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秋雨·芳草”，一位在康乐园里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的中大中文系老教授如此阐述他的中大情怀，也以此为主题精心写就这一本满载往昔甘苦滋味的《中大往事》。

此书以回忆作者在中大生活的半个世纪里的大小事件为主线，从姻缘路记趣、饭堂风波到民革间种种荒唐政治事件对中大教育的重创，一件件旧事趣闻娓娓道来，细腻而真实的文字间流淌出作者对中大的深厚情感。陈寅属、王力、容庚、冼玉清、王季思……中大历史上历位名师学者的轶事穿插其中，再辅以精心收集的一系列中大新旧历史照片、康乐园景照、名师掠影，一本不厚的书，却分明流露出厚重的历史。

桃李满天下的黄天骥先生以《中大往事》回顾了自己在中山大学求学和教书育人的往事，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历经风雨之后的深情回眸。他的笔底，洋溢着对于学校一草一木的强烈热爱，对于逝去师友的深切缅怀。在黄天骥先生的叙述中，有对于陈寅恪、容庚、王季思等人道德文章、人格魅力的敬仰，有对董每戡、詹安泰、卢叔度等人品格的推崇，从中显现的，是作者谦逊、包容、豁达和开朗的为人处世之道，浓缩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

回顾过去，他以“甜酸苦辣”来概括自己在中大度过的大半生。这一代学人虽多次遭受不公平待遇，却矢志不改，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学术创造为根本，虽身处逆境仍孜孜矻矻，不以得失而耿耿于怀，他们是一所学校的灵魂铸造者，也是中国文化薪火的传递者。大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教授，才具备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精神，它才能培养出具有独特气质和风范的学生。

康乐情结　笔墨襟期——编写与作者的对话（代序）

春风·秋雨·芳草——康乐园纪事

话说“迎新”

名师掠影

“一边倒”种种

馒头风波

“李见贤尺”和“向科学进军”

“课堂讨论”和“拔白旗”

扫舞者

考试了

岭南木瓜

赤脚大仙

“放卫星”

“虎门颂”

想起了“瓜菜代”

旧梦记“趣”

芳草年年绿

翻身广场

情满惺亭

姻缘路

护身符

泳池记趣

我们的北校门

“碑记”后面的故事

好人一路平安

一粒莲子一片冰心——怀念冼玉清教授

小人物

月是故乡明——怀念江静波教授

人淡如菊——记黄海章教授二三事

杏花零落香——忆董每戡教授

老圃秋容淡——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

余霞尚满天——记王季思教授

后记

春风·秋雨·芳草——康乐园纪事

有一次，—位香港学界的朋友问我：“记得刚上大学的隋景吗?”这一问，把我的记忆牵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老实说，往事如烟，唯独中山大学老校长许崇清在开学典礼上，对着我们叫了一声：“人学生们!”这句带着桂林官话腔的普通话，使我顿时醒悟自己已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至今，它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我记得，许校长是在康乐园的怀士堂，给我们训话的。

 怀士堂位于校园的中轴线匕。红灰色的墙、翠蓝色的瓦，两侧高耸的塔楼，在绿树环抱中显得挺拔典雅。这一幢融合了中西风格的建筑，是原岭南大学的小礼堂。门口嵌刻着孙中山先生的—句名言：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走上台阶，它映入眼帘，使人心神—振。它也成为中山大学师生的座右铭。

从怀士堂北望，珠江河畔，有宽阔的广场，中央矗立一座雄伟沉稳的花岗石牌坊，上刻“国立中山大学”六个大字，整体按70年前原中大校门仿制。校墙上又镌刻中山先生手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字体道劲浑厚，恰切地体现出他博大的胸襟。

我考进中山大学的那一年，是1952年，恰逢内地高等院校调整，原广州岭南大学和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了新的学府。于是康乐园中，人才荟萃，更成为南天巨柱。五十年来，两校师友，曾共舞于朝阳，亦相扶于风雨。两校的优良学风，也水乳交融，汇成一体。庄重秀、丽的怀士堂和雄浑质朴的石牌坊，聚于一园，相互辉映，成了历史名校校风厚重包容的印证。陈寅恪故居

怀士堂东侧，有撞精巧的小楼，那是世界级学术大师陈寅恪教授的故居。

陈教授住在小楼匕层，晚年的他，近于失明，学校特意在陈府后门，建造—条白色小路，使陈教授能够依稀辨认，便于散步休憩。现在，小路虽已长满苍苔，人们到这里参观缅怀，依然可以想象到他卓尔不群的身影。

我在求学时，就知道校园里住着这—位“国宝”。传说当年中、苏交恶，有关部门为了证实珍宝岛是我国领土，而史书上有关记载，却遍寻未获，便派^向陈教授请教。他当即凭着超卓的记忆，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可惜，这位具有独立人格而又学富五车的权威， “文革”期间，也饱受摧残，还不慎摔断腿骨，郁郁而终。据老校工们说，陈教授去世的那天，校园里—棵大树，无缘无故地倒了。这些事，也午是巧合，也许属讹传。但从中可以窥见师生们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大学者的景仰。

大树即或倒下，但陈寅恪教授当年在康乐园里播下的学术种子，已逐渐萌茁成长。他博大严谨的学风和精通多国文字的才华，对中山大学特别是历史系的师生，影响尤深。现在，有研究“敦煌学”的姜伯勤教授，兼通英、日、俄语，年过六旬，还在学习法语。有研究唐史的蔡鸿生教授，既精现代俄语，又通古代俄语，让来访的俄罗斯学者大吃一晾。前两年，有七八位历史系的本科生，法语纯熟，竟能充当法国专家的翻译，备受“老外”的称赞。师生情谊

陈寅恪住所的楼下，还住着另—位著名学者，他是王季思教授。王教授是戏曲史、文学史研究专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以《西厢记》研究著际于世。当年，我去拜访他，他常提醒我说话声音要轻一点，以免影响楼上的陈老先生。我知道，他对陈寅恪教授由衷地敬佩。

不过，这两位邻居，思想发展的轨迹大不相同。……P8-11

康乐情结　笔墨襟期——编写与作者的对话（代序）　　周山丹(以下简称“周”)：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您的“中大故事”也有50多年了：您1952年开始进入中大中文系念书，毕业后一直在中大教书育人；要是再往前追溯，您受中大的影响应该还要早得多。据我们所知，令尊大人也是毕业于中大中文系的，您的夫人、儿子，也毕业于中大中文系。因此，寻找中大这80年间的个人叙事，您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这也是我们非常荣幸出版您这本大著的原因。您还记得，第一次知道中大大概是什么时候吗？您上大学之前，有没有到过中大？要是有，您对中大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黄天骥(以下简称“黄”)：转眼在中大已经50多年了，我总是笑称自己是“半个世纪的中大人”。我祖籍广东新会，几代世居广州西关，当然很早就知道中大。中大在广东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很神圣。当时的中大名师云集，人才荟萃，聚集了陈寅恪、姜立夫、陈心陶、容庚、商承祚、王力等一流的学者，在全国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我记得1952年我报考大学时填的志愿是：第一志愿中大，第二志愿北大。我在上大学之前没有到过中大。中学时，学校组织到石榴岗旅游，倒经过中大校门。报到时才第一次真正走进中大，它的美丽、优雅、开阔，令我惊讶、骄傲与自豪。　　周：令尊作为中大中文系毕业生，对您有哪些影响？您选择中大，有没有受父亲的影响？　　黄：我的父亲黄朝国，抗战前，大概是1934年吧，就在中大中文系求学。他爱好中国古代文学，常跟随当时的词学大师陈洵先生，乘车到石牌上课，当时我家里有很多线装书。不过，父亲对我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倒是我的祖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他非常希望我能继承父志，常常对我说，“你的父亲是学中文的！”当然，父亲留下的线装书也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我还受到外祖梁家的影响。我的曾外祖父是和詹天佑一起，被容闳带到美国留学的120个幼童之一，而外祖父则是詹天佑的学生。他虽然是铁路工程师，但文学、文艺的修养很高。在祖辈的引导下，我在中学时代就很喜欢文学，在南海中学(当时的南海中学在广州西华路，解放后改称为市11中)读书的时候，曾获得过专门奖励文科优秀学生的“镜芙学额”奖学金。　　周：听说您的儿女都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考入了中大，你们的“中大故事”至今得以延续三代。“重复”上面的第2个问题：您作为中大毕业生，对您儿女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选择中大，有没有受您和师母的影响？　　黄：我的儿子、女儿都求学于中大，儿子读了中文系，女儿读的是图书馆学系。除了他俩，我的几个外甥、外甥女和后来的儿媳，都毕业于中大。我对孩子们的选择一直抱着民主的态度，儿子、女儿当年报考中大，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过我想他们从小在中大长大，对中大一草一木有很深的感情，中大又是名校，选择中大，是十分自然的。　　　　酸甜苦辣　春风秋雨　　周：您在书中追忆了您的“中大往事”，或事件，或人物；或片段，或细节。那么，从总体上，您又如何描述您在中大的这大半生？中大给了您什么？　　黄：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甜酸苦辣。“甜”是第一位的，最主要的。中大培养了我，造就了我，我在中大实现了从事文学研究的理想。我非常幸运，我的老师们、同事们、学生们，还有历届领导对我都很爱护、支持。记得刚刚留校时，主管年轻教师培养的马副校长常常问我，“你现在在读些什么书啊？”过一段，又找我汇报读书情况。我当然不敢懈怠，只能努力学习和工作。　　“酸”，主要是指自己曾在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坎坷，得不到应有的理解而心酸、委屈。记得在20多年前，那时我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创办了“中文刊授”。有一次，学校收到了一封来自茂名地区自考学员的告状信，说一直没有收到《刊授指导》，认为中文系骗钱。当时我急得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日，真心酸得很，因为刊物明明寄出，反说我们骗钱，让中大声誉受损，我如何担待得起！后来才知道是遇到了意外，邮船沉了，杂志被海水淹了。第三是“苦”字，“大跃进”时期带着学生下乡，非常劳累，还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饥饿的滋味。虽然得到了意志的锻炼，也真苦。“文革”时，眼见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沦为“臭老九”，感到是非颠倒，前路茫茫，心里更是苦不堪言。最后是“辣”字，“辣”对我来说，意味着挑战。我在中大经历了许多挑战，人只有勇于面对挑战，才能不断进步。“甜酸苦辣”，互相渗透，也互相转化，伴随着我在中大走过半个世纪。我很幸运，非常感谢母校，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么多起起落落、甜酸苦辣，我的人生也许会很苍白。　　周：我在您的书中发现，“春风、秋雨、芳草”三个意象反复出现，这与“甜、酸、苦、辣”是否相呼应？　　黄：是啊，“甜酸苦辣”是概括的说法，“春风、秋雨、芳草”是形象的说法，意思是一样的。“芳草”是指中大人。中大的草地可是全国高校校园最漂亮的！“春风秋雨”是我在中大半个多世纪的感受。春风暖人，秋雨愁人，但总归是芳草年年绿嘛！　　　　大师风范　薪火相传　　周：您在书中写了好多位学术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文化与学术的传承，说到底，是人和人之间的接力与传递。中大的这些大师，对您的学术与人格，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黄：我在书中回忆了一些老中大的著名教授，像陈寅恪先生、容庚先生、王季思先生等，他们的道德文章、人格魅力，令人高山仰止，我是几辈子都学不到的，但我深深知道了什么叫榜样。王季思老师的广阔胸怀，董每戡老师的正直勤奋，詹安泰老师的风华绝代，容庚老师的刚正不阿，卢叔度老师的旷达，黄海章老师的狷介……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身受益。在学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季思老师、董每戡老师、詹安泰老师。王、董老师教我治中国古代戏曲，詹老师教我治诗词，是他们引领我进入学术的殿堂。其实，同一辈的师友，像李华钟、胡景钊、姜伯勤、汤明燧等教授的为人与为学，都给过我许多教益，有些影响无迹可循，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中大精神　岭南文化　　周：中大的学术，比如就文科而言，依您看，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中大地处岭南，岭南的文化有没有对中大的学术风格产生影响？您个人的学术生活，有没有受惠于此？　　黄：我觉得中大的学术风格最能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色——既是务实的、创新的，又是包容的、严谨的。以中文系为例，我认为詹安泰先生开创了创作与学术并重，周密严谨考证与理论概括创新并重的风格。换句话说，既重视“我注六经”，又重视“六经注我”，二者矛盾统一。我个人的学术生活也受惠于此，也希望这一学术传统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周：一所大学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条精神脉络，一条或隐或现的“文脉”，或者说是一种大学精神。您觉得，80年来，存在一种叫做“中大精神”的东西吗？这种“中大精神”包括哪些内涵？　　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严谨、务实、包容、进取。这八个字还不够，最关键的是将这八个字融会贯通。中文系的一位老教授吴宏聪先生认为这个概括比较到位。我觉得几代中大人形成的“中大精神”，实际上是“岭南文化”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　　周：怎样才能做到“融会贯通”？　　黄：无论是做学问也好，搞行政工作也好，融会贯通很重要。我做不到，但知道要向这方面努力。我的研究领域以中国古代戏曲为主，但兼学别样。我经常是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的。如果说诗词是人内心的抒发，那么戏曲是人物性格和人内心矛盾的具体表现。一些诗词有情节性的冲突；一些戏曲的情节，经常也有诗词般的意境。因此，诗词与戏曲其实有着相通的一面。同时，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也可以有相通之处。行政工作像做学问一样，都需要调查研究。行政管理要抓“活思想”，实质是处理“人”的工作，而文学是“人学”，也要研究“人”。所以，熟识对人的管理，有时候能帮助学术研究。比如我在担任了行政工作之后研究清代诗人吴梅村，觉得自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古人思想感情的复杂性，从而能更加深入地分析吴梅村的诗歌。我还常给中文系学生题赠陆游的两句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我把它理解为文武双全的意思。在今天，所谓“文武双全”，是指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行政管理，要把两者贯通起来。　　周：您刚才提到融会贯通的重要性，我记得您在书中叙写了著名的生物学家江静波教授邀请您给理科学生讲授古代诗词的故事。沟通文理，是江先生一贯的教学主张。关于大学教育的通专之争、文实之辩，一直是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黄：我觉得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是素质教育，沟通文理非常重要，有必要打破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我个人认为，本科生应该实行通才教育，硕士研究生应该是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通才，博士应该是有广泛知识的专才。　　周：据我所知，您从教已经快五十年了，可谓桃李满天下，您对自己门下的弟子又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您心目中的好学生是什么样的？　　黄：我对自己的学生没有统一的要求，经常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我心目中的好学生？“能提出和我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学生，就是好学生”。也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母校，刻苦地、自觉地、创造性地学习，在学术上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一味地同意老师的观点，能够超过老师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我希望中大芳草年年绿，代有人才出。

我在中大学习、工作，超过了半个世纪。这里发生的事情，许多已不复记。但有些映象，不知怎的，却牢牢地沉积在脑海里。近几年，每天黄昏，我总会邀董上德、康保成同学—起在校园里散步。一边走，一边侃，自然会对他们谈起许多有关中大的往事。于是，脑海又泛起波澜，在谈笑中少不了感慨唏嘘。

前几年，我曾在《人物》、 《随笔》等刊物上发表过回忆容庚、王季思等老师的文章，好些热心的朋友看到了，都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我也跃跃欲试。但后来教学、科研工作紧张，只好作罢。今年春天，南方日报出版社约我把记得的中大的往事，随意拾掇，编成一书。我想，作为过来人，留下雪泥鸿爪，也未尝不是好事，遂欣然应约。

这半年，老是无事忙，也特别的忙。我只好利用每周周末，把记忆的匣子打开，随想随写。好在写论文和写散文的思维方式不同，换换脑筋，调节心境，实际上也是一种休息的方法。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写了廿多篇文字。我又把曾收在《俯仰集》中有关中大的文章加在一起，便成了这本小书。

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现在，要写回忆性的文章，可碰到了麻烦。好在这本小书，只属“随忆”、“漫记”性质，不是作为历史资料的“回忆录”。细节上容或疏误，希望读者理解。

这本小书的出版，得到谭庭浩、周山丹诸君的帮助。山丹作为责编，敬业诚挚，送稿取稿，大热天往来奔跑，使我感动。又蒙校友陈初生教授赐字，光我篇幅。书之末，特向诸君致谢意。

2004年9月26日于康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