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古人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国家祭祀不仅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及宗教传统的重要视角，也与政治权力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本书对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展开了综合全面的研究，勾勒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范式“形成期”的演变进程。秦初“禋祀万灵”，始皇帝整合战国传统、首创统一王朝国家祭祀框架。汉承秦制，经文帝、武帝、宣帝等多次变革重构，西汉王朝通过祭祀建立了“汉家制度”。王莽创制了“元始仪”，改变了原国家祭祀神祠分散而广布的形态，强调南郊的唯一神圣性，从而使国家的行政中心与祭祀中心得以统一，由此开启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南郊祭祀时代”。
作者对秦汉各阶段国家祭祀的具体制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举证与考辨。其研究关注祭祀活动的地理特征、诠释了国家祭祀的空间涵义，同时综合中央地方权力关系、政治地理格局、儒学思想发展等因素，呈现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田天，1984年生于山东青岛，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历史、思想史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历史研究》《文物》《文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绪论
第1章 禋祀万灵：秦代的国家祭祀
第一节 前帝国时期的秦人祭祀
一、秦诸畤的成立及其性质
二、陈宝与怒特
三、雍地诸祠与秦国祭祀的特征
第二节 帝国国家祭祀的建立
一、秦帝国的祭祀构成及其来源
二、秦帝国的祭祀格局
第2章 从雍到云阳：西汉国家祭祀的建立
第一节 西汉初年的国家祭祀
一、高祖朝的重建
二、变革之始：五帝与文帝朝的祭祀改革
第二节 汉家制度：泰畤—后土祠的设立
一、西汉的太一祭祀
二、汾阴后土祠祭祀及其意义
第三节 云阳甘泉宫综考
一、甘泉宫的兴起
二、武帝朝的甘泉宫
三、甘泉宫的衰落
第四节 与天下为始：汉武帝时代的国家祭祀
一、武帝的巡行与祭祀中心
二、武帝朝国家祭祀变革的性质与背景
第3章 走向南郊：祭祀体系的重构
第一节 西汉国家祭祀的短暂定型
一、宣帝朝的新祠
二、祥瑞与致神：宣帝朝祭祀的新发展
三、“复兴武帝故事”的深层解读
第二节 西汉末年国家祭祀的变革与重构
一、“天地之祠五徙焉”：成、哀年间郊祀改革的兴起与反复
二、重建秩序：《周礼》与元始仪的成立
第4章 定山川之位：东周秦汉山川祭祀的演进
第一节 东周的山川祭祀与国家
一、说“望”
二、神授与王权：从世守山川到国之群望
三、祭不越望：疆界认同与拓展
第二节 秦与汉初的山川祭祀
一、名山大川可得而序也：秦代山川祭祀格局
二、秦代山川祭祀的西与东
三、汉初山川祭祀承秦考
第三节 五岳四渎的成立
一、“五岳”
二、五岳祭祀的成立
三、西汉山川祭祀的双重内涵
结语
附录一 畤·庙·祠：秦汉祭祀场所考
一、時
二、庙
三、祠
附录二 武帝巡行路线简表
附录三 武帝时代郊祭仪式之变
附录四 在县道与郡国：论秦及西汉宗庙制度的演进
一、秦帝国的两次宗庙改革
二、西汉郡国庙的创立及其意义
三、重估西汉末年的宗庙制度改革
四、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修订版后记
出版后记

身处祭祀活动渐已远离
日常的时代，藉由文献记载
和考古发现回溯古代祭祀，
难免隔膜。隔膜最甚之处或
在于，并非不能理解“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的涵义，
却很难真正对祭祀在古代世
界中的核心地位感同身受。
对于倚恃科学技术远过于神
灵精怪的现代人而言，这无
可避免，也无需刻意改变。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秦
与西汉的国家祭祀，首先有
必要对此作一界定。秦与西
汉的国家祭祀，由分布于全
国的神祠组成。战国时代的
秦国即有广立神祠的传统。
至战国末年，秦的畤、庙、
祠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
区。秦统一后，原六国山川
祭祀及齐地八主祠也被纳入
中央祠官的管辖范围。西汉
承秦旧制，这种以分布广泛
的神祠为主体的祭祀形态，
直到西汉末年郊祀制度改革
时，才真正被改变。
《史记·封禅书》描述秦
代祭祀时曾说①：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
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
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
，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
，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
之祝官。
这段话概括了秦代神祠
的层次。除了由地方民众自
奉的“郡县远方神祠”，余者
都在太祝的管辖下。《史记
·封禅书》言西汉初年之山
川祭祀形势，亦曰：“始名
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
奉祠，天子官不领。”①可
见，“领于天子祝官”，即在
中央祠官的管辖范围中，可
作为界定秦汉“国家祭祀”的
重要标准。
秦及西汉的神祠，祭祀
对象数量繁多、种类丰富，
地理分布格外广泛，大异于
后代在首都南郊施行的郊祀
。②其祭祀对象，不宜也无
法用礼书或南郊郊祀的框架
规范。要理解秦汉国家祭祀
，就必须深入时人的看法与
分类。对本书的主题最重要
的两种文献，分别是《史记
·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
》。《封禅书》记事至汉武
帝朝中后期而止，《郊祀志
》的记载下限至于西汉末年
。作为最直接、也最详尽的
两种材料，它们对祭祀对象
的选汰，也有助于认识当时
国家祭祀范围③。
简言之，本书所论的秦
与西汉的“国家祭祀”是指：
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辖的神祠
祭祀。
在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
发展历程中，南郊郊祀占据
了绝对主导地位。自东汉直
至清末，最高祭祀在首都南
郊进行，皇帝亲祭天地、礼
敬百神。南郊郊祀制度确立
后，其内部虽有不断调整，
但基础理论与整体框架未再
发生重大变革。与此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自秦始皇统一
六国，至西汉末年平帝元始
年间，国家祭祀的结构始终
处于剧烈的震荡中。这一时
段，始于统一王朝的国家祭
祀之形成，止于南郊郊祀制
度的最终确立，可称为“前
南郊郊祀时代”。
所谓“前南郊郊祀时代”
又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战
国时代来源各异的祭祀对象
走向统一王朝国家祭祀，第
二段为帝国自神祠祭祀转变
为南郊郊祀。这两个阶段共
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祭祀
关键的过渡期，上承先秦余
绪，下启延续千年的南郊郊
祀历史。
……
如何理解方士的身份，
涉及对秦与西汉国家祭祀基
本构成的理解。以儒家礼制
作为衡量的标尺，秦皇汉武
所立多为淫祀，方士更是“
挟左道，怀诈伪”，皆为窥
朝乱政之属①。这类看法，
秉儒家祭典为正统，与西汉
中后期的复古风潮关系密切
。最常见的对古代祭祀与方
士的评价，基本上来自于这
种认识。在不否认这套话语
之合理性的前提下，本书还
希望强调，秦与西汉国家祭
祀中方士的存在自有其合法
性与合理性。
所谓合法性，指方士在
国家祭祀中具有合法的身份
。他们以方士待诏、尚方待
诏、本草待诏等名目存在于
国家祭祀系统中。进言一旦
见用，便可主管神祠，甚至
拜郎封侯，致大贵幸。西汉
的封禅大典，以及几个以“
郊”为名的重大祭祀之建立
与仪式设计，都与方士有直
接关系。武帝使祠官从学于
方士②，祠官所用典礼直接
袭自方士③。这些做法在后
代很难想象，在西汉中前期
则是顺理成章、无人质疑之
事。
所谓合理性，与秦汉国
家祭祀的主要特征有关。秦
汉的国家形态上承先秦，君
主本人与国家之间的界限模
糊。国家祭祀的功用也具有
相似的特征：既为国家致礼
百神，也为君主个人禳祸求
福。秦皇汉武的海上寻仙，
武帝所设缑氏延寿城仙人祠
、寿宫神君等祭祀，都是希
求长生不死。国家祭祀活动
中既然存在致神寻仙、祈年
延寿的诉求，方士的存在也
就具有了合理性。在南郊郊
祀制度成立后，儒学经典定
义与规范了国家祭祀。南郊
郊祀不关心君主个人的祸福
，方士与祈福禳祸之祭祷，
在这一系统中没有容身之处
。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的边缘
化与污名化，与国家祭祀的
儒学化相生相伴。重新定位
方士，有助于摆脱儒家话语
带来的成见，更准确地理解
秦与西汉国家祭祀的性质。
秦与西汉两朝两百余年
之间，国家祭祀在至上神、
祭祀传统、空间分布、祭祀
理论来源等方面，始终处于
剧烈的变动之中。这一过程
的终点，就是南郊郊祀制度
的成立。脱胎于秦与西汉的
南郊郊祀制度，又深刻塑造
了东汉以来人们对国家祭祀
的认识。司马迁写作《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