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导读中，作者比库·帕雷赫简要介绍了甘地的生平和思想，概述了甘地的主要哲学见解和思想的局限性。帕雷赫以印地语大量阅读甘地的著作，而大多数评论家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到甘地的这类著作。帕雷赫着眼于甘地的宇宙中心人类学，他对政治的精神观点，以及他的压迫、非暴力行动和积极公民的理论。他还认为，甘地的原则的成功是如何受到他缺乏关于邪恶、国家和权力的连贯理论的限制的。甘地认为人是苦行僧的观点不允许文化、艺术或知识的表达。此外，他对现代文明充满敌意，无法欣赏其复杂的辩证法，也无法提供有意义的叙述。尽管如此，甘地生命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仍然广受崇敬——在遭遇刺杀前后都被称为“圣雄”。

比库·帕雷赫（Bhikhu Parekh），英国知名政治理论家，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哲学名誉教授，赫尔大学名誉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上议院工党成员。出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小村庄，在多元文化主义方面的贡献尤其受到学术界赞扬。

第一章 生平和工作
第二章 宗教思想
第三章 人性
第四章 非暴力不合作
第五章 对现代性的批判
第六章 非暴力社会的愿景
第七章 批判性欣赏
致谢
文献背景
插图来源
延伸阅读

这套传记丛书将加缪、甘地、荷马、托尔斯泰、哥白尼和伽利略这六位伟大人物集结在一起，覆盖了文学、哲学、政治、科学等多个领域。它们的故事和思想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不同领域的交叉影响和启发，带来了独特的知识交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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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平和工作
1869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出生于沿海城镇博尔本德尔。这里曾经是印度众多土邦之一，现在属于古吉拉特邦。尽管甘地（这个姓的本意就是杂货商）是商人种姓，但这个家族已经升到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甘地的父亲是博尔本德尔的首席行政长官和法庭成员，而他的祖父在毗邻的朱纳格特土邦担任同一公职。
甘地在不拘一格、宽容多元的宗教环境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印度教毗湿奴派的信徒。他的母亲属于普拉纳米派，这个教派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仰结合起来，既信奉毗湿奴派典籍，也推崇《古兰经》，宣扬宗教和谐。她一生恪守宗教戒律和誓言，从无例外，给儿子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甘地的父亲有很多践行严格的非暴力和自律教义的耆纳教徒朋友。甘地也接触过基督教传教士，但基督教对童年时期的甘地影响不大。和许多印度教徒一样，他不自觉地吸纳了各种宗教信仰，但对任何宗教传统都缺乏深入的了解，包括他自己信仰的宗教。
甘地是一个腼腆的普通学生，他以中等成绩完成了学业。在13岁的时候，他与同岁的嘉斯杜白结婚，早婚的经历让他成为坚定的童婚反对者。不过可以理解的是，他在年轻时沉迷于性事。16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甘地抛下奄奄一息的父亲，选择与妻子共度良宵。就在这短暂的分离期间，他的父亲去世了，这让他深受打击。尽管许多评论家都用这次意外来解释他对性的敌意，但并无实据。在自传里，甘地仅仅说这件事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耻辱感”。此外，在随后的数年里，他继续享受妻子的陪伴，并且养育了四个儿子。直到他父亲去世将近16年之后，他才真正关注独身主义。尽管内疚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独身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希望为随后开始的重要政治斗争保存体力和精神力量。
甘地在母亲面前发誓自己会戒酒、戒色和戒除荤腥，随后于1888年前往英国深造，致力于成为一名律师。起初，他像一名英国绅士一样生活，买了一套晨礼服、一顶大礼帽和一根银头手杖，也参加了舞蹈、演讲术和小提琴课程。随着钱被花光，并且险些陷入性诱惑，甘地的理智逐渐占据上风，他转而关注英式生活更严肃的方面。像其他许多殖民地领袖一样，他或多或少同时探索着东西方，而且发现二者存在相通之处。他广泛地阅读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法律与政治文献，与神学家交流，研究基督教，发现自己有些不能认同《旧约》，但深受《新约》感染。他还阅读了有关自己的宗教传统的著作，尤其是《薄伽梵歌》和埃德温·阿诺德的《亚洲之光》，这为他打开了印度教和佛教哲学之门。甘地于1891年6月取得律师资格，两天后回到印度。
然而，甘地在印度的法律事业不尽如人意。他在法庭上太腼腆，以至于无法开口说话，不得不让同事代读他的第一份诉状。于是，甘地转岗起草申请书以维持生计。然而，他对这份工作兴趣寡然，而且觉得律政工作令他生厌。当南非的一家穆斯林公司聘请他担任律师和通信办事员时，他欣然接受。1893年，甘地启程前往南非，打算待上一年，殊不料却在那里停留了21个春秋。
在南非
对甘地来说，南非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南非使甘地面临许多不寻常的经历和挑战，并深深地改变了他。到达南非后不到一周，甘地的人生轨迹就为之一变。在从德班去比勒陀利亚时，他因为胆敢乘坐头等车厢而在半夜被从火车上扔下来，不得不哆哆嗦嗦地在彼得马里茨堡站的候车室里挨过一夜。在返回印度和留下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之间，心烦意乱的甘地选择了后者。第二天，他顺利前往查尔斯敦，但载他去约翰内斯堡的马车夫拒绝让他坐进车厢，而是让他坐在自己旁边。甘地勉强同意了。后来，他被要求坐到地板的垫子上。甘地深感不公平而拒绝，于是马车夫开始殴打他，并试图把他推下车，直到其他乘客救了他。几个月后，经过总统克留格尔在比勒陀利亚的府邸时，甘地被一名哨兵踢到了水沟里。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人作为在甘蔗和咖啡种植园工作的契约劳工移民到南非，遭受了各种侮辱和歧视，特别是在印度移民集中的纳塔尔和德兰士瓦。1894年4月，当甘地准备启程返印，永远离开南非时，纳塔尔的立法机构正在讨论印度裔特许法案，试图剥夺南非印度裔的投票权。甘地的穆斯林雇主劝他留下来领导抗争，他爽快地答应了。甘地组建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他的抗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降低了法案的严酷程度。但是，他关于反对移民限制和歧视性的特许经营法案的抗争活动就没那么成功了。他越来越强烈地控诉道，宪法压力、请愿和理性劝说对“有偏见的”思想没有任何影响，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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