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关纪念的书：纪念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几近被遗忘的诗歌。

本书为“独角鲸文丛”之一，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文化批评的角度，以四川盆地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为线索，深入分析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精神风貌，并由此从写作学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本书看起来是以四川诗人群落为主要批评对象，实则是将整个中国的诗歌以及整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作了自己的批评对象。本书在写法上一反通常的学术著作，在抒情、幽默的叙述中，非常感性又深入地分析了问题，有相当的可读性。

本书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文化批评的角度，以四川盆地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为线索，深入分析了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精神风貌，并由此从写作学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本书看起来是以四川诗人群落为主要批评对象，实则是将整个中国的诗歌以及整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作了自己的批评对象。本书在写法上一反通常的学术著作，在抒情、幽默的叙述中，非常感性又深入地分析了问题，有相当的可读性。

自序／007

开篇：认识诗歌

1．对诗歌的傲慢与偏见／003

2．诗歌中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011

3．生活：重提一个“破旧”的提法／018

4．诗歌的外围迷雾／025

上篇：在火锅与茶馆的指引下

1．火锅与茶馆：四川“方言”／033

2．诗歌中的声音：朗诵和默读，049

3．诗歌中的思维：谓语的和状语的，070

4．诗歌中的描述与解释：是怎样和该怎样／087

5．诗歌中的时间：内在的、外在的和虚构的／098

6．“现在而今眼目下”与“生活在别处”／108

7．诗歌中的文本愉悦与“实用主义”：文与质／117

8．冲锋的青春与对自由的追求／126

9．诗歌中的词汇：大词与小词／136

10．诗歌中的空间：在乌托邦的上下文中和在生活的上下文中，144

11．从“吃干马尽”说起：四川“方言”举隅／155

12．对四川“方言”的妙用：一个个案分析／162

下午／162

下午的诗学／167

减速／175

下午的抒情／178

下篇：在晚报与银行的注视下

1．强人时代(上)／183

晚报／183

银行／194

胖子和麻雀／201

2．强人时代(下)／209

数字／209

“梦想”和“英雄”／215

城市，城市／222

天空(乌托邦)／227

身体词汇，肉感词汇／233

叙事的诞生／238

3．分析性的兴起和局限：对四川“方言”的修改／246

“声音不多了”／246

情绪化与分析性／253

被掏空的叙述／256

修辞世界／262

单一性／267

4．椅子和树／270

椅子／270

树／278

爬椅子者和爬树者／284

空间的意识形态／290

历史的，现实的，还是次生现实的?／293

眼罩／300

倾诉／304

结尾：走出技术主义的沼泽

1．方言的缺陷／310

2．行话／314

3．有限度的对话／318

4．祈祷者／322

5．词语的游牧特征／326

附录：对一个小时代的记录／330

参考文献／339

后记／347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以为，语言的本质就是“语言说”；我们有理由认为海德格尔搞错了。因为在他那里，语言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实际情况更应该是动作做。因为连语言本身、连“语言说”都只不过是人的动作的一部分。“动作做”包含了动作本身带来的巨大欲望，而动作的欲望其实往往会带来叙述的欲望。当俗不可耐的人生及时代生活已经变成普遍的事实，高贵、纯洁、崇高其实已经被90年代罢免了。叙述的欲望从抒情的的后门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这表明诗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高贵的东西(比如抒情)肯定是纯洁的东西，但同时也意味着，它肯定也是生活中极不寻常的东西。从最极端的意义上说，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据此推论，低俗的东西(比如叙述)倒恰恰是生活的必需品呢?对此，肖开愚、孙文波、臧棣、钟鸣、张曙光、森子等人回答说是；欧阳江河则明火执仗地宣称：90年代的诗歌要表达的只是动作的“多或少”这样的“数量问题”，不是80年代要表达的抒情的“有或无”那样的本体论问题。

诗歌对90年代“现事”生活的叙述，是以贴近“现时”的姿态来完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抒情中，诗歌对“现事”与“现时”大多采取了抛弃的态度，转而将重心放在过去与未来上。这是汉语诗歌的老传统了。其实，对过去的追忆也好，对未来的渴望也罢，都隐含着“现事”和“现时”是不合理的、是丑陋的、是可以被忽略、被抛弃的这样一种潜台词。它更深的含义在于：通过抒情的处理，通过零的简化作用，合理的、纯洁的事物只能存在于过去(比如童年)或者将要诞生于明天(比如理想终有实现的时候)。叙述打破了80年代汉语诗歌中这一顽症和神话，它对“现事”和“现时”的陈述，对凡俗人生和时代生活的广泛介入，使诗歌呈现出空前的芜杂，使“现在”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时间概念。一切似乎都只能是现在。现在是惟一可信、可靠、可被把握的时刻。现在包容了“现事”与“现时”。必须要把现在理解为当下的人与事，因为除了人，时间就是没有意义的，空洞的现在只是一个空壳。

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与未来在20世纪90年代汉语诗歌写作中不重要了，而是说，通过叙述，90年代的诗歌改变了对现在的看法：它们采取了一种把正视现在转换为回顾现在、向往现在的方式。现在既可以以回忆的形式呈现，也可以以将来的面孔出现，但它仍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现在只是过去与未来的中介点。问题倒在于，在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中，对现在来说，无论是对现在的追忆或者向往，其实只是虚拟的。它表明，诗歌在贴近“现事”和“现时”的当口，仍然可以用隔岸观火的姿态去看待现在。在这一点上，诗人和诗歌“遵循”着光的波粒二相性原则：如同光出人意料地既是波又是粒子，诗歌和诗人既融入现在又背离现在。它证明，诗人和诗歌在叙述现在的时候，90年代的“现事”与“现时”生活也获得了关于现在的不同面具。现在是多重的，这就是90年代诗歌写作中现在的特殊含义。

P14-15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西方的智慧》开场白里感叹说：“一本大书就是一场灾难!”对于我，一本小书也无异于一场浩劫：它耗费了我的年华，掏空了我的思考，甚至弄坏了我的身体，而我却并不能保证它的质量。我从未怀疑过本书所描写的对象的价值，却无数次怀疑过自己论述的力量。我对这本书又爱又恨：因为它是我写出来的，当然，也仅仅因为它是我写出来的。

这是一本有关纪念的书：纪念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几近被遗忘的诗歌，纪念自己三十年有限的人间生活。虽然后者在本书的文字中几乎从未直接露过面。我赞同这样的看法：作者是隐匿的，这不是有意要和读者捉迷藏，而是说，作者和他要描写的对象相比始终是渺小的，甚至是不值得一提的。我的生活卑微、渺小、很是令豪放的人生气。跟在所谓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后边，我仅仅看见了飞扬的尘土——我是个时代的落伍者，本书中的文字已经明显地透露了这一消息。本书肤浅的论述，不过是对飞扬的尘土覆盖下的内容的猜测、想象，它肯定对不起我的论述对象，却无疑和我草芥般的生活相匹配。它构成了对我自己的哀悼文。但无损于诗歌的尊严。

君特·格拉斯(Gunter Wilhelm Grass)曾在某处说过，诗歌不懂得什么叫做妥协，但我们则靠妥协为生。没有理由不承认格拉斯的建议的正确性。在写作本书时，我也做过许多妥协。这种妥协是必需的。也正是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妥协的力量和功效：它教导我不要去做无谓的超越状，不必去为虚拟的事物(比如乌托邦)贡献汗水，千万不要与生活为敌。由此，纪念生活通过本书的写作，置换为回顾生活、学习生活、开创生活。我从中学会了很多，而写作技巧始终处于次要地位。

奥维德(Publius Naso Ovidius)在《变形记》最末几行得意地说：“吾诗已成。／无论天神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想这样对自己、也对众人说话，但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奥维德的自信了。那是一种古典主义的自信。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想写出一本自己心目中的好书，但我既不具备这样的才能，更不拥有那样的机遇，这是任凭怎样的努力都难以实现的。这是我的大限。

感谢我的导师袁忠岳先生、张德林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教导。

感谢钟鸣、孙文波、肖开愚、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臧棣、海因、梁晓明、刘翔。

感谢耿占春、李静宜、林建法、余弦、何锐、张闳、曹元勇、张柠、叶彤、杨雪芹。

感谢钱谷融、徐中玉、孙绍振、王晓明、殷国明、吴思敬、吴中杰、朱立元、南帆、马以鑫、陈鸣树、王光明、吕进、吴开晋诸先生。

感谢发表本书部分文字的《莽原》、《中国诗歌评论》、《读书》、《东方文化》、 《广州文艺》、《山花》、《北回归线》、《书评周刊》、《文艺评论》。

感谢我的朋友杨松林、崔建平。

感谢我的妻子邹立志博士。

2000年2月6日，北京看丹桥

正文前已经有了“自序”，拖在正文尾巴上的“后记”或许显得有些多余。但那篇序言写于2000年春节，距今已经有了一段时日；如果再考虑到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等格言所昭示的涵义，公元2000年距今实在是太过久远了。时间固然让我们沉默，但偶尔也能激发我们说话的欲望：因为我们丢失了时间，于是总想就此唠叨几句——面对自己被偷去的东西，很少有人不成为程度不同的祥林嫂。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于1998年10月至次年5月。自1999年5月下旬完成答辩后，我再也没有看过它；这回通读了一遍，才发现自己当年确实大胆过头，鲁莽有余，武断有加。我的导师张德林先生当时就对此大为不满，我那时对他的不满也颇有几分异议。总之，如果我今天重新就这个题目而思考、而写作，肯定会是另一番模样。样说几近废话，也近乎无聊；但也确实透露出了某种真实的讯息。

如今，我已暂时性地离开了所谓的文学研究(或许我此前的工作根本不配称作文学研究)，在另一条革命战线上早出晚归；但作为一个广义的文学票友，我仍然在持之以恒地阅读诗歌，只是我对诗歌的看法不再像从前那样决绝和笃定，观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许多我曾坚信的东西现在则变得暧昧起来，我大声赞美过的意象和诗意如今也变得晦涩不堪，而我曾经颇有微辞的人物和作品在今天或许更能引发我的思考。这一切，究竟是通常所谓的与时俱进所昭示的涵义发挥作用的结果，还是我不断退化的结果?对此等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据摩登学究辨析说，文本与作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不需要考察作者，后者则必然性地和作者联系在一起。作为时过境迁的产物，本书和它曾经的作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无异于文本和乌有氏之间的关系。这让我此次通读它时得以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完成阅读任务。犹如面对任何一本书一样，我希望能找到它的漏洞和破绽。果然，我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一想到自己好歹还算它的炮制者，我就感到极为难堪。我为当年炮弄它的那个“我”而惭愧，当然，我也发自肺腑地同情当年的那个“我”：他鲁莽、贫穷、大胆、满腔豪情却又受制于奔涌不息的力必多，结果只换来了这个张牙舞爪、嬉皮笑脸、步履飘逸的“文本”。

但就是这个“文本”，又确实是对今天这个“我’’的无情的嘲笑。

2005年儿童节，北京丰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