础，实为图书馆界之第一人。”

柯平教授：“彭斐章先生的目录学思想有一定代表性，是第三代目录学思想的结晶和主体。”

韩继章研究馆员：“彭斐章，永远是一个给人以信心的人，永远是一个鼓舞人们前进的人，不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学术上，对于后学来说，他总是一位宽厚的、谆谆善诱的师长。”

非常感谢学界同仁能给我如此赞誉，但我更愿意将这些看做是对我一生献身图书情报事业的执着精神和勤奋努力的一种彰扬，是对后来人的一种激励。

我深信，“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国图书情报事业有过一个灿烂的昨天，有着一个发展的今天，更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积极策划和赞助以及武汉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下，《彭斐章文集》即将付梓出版了，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文集选录了在期刊、论文集正式发表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学术论文31篇，按内容分别归人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和其他等主题，各专题又按刊出时间由近及远的顺序编排，文章的观点和内容反映的是当时的情况，有的现在看来有些过时，只能是大致展示我国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现状。文集还包括作者接受媒体所作的学术访谈以及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评说，最后附录了作者论著目录。正文前有作者近照以及作者的工作照、生活照和参加重要学术活动等的照片集锦。

文集中除了柯平所写的《彭斐章先生与中国目录学》是新写的以外，没有为此专门组写文章。文章只对原文打印的错字作了改正，其他保持了原貌。

在文集编辑出版过程中，社科部的谭玉敏副部长给予了热情的关注，陈传夫教授、柯平教授、王伟军教授、黄如花副教授、博士生李丹和邹瑾等同志帮忙提供了照片和参与校对等工作。王新才教授负责编辑了作者论著目录，出版社责任编辑严红副编审，潜心审读了文集，并提出了极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特在此一并向大家表示深深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