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主张扩张史学范围，为国民著史，为今人著史，由此引发的学术震荡，在现代中国学界影响深远。本书收录了梁启超在1902年前后提倡“新史学”、“史界革命”时期的史学著述四种，即《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地理大势论》。此次整理，本着兼顾原刊本与校录本的原则，精编精校。并附有专业导读，解读梁氏“新史学”的学术渊源与改易情形，以助于重现经典的光泽。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加入共和党，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导读一：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关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导读二：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
校订说明
中国史叙论
第一节 史之界说
第二节 中国史之范围
第三节 中国史之命名
第四节 地势
第五节 人种
第六节 纪年
第七节 有史以前之时代
第八节 时代之区分
新史学
中国之旧史学
史学之界说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
论书法
论纪年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胚胎时代
第三章 全盛时代
第一节 论周末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
第二节 论诸家之派别
第三节 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阙）
第四节 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
第四章 儒学统一时代
第一节 其原因
第二节 其历史
第三节 其派别
第四节 其结果
第五章 老学时代
第六章 佛学时代
第一节 发端
第二节 佛学渐次发达之历史
第三节 诸宗略记
第四节 中国佛学之特色及其伟人
第七章 （阙）
第八章 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
第一节 永历康熙间
第二节 乾嘉间
第三节 最近世
中国地理大势论
梁启超先生学术年表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梁启超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
大存在。他对清末民初那代
人的深刻影响，早经身历者
不断叙说；即使时至今日，
其著作征引率之高，在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名列前茅
。
以治学而言，梁启超的
兴趣广博，涉猎门类极多，
后人因此称之为“百科全书
式学者”。不过，在诸般学
问中，其最钟情者显然是史
学。晚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
究院讲学，时为学生、后亦
成著名学者的姚名达向导师
请教：“近自患学问欲太多
，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
一点为何？”梁启超毫不犹
豫地答道：“史也，史也！”
（姚名达《<中国历史研究
法补编>跋》）这无疑是以
金针度人。
从前期的投身政治活动
，到后期的倾力讲学著述，
梁启超无论是以政论家还是
学者的身份撰著，其史学底
蕴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
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
本，继续探究中国富强之道
，梁启超即将命题转换为《
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从救
国方略考量，居日期间，梁
氏不免特重社会科学，尤其
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多用
功夫。问题意识虽集注于当
下，论题却可以从上古说起
。于是，要论证专制政体有
害于中国，便写下《中国专
制政治进化史论》；欲将中
国改造成为法治国，“采人
之长以补我之短”，也必要
先著《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及其姊妹篇《论中国成文
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为谋
求币制改革，“以促政府及
国民之警醒”，故撰《各省
滥铸铜元小史》；甚至完成
一篇《中国古代币材考》，
亦自辩并非“玩物丧志”，而
“归结于今日中国之必当用
金以为主币”。梁启超对中
国传统的批判性反思，其借
镜实在西方。并无多少外语
优势的梁氏，介绍起西方学
说，也照样力图从头说起，
著作中因此留下《泰西学术
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改题
《论希腊古代学术》）、《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
格致学沿革考略》等未竟之
篇，在在透显出作者的史学
癖好。
而这种以现实政治为标
的的历史考察，即使在学术
论著中也时有流露。1902
年发表的长文《论中国学术
思想变迁之大势》，被胡适
推许为“第一次用历史眼光
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
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
见解”（《四十自述·在上海
（一）》）。此篇原与《新
民说》一同在《新民丛报》
刊出，对中国固有学术思想
的清理，于是也和“新民”之
道发生关联。“新学术”既可
以作为“新民”利器，篇中对
思想自由的向往与对学术专
制的抨击亦与其政论相呼应
，构成了这部学术史的主线
。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梁启
超在此时期提出的“新史学”
观。梁氏认为：“史学者，
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
源泉也。”（《新史学·中国
之旧史学》）而旧史学为专
制统治服务的性质，决定了
其无法达成上述目标。梁启
超因此大声呼唤“史界革命”
，并身体力行，对旧史学进
行了犀利的清算。而这些“
在当时真能言人所不敢言”
的批判，“虽相隔三十几年”
，仍然让其清华国学院高足
、历史学家杨鸿烈在写作《
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
1939年版）时，“觉得非常
的‘淋漓痛快’”（第三章《史
学的“今”与“昔”》）。“新
史学”明确主张为国民著史
，为今人著史，以研究历史
进化规律为职志。由此而引
发的学术思潮，也在中国史
学界经久不息地回荡。
推究“新史学”与“旧史学”
的根本区别，实在历史研究
的科学性，即史学自此真正
成为一门科学。从1902年
撰写的《新史学》所下定义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
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
者也”（《史学之界说》）
；到1922年完成的《中国
历史研究法》对历史学的重
新界定：“记述人类社会赓
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
，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
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
围》），一以贯之的正是科
学精神。而对纷纭的历史表
象背后复杂的文化成因的探
求，始终是梁启超史学研究
的动力。这种努力，用梁氏
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讲授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
总结的史学研究的第一步，
即所谓“求得真事实”（《总
论》第一章《史的目的》）
来概括，亦精要传神。
科学精神又不只体现在
对史学终极目的的探求上，
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亦为题中
应有之义。《新史学》已然
论及地理学、地质学、人种
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
（即社会学）、政治学、宗
教学、法律学、平准学（即
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
、论理学（即逻辑学）、文
章学、天文学、物质学、化
学、生理学，皆与史学有直
接或间接之关系。实际上，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
伍钩距之”（《史学之界说
》），也正是梁启超在史学
界努力开拓的新局面。
1901年写作的《中国史叙
论》总共八节，其中便有一
节谈“地势”，一节谈“人种”
，实乃“新史学”观的提前预
演。梁启超不满足于传统考
据学的琐碎，借用自然科学
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与技
术手段，期望获致的是一种
宏观、深邃的视野。尽管这
些学科间的互融不乏日本学
界先在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