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开始创建的文学品牌，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丛书主编，本套丛书大体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六大分卷，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的厚望，每年都将发表的原创文学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这些选本追求精品，但更多体察了民众的心理，内容贴近大众化的生活，行文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风格。至2017年，这套文学年选已经连续出版了20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这套文学年选，也将在大众读者的支持与陪伴下，逐步深入，越走越远。
王蒙主编的《这世上的目送之爱》为其中一册。

透明的生命
勤劳的母亲
父母老去
母亲
那边多美呀!
怀念亲爱的于晓阳弟弟
父与子的战争
给流浪的母亲
大山行孝记
对坐
一言难尽陪读路
抱着父亲回故乡
多年以前
沉重的负债
不，我只有一个娘
这样回到母亲河
我和父亲之间
父亲的荣与辱
等闲变却故人心

这套“太阳鸟十年精选”
所收录的文章均选自过去十
年我为辽宁人民出版社主编
的太阳鸟文学年选。太阳鸟
文学年选作为每年国内出版
的多种文学年选中的一种．
已经坚持了近二十年。它说
明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太
阳鸟文学年选具有相当的历
史性，表现了辽宁人民出版
社编辑们的坚持不懈，这也
是年选权威性的一个方面。
太阳鸟文学年选近二十
年来，纳入其编选范围的文
体大致六种，即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
笔和杂文，这一次编辑将选
文的体裁限定在了“美文”，
杂文记忆中也只选了三四篇
。整套书共十三种，包括《
途经生命里的风景》《异乡
，这么慢那么美》《故乡，
是一抹淡淡的轻愁》《这世
上的“目送”之爱》《历史深
处有忧伤》《愿陪你在暮色
里闲坐，一直到老》《你所
有的时光中最温暖的一段》
《那个心存梦想的纯真年代
》《一生相思为此物》《掩
于岁月深处的青葱记忆》《
在文学里，我们都是孤独的
孩子》《艺术，孤独的绝唱
》《那个时代的痛与爱》，
除《那个时代的痛与爱》主
题相对分散，其他内容包括
国内国外、故乡亲人、历史
人物、童年校园、怀人状物
、读书谈艺，可以说涵盖了
人生的方方面面，可供阅读
群体广泛。集中国十年美文
创作于一书，这个书系的作
者也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学写
作，尤其是散文写作的大量
作家，杨绛、史铁生、袁鹰
、余光中、梁衡、王巨才、
王充阊、周涛、陈四益、肖
复兴、李辉、王剑冰、祝勇
、张晓枫、刘亮程、毛尖、
李舫、宗璞、蒋子龙、陈建
功、李国文、刘心武、李存
葆、陈世旭、梁晓声、陈忠
实、贾平凹、铁凝、张承志
、张炜、余华、韩少功、王
安忆、苏童、周大新、格非
、迟子建、刘醒龙、刘庆邦
、池莉、范小青、叶兆言、
阿来、刘震云、赵玫、麦家
、徐坤等。还有黄永玉、范
曾、韩美林、谢冕、雷达、
阎纲、孙绍振、温儒敏、南
帆、陈平原、孙郁、李敬泽
、闰晶明、彭程、刘琼等艺
术家和评论家。他们的阵容
，令人想起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为了“优中选优”，我重
新翻阅了近十年的太阳鸟文
学年选散文卷和随笔卷，并
生出一些感慨。文学应该予
人以美，包括语言之美、结
构之美、韵律之美，更包括
思想之美、情感之美、叙事
之美，言之有思，言之有情
，言之有恍若天成的启示与
灵性。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
念念不忘，文章也是如此。
重读这些当年选过的文章，
依然让人或心潮澎湃，或黯
然神伤，或感同身受，或心
向往之，一句话，也就是我
最入迷的文学品性：令人感
动。
大概十年前，为了继承
和发扬赵家璧先生在良友图
书公司主持“中国新文学大
系”的传统，我曾为出版社
主编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
五辑，我在序言中曾说，文
学是我们的最生动、最刻骨
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
灵史”。我希望这套选本，
也能不辜负读者与历史的期
待。

本书是从辽宁人民出版社在2007－2016年度的太阳鸟文学年选作品中选出来的文学精品，主要是从最佳散文，最佳随笔，最佳杂文中选，最终汇总为精粹。以前按照体裁来分类，这次按照内容的不同来归类。本书是对亲情歌颂和赞美的文学文章的汇总。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我得以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让他感到自身的渺小卑微，这是非常严酷的。曾经我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创造出了不起的作品，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这是一种极端反常然而曾经确实存在的现实，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家住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大标语。有一段时间，我爸爸被关在剧院里不能回家，让他们这些“黑帮”分子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用石头砸他们。我爸爸回忆说：“那时候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喊。我爸爸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方瑞和小欢子（就是我妈妈和我妹妹），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半夜，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再之后他被剧院的革命群众“解放”，在郊区的农场劳动。每个礼拜六，黄昏时分，我从窗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推着自行车跨过门槛，然后又骗腿儿骑上车，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脖子上系着一块白毛巾，头上戴一顶蓝布帽子，脸上的神情有点惶惶然，又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我爸爸还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过传达室，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传达室，结果就把他弄到胡同深处的北京人艺宿舍去看传达室了。他被造反派表扬，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是浪费，自己把白薯皮吃下去。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化大革命”，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绝望和恐惧把他压垮。而这种可怕的影响再也没有离开他的生活。
我爸爸给我讲过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那时我妈妈已经在1974年去世，他和我妹妹住在一起，他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和废人一样。他说：“小欢子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床前，两眼发光，对我说，爸！咱们得救啦！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还怕很多。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想我是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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