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已经执行》是口述历史领域和“二战”历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罗马期间，地下抵抗团体“爱国行动组”在拉塞拉路发动炸弹袭击，造成三十三名德国人伤亡。不出二十四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在阿尔帖亭路的一个废弃采石场，杀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十命抵一命的恶劣报复!
然而，民众的信念，加上大众报刊、媒体、教会和保守势力的操纵，催生了一种被广泛采信的叙事，即德国人本来要求游击队员自首，只是后者并未照做，他们才进行的报复。这种叙事反过来又滋生了大量针对相关游击队员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诋毁。但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本书稿基于两百多个采访，通过涵盖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和记忆，来探讨这两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件，作者抽丝剥茧，仿佛探案一般，把被各方层层叠叠出于各种目的所掩盖、修改乃至篡改的真相公之于众，并进而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

导言
第一部分 罗马
第一章 地点和时间
第二章 二十年：法西斯主义及其不满
第三章 战争行为
第二部分 阿尔帖亭洞窟
第四章 抵抗运动
第五章 拉塞拉路
第六章 大屠杀
第三部分 记忆
第七章 奇怪的悲怆：罗马的死亡、哀悼和幸存
第八章 记忆的政治
第九章 后浪
叙述者
注释

二百个采访，数千份资料，历时两年，一举提升口述史地位的杰出作品。
从芜杂中理出头绪，层层剥开，作者波尔泰利是口述历史领域的福克纳，是破解历史真相的福尔摩斯！
意大利维亚雷焦国际文学奖获奖作品，一举提升口述史的独立地位，将口述历史从历史的继子，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的罗马，游击
队员袭击了德国警察，造成33名德国人伤亡。不
出24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光天化日之下，
在一个废弃采石场，杀害了335名囚犯。这就是
罗马的阿尔帖亭大屠杀。
“十命抵一命”！无奈？报复？屠杀史上
的罗生门
纳粹警察说，因为没有游击队员自首，他
们才下令杀害无辜之人。
民众竟相信，正是因为游击队员“不负责
任”，才引来无辜民众被杀。
法庭查明说，没给自首的机会，没想搜查
所谓的“罪犯”。
所有的纳粹大屠杀皆有定论，唯独发生在
罗马的这次陷入了罗生门。
游击队员是英雄，还是“罪犯”？
纳粹是真无奈，还是真报复？
法庭已有定论，为何民众的记忆仍未改变
？
混淆时间线、捏造因果链、制造叙事闭环
，记忆可被揉捏成“正确”的形状
在故事开始之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
情发生，
在故事结束之后，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叙事的开端扰乱了秩序，而结局则恢复了
秩序。
行动与反应、攻击与报复、罪与罚—
这种可怕的对称性将主导人们对事件的记
忆。
仿佛从袭击到屠杀的一连串事件是一个自
成一体、无可避免的循环。
一旦“命令已经执行”，秩序得到恢复，
就再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不妨将整个事情埋葬，正如纳粹把尸
体埋在行将崩塌的山洞里，埋在成堆的黑土和垃
圾之下，以掩盖气味。
右翼上台，荒谬记忆被再次利用、巩固，
深入血脉
事件的真相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着无
知与误传的叙事遮蔽，这些叙事把责任颠倒过来
，并不指责德国人实施了大屠杀，反倒指责游击
队员造成了大屠杀。
那些同教会和天主教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和
消息源，将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
来不断固化这种印象，使其渗入公众想象的血脉
，毒化人们对这一事件，以及对抵抗运动、对共
和国的身份与起源的记忆。而这正是纳粹报复行
动真正的、长期的成功之处。
唯yi发生在大都市的纳粹大屠杀，阿尔帖
亭就是罗马
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是唯yi的“大都市”
大屠杀，是唯yi在大城市的空间里冷血实施的大
规模处决。
受害者形形色色，目击者多种多样，呈现
了大都市里的人生百态。
335人意味着335个家庭的三代人，既包括
近亲，也包括远亲；每个受害者和每个幸存者都
有朋友、同事、党和工会的同志、同学、教友和
邻居。
阿尔帖亭洞窟的故事如同一连串的同心圆
，可以不断外扩，直到辐及整座城市。
谈论阿尔帖亭洞窟及其记忆，就是在谈论
罗马。
二百个采访，数千份资料，历时两年，一
举提升口述史地位的杰出作品
从芜杂中理出头绪，层层剥开，作者波尔
泰利是口述历史领域的福克纳，是破解历史真相
的福尔摩斯！
意大利维亚雷焦国际文学奖获奖作品，一
举提升口述史的独立地位，将口述历史从历史的
继子，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的工作，将口述历史从历史的
继子，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 玛丽·马歇尔
·克拉克
这是对个人经历、记忆和历史交汇的一次非凡而创新
的探索。波尔泰利在让参与者表达自己想法的同时，也在
历史创造的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问题。我们
和他的研究对象一起思考，当亲人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地
点死去，当他们死亡的原因从记忆中消失成为历史，这一
切意味着什么？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戴维·西伦
一部令人不忍释手的书。波尔泰利的作品值得重视，
它不仅聚焦了意大利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时刻，更反映了
罗马工人阶级的历史。
——《现代意大利研究杂志》
既有一针见血的分析，又有触及灵魂的沉思，既透着
激情，亦不乏诗意，从事实和记忆层面，探索和记录了一
个对意大利、“二战”历史以及战后世界都至关重要的事
件。
——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历史学教授 迈克尔·弗
里施
这部作品的惊人之处在于，以一种微妙的敬重，将那
些记忆仍然是深刻的个人伤痕的人与那些事件仅仅是历史
的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只有波尔泰利才能编织出如此有
质感的叙事。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前主任罗纳德·J.
格雷尔

导言
1. 不曾有过要求
1944年3月25日，罗马的报纸刊登了一则来自国家通讯社的公报，由驻罗马的德军司令部于前一天晚上10点55分发布。内容如下：
1944年3月23日下午，犯罪分子发动袭击，往沿拉塞拉路行进的德国警察队伍投掷炸弹。三十二名德国警察罹难，另有数人受伤。这次卑怯的伏击由巴多利奥-共产主义分子实施。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以弄清这一犯罪行为在多大程度受到英美煽动。
德军司令部决心粉碎这些残忍的匪徒行径。没有人可以破坏德意两国的重新合作而不受惩罚。鉴于此，德军司令部已下令，凡一名德国人被杀，就会有十名巴多利奥-共产主义罪犯遭枪决。命令已经执行。
万达万达·佩雷塔佩雷塔 那一幕记忆犹新。我们三个人，那时我们还很小，和我母亲一起，面对着一堵墙。母亲用半高的声音念着张贴在墙上的布告，最后一句话是：“命令—已经—执行。”“命令已经执行”这句简短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与阿尔帖亭洞窟有关。
*
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罗马期间，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地下抵抗团体“爱国行动组”（GAP），袭击了一支德国警察分队，造成三十三名德国人伤亡。不出二十四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在阿尔帖亭路的一个废弃采石场—即后来的阿尔帖亭洞窟，杀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翌日，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刊登了德国通讯社的公报，连同一则社论：“面对这样的事件，任何诚实的灵魂，出于人性和基督徒的情感，都会深感痛苦。一边是三十二名受害者，一边是三百二十人为逃脱逮捕的罪犯而牺牲……我们并不想加入争端，而是想超越其上……恳请不负责任的各方尊重他们无权牺牲的人的生命，尊重注定会被殃及的无辜者，也敦请需要负责的人明白他们对自己、对他们应去守护的生命、对历史和文明的责任。”
*
这两个事件以及对其记忆和意义的争夺，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本书将通过涵盖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和记忆，来探讨这两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件。
行动与反应、攻击与报复、罪与罚—这种可怕的对称性将主导人们对事件的记忆，仿佛事情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两段文字，此前和此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仿佛从拉塞拉路袭击到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的一连串事件是一个自成一体、无可避免的循环。一旦“命令已经执行”，秩序得到恢复，就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不妨将整个事情埋葬，正如纳粹把尸体埋在行将崩塌的山洞里，埋在成堆的黑土和垃圾之下，以掩盖气味。
民众的信念，加上记忆因受大众报刊、媒体、教会和保守势力操弄而发生政治性歪曲，催生了一种被广泛采信的叙事，即德国人本来要求游击队员自首，只是后者并未照做，他们才进行的报复。这种叙事反过来又滋生了大量针对相关游击队员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诋毁。然而，上文援引的德军新闻稿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并在战后的审判中得到那些纳粹指挥官不情愿的确认：报复是在袭击发生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的，而且是在完成之后才宣布的。并没有要求游击队员自首，也没有给予他们这么做的机会，更不必说真的花力气去搜查所谓的“罪犯”。
半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在档案和出版物中都已是公开记录。然而，事件的真相却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着无知与误传的叙事遮蔽，这些叙事把责任颠倒过来，并不指责德国人实施了大屠杀，反倒指责游击队员造成了大屠杀：如果不是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去自首以防止报复，大屠杀本不会发生。这种叙事之所以很难抗拒，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反主流叙事的吸引力，让人们在抵抗运动作为共和国建国运动这一官方故事之外有了可替代的选择，同时它却利用了在国家公共生活中远非边缘或次要的制度性力量，包括政府机构、政党和媒体。所有这一切被一个常识性的信念焊接在一起：一个人不会连肇事者都没有试图去找，就对三百三十五名无辜者实施报复。
在此意义上，《罗马观察报》的社论是个典型。它用“受害者”（德国人）和“罪犯”（游击队员）这类字眼，把袭击描述为犯罪行为，而在阿尔帖亭洞窟被杀的人只是“被牺牲”。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天主教派报纸不大可能以中立的、顺带的方式使用。“牺牲”，作为成圣的行为，是对罪过的补偿，是犯罪后必要的净化和救赎。也许是不经意地，但意味深长的是，教会的机构似乎暗示在阿尔帖亭洞窟发生的，是某种礼仪性的事件。
《罗马观察报》的社论还给人一种印象，即德国人在决定实施大屠杀之行前曾试图逮捕罪犯。他们并没有—但我不知道教会方面是否对此有过任何更正或修改。罪责从纳粹刽子手向“卑怯”和“不负责任”的游击队员身上转嫁，由此滥觞。而那些同教会和天主教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和消息源，将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来不断固化这种印象，使其渗入公众想象的血脉，毒化人们对这一事件，以及对抵抗运动、对犹太人受到同样的对待，只有极少数幸存下来；数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