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北大史学》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书的组稿人为秦汉史学者，故本书全部文章集中于先秦至隋朝时期，并以秦汉史居多数。作者中有不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身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如董涛、焦天然、胡鸿、陈侃理等人，本书的整体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本辑包括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辨疑，汉初的“南方火德”及其转生，再论梁武帝的素食改革，“戎秩”与“虏姓”：西魏—北周的“官族”认定和谱录撰述等论文。

特稿
说“王者”：汉儒对皇帝角色的期待与构建 陈苏镇
专题研究
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辨疑 顾江龙
太初改历始末考 郭津嵩
汉初的“南方火德”及其转生 王景创
“更始”思想与汉代政治文化 董涛
西汉边郡基层官吏训育考察
——以肩水金关“为吏”简和居延“《吏》篇”木牍为中心 焦天然
成汉皇位合法性问题的源起与影响 单敏捷
尚书侍郎复置与梁代政治文化 胡鸿
再论梁武帝的素食改革 陈志远
“戎秩”与“虏姓”：西魏—北周的“官族”认定和谱录撰述 陈鹏
“奉法”与“秦法”：《史记》一处校勘的政治文化解读 陈侃理
学术综述
“文以成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冯斌涛
学术史研究
新旧嬗变中的青年学者——沈元的史学研究 冯斌涛
Table of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当人类进入复杂社会，
政治秩序的塑造便离不开文
化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特征
、文化的政治层面，或与政
治相关的文化事项，都可以
纳入我们所说的政治文化范
畴。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原本是比较政
治学发明的概念，20世纪
80年代被引进中国，很快在
学界引起反响，让政治学、
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研究古今
中外的学者找到了某些共通
的话题和视角。改革开放后
得到学术训练的第一批历史
学者，已经开始在这一领域
进行探索。如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七七、七八级本科的高
毅、阎步克、陈苏镇、邓小
南等，先后投入了政治文化
史的研究。他们或是对政治
文化概念进一步提炼，将其
纳入心态史研究的史学潮流
，或是更加宽泛地使用概念
，探讨“政治与文化的交界
面上所发生的事象”。时至
今日，政治文化史研究似乎
从未形成过席卷一时的潮流
，也没有建立统一的范式，
但它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现象
的角度，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了相当多的学者，拓展和丰
富了政治史、制度史、文化
史、思想史的研究。对此，
我在《变动的传统：中国古
代政治文化史新论》（上海
古籍出版社，2023）一书
的前言中有所梳理，这里就
不再重复了。
本辑“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史”专号聚焦于秦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大
一统的帝制国家经历了创建
、演化、衰败、崩溃的各个
阶段，发生过今与古、法与
俗、道与儒、王与霸、胡与
汉、士与庶等各类思想文化
的竞逐，并且为重生做好了
准备。通过政治文化视角可
以观察这一时期的诸多问题
，得出新的认识。
秦汉时期的儒生一度期
待一位将天下“定于一”的“
王者”，改正朔、易服色，
制礼作乐，封禅告成，实现
“太平”，而一统天下的“皇
帝”似乎正可担任这样的角
色。但现实却让儒生一次次
失望，王莽改制的失败更彻
底粉碎了他们对皇帝的幻想
。陈苏镇提供的演讲稿《说
“王者”：汉儒对皇帝角色的
期待与构建》，梳理了“道
统”与“治统”由合而分的早
期线索。他指出，东汉以后
的儒学士大夫不再相信皇帝
之中会出现“王者”，于是一
面鼓吹皇帝尊孔以行王道，
一面身体力行，推行教化，
自己充当现实中“王者”的替
身。两汉之间的这一变化，
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史上的一大转折。
儒学在汉代的兴起，不
仅可以追溯到董仲舒提出“
独尊儒术”，更为关键的一
步是武帝前期置博士弟子员
，为他们提供升迁途径，开
辟了儒学的禄利之途，并扭
转了功臣文吏政治，使得朝
中“彬彬多文学之士”。过去
，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公孙弘
在元朔五年（前124年）为
丞相时倡议、实现的。顾江
龙通过细致考辨，指出了《
汉书》记事的错误，认为初
置博士弟子的时间大约在十
年前的元光之初（前134～
前132年）。这厘清了儒学
史上的一桩大事，也从侧面
佐证了董仲舒发议“立学校
之官”的记载，让我们有机
会重新评估董仲舒与公孙弘
两人在政治文化史中的作用
。
汉武帝尊儒，继之以四
出征伐，变更制度，即位三
十年后封禅告成，接着又改
正朔、易服色。改正朔即太
初元年（前104年）改用汉
家新历，与元封元年（前
110年）东封泰山前后相去
六年，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其
间的密切关联。郭津嵩以科
学史的经验判断改历的准备
工作不可能在半年内完成，
又钩稽史料中的蛛丝马迹，
重新考证太初改历的始末，
指出其事是长期酝酿、谋划
的结果，发端于元鼎四年（
前113年），从元封元年开
始正式筹备，而完成于太初
元年五月。这一重要发现不
仅解释了《汉书·律历志》
中的疑难之处，更让我们得
以用整体的眼光，重新看待
封禅与改历这两件武帝时期
最为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业。
太初改历定汉朝为“土德
”之时，“汉家火德”之说无
论是此前还是此后都深入人
心，产生重要的影响。学者
对此讨论颇多，王景创的文
章有新的推进。他将出土史
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论证
汉王朝之初虽未采用“五德
终始”说，但鼓吹赤帝子杀
白帝子，旗帜尚赤，称南方
朱鸟为“皇德”，隐然有一种
“南方火德”的天命意识。而
刘向、刘歆父子和王莽采用
五德相生的新说，利用了“
南方火德”的象征符号，还
将原本与德运无关的“以戌
日腊”等民俗纳入“相生火德
”，让汉初“南方火德”的历
史记忆归于湮灭。这一钩沉
发微，有助于说明德运观念
在实践中的复杂性。
德运转移，意味着一个
全新的开端，古人称之为“
更始”。董涛系统梳理了西
汉至王莽时期更始观念的内
涵及其政治影响，除众所周
知的大赦、改元外，还发掘
出西汉后期兴起、王莽时期
延续的迁都洛阳之议，指出
此议旨在彻底改革宗庙郊祀
礼仪，废汉法、立新制，包
含了更始的意图。
西汉中期以后，更始观
的核心思想是改变汉初继承
的秦政，回归“任德教”的周
政，以兴致太平。焦天然对
西北边塞出土汉简中的“为
吏”文献进行复原研究，认
为相比秦代同类文献强调“
能书”“会计”之类的吏能，
西汉中期以后的官吏教育文
献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