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福建晋江人,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多年,又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工作。现任《苹果日报》社长。先后曾任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明报》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任,《明报月刊》总编辑,香港美国新闻处「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在港台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杭州、成都、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其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本书《绝色》就是由他编写,收集了四十篇琐记旧买新买的英文图书小品。
继《今朝风日好》,作者董桥专心写了《绝色》这一本搜猎英文旧书的新作。作者跟英文旧书结了三四十年的因缘,如今人书虽老,但此情不渝。
作者每星期写一篇,写了快一年了,写到最近终于写了四十篇琐记旧买新买的英文图书小品,就是这本《绝色》了。
王尔德的故事
浪漫是有钱人独秀的花言不是失业汉空口的巧语。厄斯金Hughie Erskine又年轻又英俊又和气,却也又不聪明又走背运又不富裕。父亲死了给他留下一把骑士马刀和十五册一套的《半岛战争史》,他把马刀挂在镜子边,把那堆厚书摆在书架上,靠着老姑姑分给他每年两百英镑的遗产过日子。他炒股票炒焦了,做茶叶做亏了,代理西班牙雪利酒人家嫌他的酒太干,更不幸的是他跟一位老上校的千金小姐罗拉相爱。“小伙子,”老上校指着他一脸冰霜说,“等你赚到了一万英镑才来向我女儿求婚吧!”
一天,厄斯金去看画家朋友特雷弗Alan Trevor,特
13雷弗正好在替个老乞丐画肖像。老乞丐五官皱成一团纸,一身的褴褛配上一双落寞的眼神,厄斯金越看越难过,趁着特雷弗走开他悄悄塞了一枚英镑金币给老乞丐。老乞丐愣了一愣连声说:“Thank you,sir,thank you.”厄斯金没钱搭车了。他走路去看罗拉罗拉骂他专花冤枉钱活该倒霉!他走路去俱乐部看特雷弗特雷弗说老乞丐非常好奇,问长问短问明了他的处境一脸高兴,眯着眼睛搓着双手频频点头神秘得不得了。“小伙子,那个老乞丐其实是全欧洲最有钱的人,银行存款随时买得起整座伦敦城!”特雷弗说。“他是郝斯保男爵Baron}tausberg!”厄斯金又惊吓又尴尬。特雷弗说老富翁专买他的画,这次出大钱请他画一幅装扮成乞丐的肖像:“我想,你给他的那枚英镑他会替你赚到些钱!”翌日清晨,一位老绅士果然带着男爵的信来看厄斯金,信封上写着两行字:“A wedding present to Gugh Erskine and Laura Merton,from an old beggar”。信封里装着一张一万英镑的支票。
这是Oscar Wilde王尔德“The Model Millionaire”里的故事。都说他写的戏剧The Importance of Beinn Eamest是讽刺伪善的杰作,我读了并不喜欢。都说他一生只写过一部小说,一写写出了哥特式的神秘力量也写出了法国颓废派的罪疚氛围,读了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我也并不喜欢。少年时代我的英文老师要我读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我反而一点不觉得深奥,一个晚上读两遍还不想睡。他真是个很会讲故事的大作家,难怪一八八二年他向纽约码头海关关员申报的是他的“天分”:“Nothing but my genius”。他“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理念我没兴趣;他在十九世纪伦敦社交界文艺界不断炫耀的奇装不断表演的词锋我也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他笔下那些浪漫主义寓言和那些润朗的散文那些丰沛的信札。他的英文没有落叶没有沙石。
父亲是都柏林名医,母亲是作家,是民俗学家,家宴座上尽是画人、硕儒、吟客、作家,王尔德书香从小熏到大,轻易对付三一、牛津的功课,熟历史,熟古籍,收集青花瓷器,收集孔雀翼毛,连他宿合里的家具都扬名Magdalen College。《沉香记》里我写的那位庄大哥似乎很羡慕王尔德的潇洒,我比较讨厌的其实正是这位天才的那副名士扮相名士作风,太造作了,品味又俗气,怪不得诗人奥登说王尔德一辈子在演戏,命运之神从他手中拿掉了情节他还在演。终于,跟Lord Mfred Douglas的同性恋官司害他坐牢害他破产害他贫病,一九00年他四十六岁死在巴黎一家旅馆里。
我是在Long Acre的Bertram Rota旧书店里读王尔德这篇百万富翁故事,日本犊皮漂亮封面的小版本,王尔德签了名,要价很贵。“打个好折扣给你!”老板一脸慈悲。我说我不是那个model millionaire。他转身找出一本Methuen的普及版:“书里那篇‘The Canterville Ghost’也很好看,”他提醒我说。见过俏版本不想买赖版本,等了几十年我真的找到十四本深蓝书皮配彩色花纸的一套王尔德小开本作品,是一九。九到一九一一年的旧版本修饰成同样款式的装帧,封面内页都贴上William Milner藏书票。这套书三本是伦敦Methuen出的精装版,余下十一本全是莱比锡Bernhard Tauchnitz印制的。陶赫尼茨是德国老牌印刷出版商,十八世纪的Traugott Tauchnitz是爷爷,Philipp是儿子,Bernhard该是孙子了,代代都以印制古典文学版本出名。
我的藏书家朋友威尔逊说,王尔德入狱不久,沮丧的太太写信给她的兄弟抱怨王尔德的命运跟老童谣里那个从墙头摔下来的Humpty Dumpty几乎一样,一样可悲一样没得救。王尔德的妻子说这番话可以谅解;读他的作品的人似乎不必过分计较他摔下来有多痛。论文学造诣,王尔德简直是他笔下那个装扮成乞丐的百万富翁,皱成一团纸的孤单的脸逼真得教人忍不住掏腰包送他一枚英镑金币:“虽然他绝对不会开一张一万英镑的支票送给你做结婚礼物!”威尔逊仰天大笑。人生那出戏匆匆落幕了,他笔下那份天才倒是应该一代一代申报下去:“…each day is like a year/A year whose days are long”。王尔德写诗拖沓,难得他出狱后避居巴黎写的这两句又凄切又放达,是入神之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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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丁尼生三本诗集,一八二七、一八三O和一八三三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是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也不像。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小时候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飘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写得出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里胆子越大。美国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分:“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评叫好又叫座。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只好尽量守本分,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九三。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翡冷翠出版,一千本里编号三三O,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扃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到时再说。写作免不了师承也免不了偷艺。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大仲马写得出《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
“至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丁尼生的老诗集也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伧,每一本都曾经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一位是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二OO一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一位是Frederick S.Peck,十九世纪生在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著出名。还有一位是Harry B.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一九一四年《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是胡先生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二O一O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二○○七年晚春编完《今朝风日好》我忽然很想写一本搜猎英文旧书的书。我在书房里慢慢整理几堆书堆,乱得真像乱叠的青山,花掉几个深宵似乎还梳理不出头绪。藏在几个纸盒里还有陈年的劄记,还有访书读书的零散纪录,尺寸不一的记事簿二三十本,每一本夹满五颜六色的纸片,有的是咖啡馆里聊天记的书名、地址,有的是图书馆里影印的资料,有的是买书的收据,有的是藏书票票友跟我交换书票的信封,都写了许多字。
我跟英文旧书果然结了三四十年的因缘,如今人书俱老,此情不渝,英国做旧书生意的老朋友老的老,死的死,两三位他们的子侄竟然还在买卖老书还在跟我联系。前几年我路过伦敦住了几天,威尔逊的儿子捧着几部旧书几盒藏书票赶来看我,说起他父亲眼眶总是红红的。克里斯的侄子也四十几了,不开旧书店倒在郊区家里靠电脑靠邮局做旧书旧画旧文稿的生意,比开书舖轻松得多,说是有一年一定是老叔叔在天上保佑他,买卖一批荷兰西班牙十七世纪的版画竟然赚了好几万英镑。还有美丽的Leonora身边那位Sonia,她在图书馆工作,会刻木刻,工余做些藏书票买卖,认识整个欧洲的藏书票画家,新旧书票她都找得到,还替顾客聘请画家设计私人书票:「赚不了什麽大钱,」她说,「让自己忙得有趣就好!」
每星期写一篇写了快一年了,写陶冷月先生的画册和写王世襄先生的《锦灰不成堆》不算,写到上个星期天终於写了四十篇琐记旧买新买的英文图书小品,够编一本二○○八年的新文集了,更希望新书一文一图弄得都周到。我收藏的英文旧书没有什麽惊喜的故事也没有什麽惊天的藏品。爱读杂书爱逛书店是癖性,从来清楚我偏爱哪一类图书偏爱哪一款装帧,从限印本签名本袖珍本一路集藏到初版绝版收藏版,那里头真皮装帧的老书和古典藏书票始终是我戒不掉也不想戒的深爱,真是eternal infatuation!一百年来英国名家装帧的老书我喜欢而又买得起的几乎都有;藏书票後来是专找仕女和风景书票了。暗恋几十年至今还无缘珍藏的是William Morris的Kelmscott Press手制书籍,价钱只涨不落,藏家只收不卖,这辈子玩赏一部的心愿恐怕还要看运气。
前几天旅居澳洲的李时宇传来电邮,他说新近收到Folio Society仿制”The Kelmscott Chaucer”的推介资料,说莫里斯印制的这部十四世纪乔叟故事集共五六八页,页页饰花,Edward Burne-Jones画插图八十七幅,只印四二五册,一八九六年售价二十英镑,前一阵子拍卖会上落槌价八万八千英镑。Folio仿品听说售价约三百英镑。
莫里斯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人、画家、翻译家、纺织家、刺绣家、社会活动家,组织社会主义联盟,创办凯尔姆斯特出版社,一生倡导重振手工艺术,跟前拉斐尔派画家一起致力复兴唯美艺风,婉拒英廷册封桂冠诗人。他的出版社出书讲究手工巧绘巧写巧色巧印巧装,七十年代英国旧书商都说即便碰得到也要上百上千英镑一部,我只见过人家珍藏的十几部,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那部莫里斯一八七○年《A Book of Verse》真迹尤其艳丽,是博物馆一九五二年从伦敦苏富比买进的。那部册页一九八○年英国Scolar Press出过原色精印本,Leonora寄送我一册供我望梅:「莫里斯写这些诗的时候妻子简妮已经爱上他的好朋友罗赛蒂,另一位好朋友伯恩琼斯也有了婚外情,莫里斯从伯恩琼斯妻子乔治安娜眼眶里的一潭死水照见自己悲情的倒影,这些诗说白了是为了安慰乔治安娜也安慰自己」,她信上说。
Folio Society仿制的那部乔叟,美国加州Sanford L.Berger家里有一部一八九六年的原版。这位姓伯哲的建筑师和夫人海伦集藏了六七十种莫里斯出版社出的书,听说是在三藩市Warren Howell的旧书店里买的。照Nicholas A.Basbanes的《A Gentle Madness》里说,伯哲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有一天到贺威尔的店里闲逛,随便问问伙计有没有莫里斯做的书,伙计带他到後头一间小房间,开门一看真的是六十六册凯尔姆斯特出版社出的书,说是刚刚收回来,已故富豪Templeton Crocker旧藏,许多部都有签名题识。幸运的伯哲花了三个午饭时间逐册细看那批珍品,先买下莫里斯签名送给伯恩琼斯的《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三个星期後忍不住再买下五十几本,贺威尔接着还到处替他找漏网的鱼,三年找齐了。伯哲夫妇从此沉迷莫里斯的手工艺术品,买下小印刷坊学手工印刷技术,埋头苦练书法学用彩笔描字,结果连书籍装帧都学会了。毕竟是搞建筑的收藏家,他们夫妇数度远游英国还搜购莫里斯做的许多彩画瓷砖、彩画玻璃、刺绣地毡、木刻画片,弄得研究莫里斯的学者专家纷纷赶去监赏他的藏品充实学问。
牛津要出的这本新书用了书中一篇写藏书票也写旧书的《绝色》做书名。藏书票西方东方藏的人都多了,北京嘉德四季三月的拍卖会举行第一次藏书票专场,中国书票多,西洋书票也多,连西弗琳Mark Severin的作品都有,他们译成「泽韦林」,图录说明里说「泽韦林是董桥推崇的藏书票作者」,我试试竞拍,当今英国女王的书票竟也拿到了。旧书贵得多,莫里斯的手工绝色古籍尽管缘份未到,我书房里那些漂亮的皮装老书倒是我永远依恋的绝色,那本一九一○年出版的《鲁拜集》手抄影印本算是莫里斯手工艺术的承袭,描金七彩花饰描花起首字母再配上彩图十分考究,堪可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