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随着近代外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学开始被迫与外来文化、文学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从本来弱者被侮时一种本能的话语反应渐渐转变为主动应对，并在主动应对中开始积极吸纳、调整与创造，然后这种调整开始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对话，包括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存在，20世纪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对话。

本书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复杂的对话关系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上编 人学、建构与他者话语

一 “政治文学”向“人的文学”的转型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3

二 “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8

三 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20

四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话语/51

五 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派小说/81

六 文坛边缘话语——施蛰存文学思想论/103

中编 冷战、民族与文学对话

七 中西对话中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文本/119

八 冷战语境中的17年外国文学译介特征/130

九 三重话语与17年外国文学译介嬗变/142

十 17年与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对话”/161

十一 冷战、民族国家立场与17年毛泽东文艺思想/188

十二 冷战、民族主义与17年文学思潮/195

下编 存在、语言与现代反思

十三 存在之思/21l

十四 与生命原初经验的对话/223

十五 神秘的言说者/233

十六 梦·叙述者·叙事结构/245

十七 语言现代性反思/258

十八 文学史对话与反思/276

主要参考文献/313

后记/319

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转型，一方面与“五四”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这些变迁为文学观的转型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与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它强调了人的自由与平等，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人文理想与审美旨趣。但我以为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原因，即20世纪初传人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它加入到当时中国各种文化思想撞击、整合的漩流中，加速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向现代“人的文学”观的转型。

近代文学的主流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文学，政治功利性遮掩了文学审美性，文学自身的特性被改良话语所抑制。然而，即便在这种改良话语居中心地位的语境中，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仍对一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章太炎曾多次称引尼采、康德、叔本华的学说。他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引入自己的以佛教哲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内，认为世界是众生心造的；对尼采惟我独尊、径行独往的思想，他更是十分推崇，认为它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一种有益民族发展的精神。王国维也许是近代受现代主义哲学影响最深刻者，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中指出，王国维“其少年喜谈哲学，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刻印甚深”。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对他来说确实是“刻印甚深”，他的“超然于利害之外”的纯文学观，他的“文学是解除人生之苦”的游戏说、悲剧说，均主要源于叔本华、尼采哲学。如果从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与总体格局来考察，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近代文学的性质，但它对于近代文学领域的冲击与震动却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它开阔了近代文学家的理论视野，使他们不再固守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不断吸取新观点的同时，开始对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作理论上的反思。就连梁启超本人在接触到尼采学说时，对尼采的个人主义哲学亦有所倾慕，只是由于改良主义理想的需要，他才没有真正接受尼采思想。第二，它经由章太炎、王国维等，潜在地影响了大多数近代作家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心理，改变了他们对于改良主义文学这一主流之外的某些具有一定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学的认识，从而在政治文学的声浪中，对文学的个人话语开始取认同态度。第三，它对近代文学影响这一事实本身引起了鲁迅等人的重视，为他们提供了如何吸纳、接受外国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经验。鲁迅的“立人”思想就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所以，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在王国维的时代，尽管未能真正改变近代文学的性质，但它的传播为近代文学观向现代文学观的转变，不仅营造了某种氛围，而且在思想上为现代“人的文学”观的形成作了某些准备。

到“五四”前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此同时，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程度也不断加深。鲁迅、胡适、周作人等现代文学先驱者，一方面从人文主义那里获得了“人”的观念，要求文学真正从封建文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去描写活生生的人，呼吁人的自由与解放。另一方面，他们从西方现代主义那里获得了更富现代性的启示，提升了他们对“人”的理解与对文学的理解，使他们不仅在检视近代文学时，能对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观作批判性的整合，提取一种富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而且使他们由西方拿来的人文主义获得了一种新的内质，即现代主义内质。这种新质的渗透、浸润，使中国文学在接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影响的同时，超越了人文主义的文学观，获得了一种现代“人的文学”观，成功地完成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从而开始了与20世纪世界主流文学的对接。以下重点谈谈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对近现代文学观转型、现代“人的文学”观的形成的具体影响。

首先，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极端个性主义，在“五四”前后被相当多的知识者所接受，营造了一种个性解放的氛围，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变。近代梁启超的“政治文学”观的出发点是民族与国家，群体意识是其内核，文学从属于政治，个人话语几乎淹没于救亡的呼声中。“五四”前后人文主义思想努力将中国文学由政治的轨道引向“人”的轨道，但鲁迅等人明显地感到了人文主义力量的不足，于是将目光转向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的许多立论均是从尼采个人主义哲学出发的。在《文化偏至论》中，他称赞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并以为只有像尼采那样“任个人而排众数”，才能真正摧毁封建主义非人的统治。他当时理想中的人就是尼采所谓的具有超人意志力的人。个性主义尽管在“五四”文学革命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它对新旧文学观念的转变、对“人的文学”观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当时却是任何他种思想所无法替代的。一方面，它使中国作家认识到了文学个人话语的重要性，使他们对“人”的认识不仅不同于近代作家，而且超越了旧式人文主义者，真正意识到了充分发展人的自由本质的重要性，从而突破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开始建构现代“人的文学”观。另一方面，它已化为一种精血溶人到了现代“人的文学”观中，成为现代作家艺术思维的一种新的底色，是他们艺术地评判人与非人的一个重要原则，使他们不仅时时要求自己写出具有鲜明个性的人，而且以个性化的风格作为创作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其次，现代主义哲学的怀疑批判精神，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尼采的“上帝死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五四”前后中国文坛最流行的口号，是作家们言说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使他们在建构新的文学观时，不只是以“怀疑”否定了温柔敦厚的传统，而且对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文学观作了批判性的检视，提取合理的成分，然后坚毅地走出了近代文学。不仅如此，怀疑批判精神还使他们在创作思想上，大胆地否定旧的价值体系，以科学与民主作为作品的精神构架。他们所描写的人，不再是传统伦理秩序中那种习惯于被动接受既有一切的人，而是具有现代怀疑批判精神的人。人的个性、独立的人格是在审视历史与现实，尤其是在拷问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的。在艺术探索上，对古典文学、近代文学中既有的艺术风格大胆质疑，不只是以白话取代了文言，而且在白话艺术形式探索上，时时怀疑既有成就，不断创新。如鲁迅的小说几乎篇篇有新意，互不雷同。这与他艺术思维中永不满足的怀疑主义个性是分不开的，正如他在《坟·论睁眼看》中所写的：“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方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所以，怀疑批判精神不仅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而且已成为现代“人的文学”观的一种精魂。

再次，西方现代悲观主义哲学为中国文学注入了现代悲剧意识，加速了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丰富了现代“人的文学”的内涵。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决定了人的行为与思想，但它永远得不到实现，所以人是一种苦难的动物，永远无法摆脱悲剧的处境。近代王国维接受了这种悲观哲学，为近代文学观的嬗变在思想上作了一定的准备。到“五四”前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学家从反封建文学出发，与悲观主义哲学产生了共鸣，使其影响更为深刻。它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种现代悲剧意识，改变了作家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审美观念，启示他们认识到大团圆模式的虚假性，走出了大团圆的迷津。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指出：“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悲剧意识已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因子融入到作家们的审美心理结构与时代文学氛围中，改变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特性。作家们不再掩饰血淋淋的现实，而是近乎残酷地揭示世态的悲凉、人心的创痛。所以，西方悲观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力量，不仅有助于中国近现代文学观的转型，而且丰富了现代“人的文学”观念。

         P3-P7

近10年来，我一直在思索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对话”问题，本书即是这一思索的小结。

“对话”在这里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是在多重层面展开的。随着近代外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学开始被迫与外来文化、文学进行对话。这种对话是在不平等状态下进行的，某种意义上讲，是弱者被侮时一种本能的话语反应，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对话。这种无规则的不平等对话，打乱了中国文学的既有格局，激起了其深层结构的巨变。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文学也就随之由本能反应转变为主动应对，并在主动应对中开始积极吸纳、调整与创造。

这种调整与创造进而引起了中国文学自身的对话，也就是新兴的20世纪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对话，以及20世纪文学内部的对话。而文学是人学，文学与存在本身的对话，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维度。如果说古今中外文学对话是外在结构，那么，个人与民族国家、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存在的对话则是其内在维度与本质范畴。本书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复杂的对话关系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地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我师从龙泉明先生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完成的。先生不幸于2004年初驾鹤西去。一年来，独处或深夜醒来，脑海里常浮现先生仁厚的身影，当年向先生问学时的种种情景无不依稀眼前。先生的教诲、告诫犹在耳边。一年来，我的心情沉痛而孤寂，常常独自在珞珈山徘徊、思索，自我对话，书中“存在之思——郭沫若早期诗歌创作新论”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出的，它既是与诗人的一种共鸣，一种文本揭示，亦是一种自我言说与拯救。所以，本书不仅记录了我从先生的问学之路，包含着先生的睿智，而且见证了先生仙逝后我的心情，在此谨将它献给先生，感谢他多年的教诲，并纪念我们的师生情感。

本书的出版与武汉大学文学院领导的关爱分不开，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2005年3月于珞珈山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