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书是她的代表作，作品以“黑人会飞”这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为故事的主线和象征的核心，塑造了以奶娃为代表的黑人主人公形象，讲述了他与父母间新老两代的冲突，与母亲、姐姐之间男尊女卑的冲突，以及在南行中发生的北方城市黑人与南方乡镇黑人之间的冲突等，从而提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在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才能解决精神生活上的贫乏乃至堕落。作品中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创作风格，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精彩的故事与严肃的主题熔于一炉，因此广受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本书描写绰号“奶人”的黑人青年梅肯·戴德发现自己陷于种种矛盾与混乱之中，与家人尤其是自私的父亲格格不入，与外甥女哈加尔终止了性关系招致她的纠缠追杀……他离家寻找父辈流失的那袋金子，历尽辛苦后寻来的却是黑人先辈们留下的无数传说、神话和歌谣，而这时好伙伴吉他的枪口瞄准了他……

情节扑朔迷离，充满神奇色彩。《所罗门之歌》使作者迈入美国当代最伟大作家的行列。

译本序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部分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我和《所罗门之歌》——后记

第 一 章

北卡罗来纳州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定于三点钟从慈善医院飞往苏必利尔湖对岸。在这件事预定要发生的前两天，他在他那所小小的黄色住宅的大门上，用图钉挂出了一则通告：

兹定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三点，本人拟依靠自己的翅膀，从慈善医院出发飞向远方。敬请鉴谅。我热爱你们大家。

保险公司代理人

罗伯特·史密斯(签名)

史密斯先生吸引来的人群，没有四年前林德伯格那次多，在场的只不过四五十人，因为这天正是他选定进行飞行的那个星期三，而且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了，人们还没有读到他的通告。在一周中间的这一天的这段时间里，靠口头传播的新闻只能是姗姗来迟的。孩子们正在学校上课；男人们正在工作；大多数妇女也正在扣好胸衣，打算出门去看看肉铺会不会处理猪尾和下水。附近只有那些失业者、个体经营者和学龄前的小家伙们：有些人是听到这个消息专门来看热闹的，有些人则正巧在那当口走到了非医生街靠近湖边的这一头。说到“非医生街”这个名称，邮局是不承认的。城市地图上标明这条街叫“干线大道”，可是由于原来城里惟一的一位黑人医生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过并且在这条街上去世，所以当一八九六年他搬来的时候，他的病人们没有一个是住在这条街上的或住在离这条街不远的，于是就管这条街叫“医生街”了。后来，别的黑人也搬来住了，当邮政业务成了他们中间传递信息的普遍手段时，来自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佐治亚的信件开始寄给住在医生街上带门牌号码的住宅里的居民。邮局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信件退回或转到死信处理部门。后来，在一九一八年，当黑人应征人伍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征兵处把地址写成医生街。这样一来，这条街名就有了半官方的地位。但是没过多久，城市立法机关的一些成员，对确定恰当名称和保持城市界标的关心成了他们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就此指出：在任何官方场合务必不能使用“医生街”这一名称。而他们既然知道，只有城南的居民才坚持这种叫法，他们就在那一地区的商场、理发店和饭馆里张贴布告，宣布：从紧靠大湖的湖滨路到通向宾夕法尼亚的二号路和六号路交叉点的南北大街，以及与之平行、处于卢瑟福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一段，一直叫作今后也应叫作干线大道而非医生街。

这是一个真正的澄清性质的公告，因为它给城南居民以记忆犹新的方法并且取悦了城市立法机关的大员。城南居民于是管这条街叫作非医生街，并且倾向于把位于该街北端的慈善医院叫作非慈善医院，因为直到一九三一年，在史密斯先生从医院圆顶上起飞那天的晚些时候，才允许第一位黑人产妇在病房里而不是在门外台阶上分娩。医院之所以对这位妇女如此开恩，并非因为她是那位黑人医生的独生女。在那位黑人医生开业行医的整个期间，从未获准有任何住院特权，慈善医院所接受的仅有的两名病人还都是白人。再说，到一九三一年，医生早已去世。造成这次破格接受她人院的原因应该是史密斯先生从他们头上的屋顶起飞。无论如何，小小的保险公司代理人深信他能够飞翔，这一点不管对她生产的地点起不起作用，反正对她生产的时间确实起了作用。

已故医生的女儿看到，史密斯先生像他曾经许诺的那样，从圆顶后面迅速地出现了，他那对宽大的蓝色的丝质双翼，围绕着前胸向前弯曲着，这时她手中的大篮子落在了地上，里边的红丝绒做的玫瑰花瓣散落出来。风吹着这些花瓣向四周飞去，忽上忽下，落进一个个小小的雪堆中。她的两个半大的女儿在周围忙乱着，想抓住这些绒花瓣；而做母亲的却呻吟着，两手捧住肚子的下边。迎风乱飞的玫瑰花瓣吸引了人们极大的注意，但孕妇的呻吟倒无人理睬。大家都知道，小姑娘们花费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工夫去描、去剪、去缝这些值钱的丝绒，而且他们也知道，杰哈尔茨百货商店会很快拒收那些在地上弄脏了的绒花。

有一段时间倒是挺欢快的。男人们跟着去收绒布片，以免让雪把它们湿透——在阵风中去抓，或者小心翼翼地从雪上拣。而那些小家伙们却犹豫不决，不知到底该去看屋顶上那身体包在蓝丝绸中的男人，还是该去看周围地面上飘闪的红片片。他们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一阵女人突发的歌声所解脱。那个唱歌的女人站在人群的背后，她那一身破破烂烂的装束和医生的女儿的漂漂亮亮的衣服恰成对比。医生的女儿身穿一件整齐的灰色外套，按照传统，孕妇在肚子中间打个蝴蝶结，头上戴一顶黑色圆顶窄边钟形女帽，脚上是一双四扣女式高统橡皮套靴。唱歌的女人戴着一顶手织的水兵帽，低低地压在前额上，她身上没穿冬天的大衣，而是裹着一条旧被子。她把头歪向一边，两眼盯着罗伯特·史密斯先生，用浑厚有力的低音唱道：

欧，售糖人飞走了

售糖人走啦

售糖人掠过天空

售糖人回家喽……

聚集在那里的五十来人中间有几个互相碰了碰臂肘，悄悄笑着。其余的人好像在听着无声电影中起着帮助理解和说明主题的钢琴曲。他们就这样站了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对史密斯先生喊叫，所有的人都对周围的这件或那件次要事件专心致志，直到医院里的人们走了出来。

这些医院里的人本来是从窗户里向外看的，起初是带着轻微的好奇，后来，当人群看来就要挤到医院围墙跟前的时候，他们就怀着担心来观察了。他们弄不清楚是否发生了那种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人们正在组织起来的情况。但是当他们发现既没有标语牌也没有演讲人时，就大胆地走到寒冷的露天中来了。他们当中有穿白大褂的外科医生，有穿黑上装的职员，还有三名穿着浆过的工作服的护士。

P7-10

一九七四年，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在美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同名主人公秀拉的形象问题。在美国文学史上，由批评界出面扼杀一个颇有离经叛道之嫌的女主人公的有关记载已经屡见不鲜：亨利·詹姆斯的苔西·密勒、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中的卡萝尔、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等都曾遭此厄运。何况，秀拉这位黑人姑娘居然一改以往文学作品中那种对白人社会既恨又怕、只能出于恐惧而自卫的黑人形象，成为一个只恨不怕、敢于怀着仇恨而进攻的“撒旦”呢!这场争论的结果以《秀拉》被提名参加翌年的全国小说评奖而告终，其作者——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也就此引人注目了。

此时的莫瑞森正在纽约的兰多姆出版社担任高级编辑，平均每年要编辑六七本书，其中有囊括三百年间美国黑人史料的《黑人之书》和《拳王阿里自传》等。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发表于一九六九年，那是对“身体美”这样一个西方世界的“精神奴役制”的一份宣战书，使作家“确立了她的当代美国黑人社会文学观察家的地位”，遂不断应邀撰写社会评论。在这些评论中，她立论鲜明，笔锋犀利，热情洋溢地为黑人民族的利益而呼号。

托妮·莫瑞森最初只是由于爱好文学和解除个人生活的烦闷而开始写作的，但从她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生中所尊重的事业”起，她的态度便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据她自己讲，在写过一个女孩和一个姑娘之后，她才提笔写男人—一这就是她的第三部小说《所罗门之歌》。这部小说在评选过程中击败了两位名家的作品——约翰·契佛的《鹰猎人》和麦克尔·赫尔的《派遣》，以一九七七年最佳小说赢得了一九七八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和全国书籍评议会奖，其中一版就发行了五十七万册，并且译成外文在十一个国家发行。舆论一致公认，《所罗门之歌》是继赖特的《土生子》和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之后的最佳黑人小说，标志着美国黑人文学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艺术水平高的作品不一定畅销，反之，通俗小说的文学价值也颇可置疑。但《所罗门之歌》的成功之处，却是雅俗共赏。所谓雅俗共赏，恰如托·斯·艾略特在评论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所说的：一般人可以阅读引人人胜的故事情节；有的人可以进而分析栩栩如生的人物；还有的人能够欣赏那诗一般的哲理和语言。诚然，作家必须有曲径通幽的笔法，才能引导读者登堂人室，去窥探作品的奥秘。换言之，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应该是高度统一的。

从这一角度回顾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史，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由于美国黑人所处的地位，黑人文学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早期的黑人小说多半是白人小说的仿制品，内容上充斥着低声下气的辩白，被杜波依斯称作“天才的老十”的黑人作家竭力想证明他们这些黑人中的幸运儿与白人一样优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黑人文学艺术家们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对黑人民族进行了自我发现，具有黑人民族特色的作品诞生了，但其中不乏以黑人原始主义满足白人猎奇情趣的描写。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作为当时左翼文学的一个方面军，曾出现过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那样的堪与任何白人小说相媲美的优秀作品。战后，曾经师事赖特的拉尔夫·艾里森明确提出“想写社会学的人不要去写小说”，从而脱离了以黑人抗议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他在《看不见的人》中把黑人的种族压迫感升华为社会压抑感，用更丰富的现代派手法刻画了西方文学界称之为第一个“现代人”的形象。但是，诚如不少进步的黑人领袖一针见血地批评的：当今美国黑人的处境绝不是通过“探索自我”而能够得到改善的。五十年代中重新掀起、六十年代后期形成高潮的黑人权力运动，要求在文学上得到表现，作为该运动“美学的和精神的姐妹”——黑人艺术运动应运而生。托妮·莫瑞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步入文坛的。

一些评论家精辟地指出，托妮·莫瑞森从一开始写作就独特地“把神话色彩和政治敏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她一方面继承了黑人文学中“艺术即武器”的优秀传统，在主题思想上探索美国黑人新生的途径，另一方面又努力吸取古老而丰富的黑人民间文学的营养，并融合美国文学中的不同风格与流派的创作手法，认真地开拓着具有黑人民族特色的文学道路。

在《所罗门之歌》中，莫瑞森以酣畅的激情把强烈的内心冲突和冷静的客观分析为读者绘制了一轴美国黑人史诗的长卷：白人贩运黑奴到美洲，从地域上割断了他们与故土非洲古老文明的联系之后，又在肉体上役使与摧残他们，同时还竭力从意识上泯灭与毒害他们的古朴与纯真。在这一广阔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组簇拥着主人公奶娃的黑人群像的画廊：其中有把奶娃夹在中间的黑人新贵和穷苦黑人之间的冲突，有奶娃同父母间新老两代的冲突，有奶娃同母亲、姐姐以及哈格尔之间男尊女卑的冲突，有奶娃南行中发生的北方城市黑人与南方乡镇黑人之间的冲突，有奶娃与吉他围绕“七日”的争论……作者把这些关系安排得错落有致，用大处落墨的历史衬托出由细部着笔的现实：奴隶制虽已成为过去，但年轻一代黑人完全是在白人文化的环境中成长的，当他们沉湎于远较父辈为多的社会权利与物质享受时，却更可能受到白人腐朽文化的侵蚀及戕害。其中虚写的白人种族主义的罪恶，是为了突出实写的黑人民族自身的力量。按照作家的构想：只有让黑人恢复本民族古朴的风范，才能摆脱西方世界“精神奴役制”的桎梏。

莫瑞森在她的作品中所提出的主题虽然出自她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但无疑涉及了西方世界有识之士和有志青年正在探索的一个社会问题：在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的当今，如何才能解决精神生活上的贫乏乃至堕落。这实在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课题，也是严肃的文学家不断探讨的哲理。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启蒙主义先驱卢梭就创立了这样的理论：原始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自然形态中的人类具有遗传得来的美好而纯真的品德，而文明社会则是腐蚀人类的因素。富人在污浊的环境中变得邪恶，背离了天然美，因此需要教育；穷苦的劳动者朴实自然，掌握劳动技能，仍保持人类的天性，故不必教育。他的哲学主张及文学创作开创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有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的喧嚣及罪恶，转而去崇尚湖光山色的大自然之美或到古老的东方去发掘题材，以寄托怀古追昔之幽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了世界大战的一代美国青年理想幻灭，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始了反叛。其中一个途径便是到黑人音乐及其它艺术形式中去寻求一种他们认为是自由的象征，从而掀起了一场对原始主义的崇拜狂。随着毕加索发现了非洲古代雕塑、帕纳西埃把欧洲乐坛向爵士乐敞开，这一思潮遂与大洋彼岸的欧洲现代主义汇合在一起。弗洛伊德和新心理学提出的本能超出理智的观点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狂飚满足了黑人对表达自己的民族感情的要求，因此比以往任何文艺思潮都更加有力地影响了黑人文学。如果说当年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主要在于发现一个被白人有意涂污的传统，那么，六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黑人复兴则侧重于保持这一传统的纯真，并与日趋没落的白人文化分庭抗礼。这一思潮是复杂的，就其否定资本主义的理性秩序而论，有助于实践新的突破；但由于把简陋的文化理想化，又是从复杂艺术中的浪漫的倒退。就莫瑞森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而论，她的原始主义概念是：以黑人民族主义对抗白人种族主义，以崇尚自然抵御现代邪恶，以脱胎换骨的新生洗涤旧日的尘垢……

托妮·莫瑞森的深厚的民族感情来自她的经历与思考。她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附近的罗伦。她的幼年是在空前的经济危机中忍饥挨饿度过的。父亲不得不做三份工，母亲也要到白人家帮佣。她的父母都具有棱角分明的个性，使她从小便有一种“好斗”精神，父亲的故事和母亲的歌声成了她接受黑人文化熏陶的摇篮，祖辈的颠沛流离和儿时在黑人区耳闻目睹韵种种不平引起她深思。大学时期，她参加暑期巡回演出队到南方故土去吸取营养。在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又专攻文学。这一切不仅为她积累了生活素材，而且让她熟谙文学的理论和技巧，为她日后写作中立足于黑人民族传统、同时博采众家之长，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瑞森是饱含着这种孕育多年的激情去创作《所罗门之歌》的。如果不是这样，她就不会在全书的题词上写上“爸爸”，也不会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赋予主人公奶娃。

从艺术上说，作品的整个格调是与要表达的主题丝丝入扣的。其首要和重要的独到之处就是浓郁的民族色彩。托妮·莫瑞森没有停留在黑人英语的读音、俚语和遣词造句上，她不单单刻画了黑人才有的生活和心理，而且运用了一切色彩描绘出一幅纯粹黑人的风俗画：黑人的传说、黑人的习俗、黑人的意象、黑人的讽喻……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黑人的民间故事中颇多神话色彩。作者选择了“黑人会飞”这一古老的传说作为故事的主线和象征的核心，立意新颖。全书以奶娃诞生前一个黑人试图用绸翼飞行开始，到奶娃从“所罗门跳台”的一个山头跳向另一个山头的飞行结束，中间穿插了许多同“飞行”有关的人物和情节。派拉特姑妈的名字就有“领航员”的谐音，她背负先父遗骸、身携“导航”地图，表明她负有传授民族遗产与指引侄子“飞行”这双重使命；她生下时没有留下与母体连接的脐带的肚脐——这诚然是不可思议的，但却增加了她“神授”的特征，暗示她是传播黑人文化的“天使”。奶娃成功起飞之时，也就是她完成使命归“天”之日。

有人认为，莫瑞森的作品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是把拉丁美洲当代文学的特点吸收到美国黑人文学中来了。的确，莫瑞森在耶鲁大学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在文章中也很推崇这种笔法。但即使她果真从中得到启发，她的小说仍然是地道的美国黑人文学，是这一意义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至于现实主义，这是显而易见的。《所罗门之歌》中不但可以见到辛克莱·刘易斯那种连香烟牌子都准确如实的“现实”，而且也有德莱塞那种美国社会才是造成悲剧的元凶的挖掘。奶娃的父亲抱着“有钱才有自由”的人生哲学，他的贪婪和吝啬同“有钱的白人一样”。一个自幼在父亲身边劳动、对妹妹关心备至的少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剧的变化呢?原因就在于他从父亲的丧生中错误地汲取了教训；更令人痛心的是，他的那些依旧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儿时伙伴，对他的发迹羡慕不已，在作者看来，这同样是一种“精神奴役制”所造成的愚昧，同样是有待教育去解决的课题。

美国黑人文学毕竟是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保持黑人民族特色的同时，对文学宝库中成功的艺术手段兼收并蓄只会增强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类似霍桑的象征手法，在《所罗门之歌》中比比皆是。这种若隐若现的暗喻，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令人于朦胧之中得到启示，引导我们在故事的背后去探求其底蕴。书中对巴特拉宅邸的描写，使人联想起《七个尖角顶的房子》；那年逾百岁而不死的瑟丝以及她所豢养的德国种狗等等都有深意在其中，值得仔细玩味。

有的评论家认为，《所罗门之歌》的前后呼应的网状结构、多角度叙事法、人物姓名的喻意等等都颇有福克纳作品的味道。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奶娃在蓝山中狩猎一场发展了福克纳在《熊》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原始主义观点。《熊》试图说明，没有受现代社会戕害的人可以把自然之美传授给尚在童年的人；《所罗门之歌》则认为，即使是已经沾染了现代生活恶习的青年人，只要肯在大自然中接受古老文明的“再洗礼”，就能返璞归真。“戴德”(原词意为“死”)这一阴错阳差的姓氏用于麦肯祖孙三代也各有所指：祖父的奴隶生活已成过去，父亲的黑人传统抛弃殆尽，奶娃则告别了旧我，开始了新生。莫瑞森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福克纳与弗吉尼亚·沃尔夫作品中的自杀问题，可见，她对“死”与“生”的看法是颇有一番见地的。至于所罗门这一名字，会让人自然地联想到那位英明睿智、伟大庄严的古以色列帝王，犹太教法典与伊斯兰教可兰经中与光荣传统相联系的明君。黑人在非洲原本信奉伊斯兰教，把所罗门当作姓氏冠于常人，显然有尊崇的意味。至于吉他这个人物，则无疑是这曲《所罗门之歌》的伴奏了。

在语言的驾驭上，作者一方面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情景交融的场面，一方面又用十足的口语来写对话。《所罗门之歌》中经常出现列举、叠句、递增的层次和突兀的比喻，这显然是美国诗歌之父惠特曼在《草叶集》中使用过的技巧。莫瑞森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贯彻了反对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文字”的主张。

一九八一年，托妮·莫瑞森又发表了第四部小说《柏油孩子》。推算起来，恰恰是每隔四年出版一部作品。从那时起，她准备辞去编辑与教学的兼职，专心从事写作了。目前，她担任着美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并在黑人民族运动中起着显赫的作用。莫瑞森的创作还在上升时期，今后还可能以更新的作品贡献于世。

译 者

我和《所罗门之歌》——后记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的《所罗门之歌》的中译本得以在译文出版社再次出版，使我百感交集。因为从初版以来的这二十年的岁月几乎记录了我研究和译介美国文学的足迹；

一九七八年，尚在“文革”劫后百废待兴之时，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公开招收研究生。为了实现从事文学工作的夙愿，在大学任讲师的我，搭上了年龄末班车，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的英美文学专业。多年动乱之后能够安安静静地读书学习，使我倍感振奋，正是这难得的三年，助我完成了从文学爱好者向文学工作者的转变。

一九八0年，经美国友人推荐和组织批准，我得以在美国半工半读：边用英语教授中国历史、文化及文学，边搜集资料、撰写硕士论文。

那一年间，我首先系统地阅读了美国建国二百年来的名著。过去由于观念的局限，我们国内只着重介绍过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德莱塞等作家，我在研究生课程中虽然打开了眼界，但毕竟还来不及更深人地探讨。那一年如饥似渴的阅读，对我原有的文学观冲击很大。正是在独处异国它乡、直接生活在当代美国文化的环境中这样的具体条件下，我选定了托妮·莫瑞森作为研究对象。

在美国查找资料虽然方便，但由于莫瑞森女士是位刚刚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家，除去一些访谈和她本人的作品(创作和评论)，尚未见研究文章。不过这对我反倒是个挑战：我必须更深入地钻研她的原作，从中抓住最具特色的东西。至于能否抓得准，就要看原先的知识积累和文学感受力了。

我虽然多年来笔耕不辍，其实并没有写过长篇论文。感谢董衡巽老师，指导我将五万余字杂感式的初稿浓缩成三万多字的论文。

当我拿着修改稿去请教一位国内研究美国黑人文学的专家时，却碰了壁。他不了解尚不出名的托妮·莫瑞森本不足怪，但他劈头问我的问题，却使我感到委屈：“你挑了一个没人知道的作家，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他的潜台词无非是我想唬人。

尽管遭到了冷遇，我还是闭门修改了我的论文，使之更具说服力，并定下标题：《黑色的宝石——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

不料想，在论文答辩会上，那位专家又提出了一个令我十分尴尬的问题：“你把托妮·莫瑞森说得那么出色，你是不是认为她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我想，我当时脸一定憋红了。我稍稍镇定了一下自己，答道：“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一定的成功，但一位成功的作家却不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奖，如托尔斯泰和德莱塞。”

所幸，那一记重拳只是让我认识到文学生涯的坎坷，而没有将我击出文坛。

一九八二年我正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从吴钧燮、石永礼等老编辑身上学到了终身受益的很多东西，从作者和译者那里也“偷”到了不少学问和技巧。也就是与此同时，我开始在业余时间翻译莫瑞森的《所罗门之歌》。

那是多么艰苦的工作条件啊!当时我家和别人伙住一个两居室的单元，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楼房没有客厅，幸好厨房和厕所都较大。入夜，邻居和妻、儿安睡之后，我便来到厕所，以木凳为桌，以马桶为座，着手我的译作。顺便说一句，到我翻译托妮·莫瑞森的《秀拉》时，由于社里卖给了我一张写字台，得以把居室内原有的旧三屉桌移到厨房，我的夜间“书房”才由厕所升格到厨房。

当时负责外国文学的出版社副总编孙绳武先生很重视提携我这个新进。他要我把《所罗门之歌》的译稿交到他主编的《外国文学(季刊)》，先发表部分章节。为此，我还根据照片绘制了一幅作家的钢笔画像。于是《所罗门之歌》便首刊于该季刊的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上。随后，单行本又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并列入《当代外国文学》丛书。

该书出版后，我社资深编辑蒋路先生对我大加鼓励。文坛耆宿冯亦代先生与我素不相识，却主动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推荐。我的大学恩师王佐良先生则告诫我说：千万不要把文学翻译之路停留在一本书上。

一九九三年，托妮·莫瑞森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我想，除去她本人，我大概是最高兴的人了。而从我的中译本《所罗门之歌》问世以来的十年中，我在编辑、翻译和评论中，也取得不少成绩，并在当年获得“全国报刊文化专栏奖”。

一九九四年底，由中国作家协会在美国资助下颁发的“中美文学交流奖”公布。我能够与杨宪益、萨布里、赵萝蕤、李文俊和董乐山诸位前辈名家共列榜上，内心十分惶恐。我深知以自己的造诣和成就远不能与他们相比，最多由于我的编辑职业和年龄段而得到评委专家们的一些“照顾”。当然，我也没有在译介外国文学的岗位上庸碌无为：我编辑的文学精品和翻译的大量作品，尤其是我在向中国读者推介托妮·莫瑞森时的文学识别力，都成了我人选评语中的重要内容。

今年夏天，我接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电话。原来他们已买妥托妮·莫瑞森作品的版权，约我译出她的新作并修订旧译准备再版。我喜出望外，当即答应下来并表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这次校订，实质性的修改只有几处，多数是把“象”改成“像”，这是二十年中我国文字规范中的变化。再如“拉斯维加斯”的注释删除了，因为现在这座美国赌城在我国读者中已是无人不晓。小小一处修改，却可看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的进展。尤其是书中提到的罗思柴尔德名酒，不但已经进入我国市场，我还有幸应邀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到该葡萄酒庄园做客三天。

责编张白桦女士曾给我修改序言的自由，但我没有作改动。一则该文摘自我的论文，简明之中已然“面面俱到”，二则保留当年的原样，亦不失一种做法。但由于这本书的再版简直与我的文学生涯息息相关，就写了这一篇后记，算是对读者的一个交待吧!

我愿以此文作为我文学行程苦与乐的记录。

胡允桓

2003.11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