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厚度(精)》是政治哲学学者江绪林遗作集，收录了他的学术论文、书评、思想性评论、随笔、译文和部分微博文字。

江绪林，1975年生于湖北红安，哲学博士。1995年起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硕士毕业后，曾任中华书局编辑，2009年起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研究。2016年2月19日自缢身亡。

代序：暗夜微光/崇明
辑一　正义与自由
解释和严密化——作为理性选择模型的罗尔斯契约论
正义的康德式诠释——评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
为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意识形态？
捍卫自由
辑二　爱与信
重回《理想国》——逾越政治
生命的厚度——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札记
致保松君
爱与正义——评周保松《走进生命的学问》
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
小札记四则：滚/孤独与爱欲/知性与存在/未曾虔信
辑三　逝去的凝视
微博节选
辑外
维特根斯坦素描——读《维特根斯坦: 天才之为责任》札记
“在等待之中”——评李猛《自然社会: 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哈贝马斯：通过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和解——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谢夫勒：德里克· 帕菲特《论真正重要之事》导言
跋：追忆与启迪—— 江绪林博士告别仪式上的悼词/刘擎

代序：暗夜微光
文／崇明
绪林曾经这样回首自己
的经历：“我也曾以一种如
斯深刻、挚爱和敏感的方
式触摸这块苦难的大地和
民族。”（《爱之和解》，
2000年5月）深刻、挚爱
、敏感还有忧郁，在他的
书写中涓涓流淌，也是他
踉跄前行而猝然离去的生
命的底色。一个渴望敞开
却又把自己关在生活门外
的心灵，承担孤独的重负
，用不多的文字告白了自
己的脆弱与珍爱、惶惑与
思考、挣扎与呐喊。在这
些深切浸染了生命体验的
表达中，绪林呈现了他的
学术思考、公共关怀、信
仰探索中一以贯之的关切
和追求：正义、自由及其
背后的爱和超越。
作为学者，绪林向往和
努力的是纯粹的学术思考
和深沉的生命关怀的融合
，然而他显然也不得不面
对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他
主要在政治学、宗教学、
哲学这几个领域接受了教
育和学术训练，在香港浸
会大学博士论文的主题是
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批
评和修正。后来根据博士
论文撰写的《解释和严密
化：作为理性选择模型的
罗尔斯契约论证》一文发
表在《中国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上。在
对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
政治》一书的评论《正义
的康德式诠释》（《开放
时代》2011年第4期）以
及一篇未最终定稿的《为
什么是正义》一文中，他
继续着对罗尔斯的正义和
自由主义理论的思考。这
几篇学院性的学术论文虽
然高度专业，但在他从不
同角度对罗尔斯的批评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正义
和自由问题的严肃思考，
也能感受到这些严格的分
析性论证所无法满足的心
灵探求。
《解释和严密化》一文
是对罗尔斯的理性选择理
论的缺陷的技术性和逻辑
性分析，并指出这些缺陷
迫使罗尔斯不得不依靠康
德式的先验论为平等的自
由原则及其优先性提供辩
护。如果仅仅把人理解为
进行利益计算和理性选择
的个体，则无法推导出罗
尔斯的正义原则，而若依
据康德的先验论路径确立
了个体的自由平等的道德
人的身份，正义能够得到
辩护。然而在《正义的康
德式诠释》一文中，绪林
又试图指出罗尔斯和周保
松的康德式伦理学的有限
性。康德式伦理学所确立
的自主性并不能确立古典
的自然正当，因此以前者
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就无法
充分地在诸多价值和善好
之间排序，而由此就沾染
上了某种虚无主义色彩。
绪林谈到的虚无主义并不
否认价值或善好的存在，
只是认为没有善恶、对错
、好坏、正义与否的客观
标准。
这种虚无主义更接近某
种以赛亚·伯林谈到的多元
主义。显然绪林并不像某
些保守主义者那样把自由
主义等同于一种取消善恶
区分的虚无主义。在一个
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社
会里，人们如何找到安身
立命的终极价值，这是绪
林的关切。事实上．自由
主义中的自由和平等并不
仅仅是两个抽象单薄的概
念．它们及它们构成的自
由主义本身是一种成熟的
政治文明。“自由和平等虽
然从启蒙以来就居于显赫
的位置，却并非独立的或
无根的价值，而是常常有
其丰厚的文化和思想根源
。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古
希腊的科学探究和政治实
践、罗马共和传统和罗马
法、基督教信仰中在上帝
面前人人平等的灵性传统
、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启
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康
德哲学、资本主义、近代
科学和技术，等等……有生
命力的自由和平等价值总
是与更宽广的传统或精神
价值结合在一起，而自由
和平等更多的时候是这些
更深厚宽广的价值体系中
最绚丽的花朵或其政治表
现。就算是在一个世俗化
的观念体系中，自由和平
等的价值也能获得其他社
会观念的支撑或同构或至
少是容忍。”（《生命的厚
度》，2012年1月26日）
但是，自由主义也可能遗
忘这些历史根基，而当这
些文明的源泉被普遍权利
和规则过滤之后．自由主
义就可能“不关切人们在更
深的道德和宗教价值上的
委身”，或者只是“以一种敬
而远之的态度来面对更深
刻的道德和宗教价值问题”
。这时，自由民主世界“有
序又美好、文明又优雅，
却不再有热血、超越和牺
牲，而且似乎可能遗忘了
自己的源头，变得苍老而
无力”。（《青春宗教的规
训与文明的未来》。2015
年1月9日）这是绪林在
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
遭到恐怖袭击后的思考，
他敏锐地觉察到，极端的
恐怖暴力迫使人们去面对
自由和文明本身的脆弱。
……
绪林终究没有能够在信
靠、祈求和坚守中把对自
由、正义、爱和超越的追
求，转化为对生命中的破
碎与美好的承担，这是他
的悲剧。然而绪林的生命
，尽管有其残缺、罪欠，
但的确也有恩典和救赎。
他虽出身贫寒、孤苦无依
，却没有在苦难中让良知
沉沦窒息。他始终深切地
渴望和追求良善、正义和
超越，虽然孱弱忧郁，但
也勇敢诚实、竭尽全力地
在黑夜里点燃一根蜡烛。
即便摇曳消逝，这微光也
曾照亮暗夜。他留下的不
多的文字是这微光的踪迹
。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不
乏学术的渊博和优雅，也
不乏商业性的公共言说和
知识启蒙，但思想沉闷精
神萎顿，罕见如此直抒胸
臆的心灵诉说和公共表达
。虽然这些诉说和表达无
法完全在这

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脆弱，都有必要培养思想和生命的厚度，如此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
在对美好生活的寻求中，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种被逾越的东西，存在一个构成政治界限的、比好政治更美好的领域。
当代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善理想的诱惑，而是不敢信赖美善、不敢相信和坚持绝对的美善。
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理解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复杂状况中对人类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义的探讨并予以汲取和实践，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
本书充分展现了一颗渴望敞开却又把自己关在生活门外的心灵，承担孤独的重负，用不多的文字告白了自己的脆弱与珍爱、惶惑与思考。
如本书作者江绪林生前好友崇明所言，“浸透于他的生于死中的心灵探求和精神困境，对于每一个不愿意被此世的不幸和沉沦淹没的人，都是珍贵的启迪”。

跋：追忆与启迪——江
绪林博士告别仪式上的悼
词／刘擎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
为江绪林老师送别。我们
如何来凭吊这样一个生命
？他的存在与离别都如此
独特，以至于我难以写下
一篇规范工整的悼文。这
是我不擅长的，对绪林也
未必适合。如果这份悼词
带有许多个人的感触，而
未能代表一个群体的心声
，请原谅和容忍我。
绪林短暂的一生不同寻
常。他在1975年2月出生
，五岁时母亲不幸病故，
十二岁时又失去了父亲。
此后靠姐姐江寿娥含辛茹
苦地抚养他长大。坎坷而
清贫的早年没有埋没他求
知好学的禀赋，绪林从湖
北红安的乡村走进北京，
先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和
北京大学，后来在香港浸
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绪林是这个多难家庭的
荣光，他对姐姐怀有难以
表达的深厚感情。他对姐
姐言语不多、时而辞不达
意，甚至许多年没有回家
探望。但他一直给姐姐寄
钱，还为姐姐在县城买了
房子，尽己所能报答养育
之恩。姐姐，在此请接受
我们深深的敬意，请您节
哀，保重身体。您能过的
好一些，是绪林由衷的心
愿。
2009年绪林进入华东师
大政治学系任教。当时我
在历史系工作。2010年秋
天，绪林走进我的教室，
旁听我给硕士生开设的《
西方思想经典研读》课程
。我知道绪林有很好的学
术训练，而且已经在《中
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
文。他来听课实际上对我
有不小的压力。我几次对
他说，要是觉得没有收获
完全不必浪费时间。整整
一个学期，他只缺席过一
次，还发短信给我“请假”。
我们在课间聊天，也经常
在下课之后一起去食堂午
餐。交谈之中渐渐熟知起
来，就此结下了友谊。
2013年夏季，我和几位
同事一起调入政治学系，
绪林很高兴有了更多研究
政治思想史的同行。政治
学系的同事们与绪林的交
往深浅不一，但都了解绪
林与众不同的性情与风格
。他专注于学问和思考，
潜心阅读大量经典著作，
同时也认真对待同行的研
究，他的评论总是中肯而
富有洞见。他热爱教学，
对学生倾注了巨大的关怀
和心血，也赢得了同学们
深切的敬意与爱戴。而绪
林对学术发表有着极为严
苛的标准，以至于不管我
们多少人劝说他发表著作
、申请课题、尽快晋升副
教授，都徒劳无功甚至显
得庸俗。同时，大家也开
始担心他时而流露的忧郁
情绪。半年之后，我接任
政治学系系主任的工作。
但我从未以这个身份与绪
林相处，这对我们来说是
格外别扭的。绪林说“我以
前就把你看成兄长，以后
也一样”，这使我释然，也
让我铭记。我对他唯一的
要求就是开朗起来，振作
起来，“只要你阳光一点，
怎么开心就怎么来”，如果
要“求上进”提职称，我们大
家一起来帮着策划、一起
来推动，如果愿意听凭自
己的兴趣潜心研究，根本
不用理会那些的考评规则
。我庆幸我们所在的这所
学校，使我能够不担风险
地行使一点小小的特权，
对绪林这样一个特殊人才
予以特殊的对待。而他除
了感谢，就是说自己“学问
还不扎实”，他愿意慢慢来
。
后来华东师大推出了一
个新的职称评定方式，称
为“代表作制度”，就是对于
特殊人才，不要求发表论
文的数量和课题成果，只
要提交自己的代表作（著
作或论文）参加评审，就
可以申请晋升。我第一时
间兴冲冲地带着这个消息
去找绪林。在我看来，这
个新规则就是为绪林这样
的人度身定做的。我请他
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
表的那篇文章作为代表作
提出申请，这是他晋升副
教授的一个捷径。但绪林
居然不知所措，沉默良久
之后说，“其实后来我觉得
那篇文章的结论过于草率
了，也可能是错的”。我说
我知道，“你可能overclaim
对罗尔斯的批评，但用理
性选择模式来作解读这个
思路非常新颖。要点不在
对错，而在于代表了你的
学术水平”。他说，“可是，
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我的水
平啊”。我惊讶至无语。不
是因为他的不通人情（对
此我早就习以为常），而
是绪林再次让我真切地感
受到他的纯粹：对知识的
诚实，对学术作为志业的
神圣感。这在当今学界是
如此罕见。
是的，绪林是现代学院
中的一株“珍稀植物”，珍贵
而稀少，却在一个早春的
寒夜骤然夭折，这让我们
无比痛惜。这枚植物又是
孤独和忧郁的，格外需要
温情与关爱。他缺乏朋友
吗？与流传的说法相反，
绪林身边一直有自己的朋
友。他当然不是那种喜欢
社交活动的人，尤其不善
于泛泛之交。但他周围有
自己愿意交流的朋友。最
初几年与他交往更密切的
是崇明和刘文瑾夫妇（目
前他们在美国访学），绪
林经常去他们家“蹭饭”。还
有哲学系的葛四友，我们
几个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
，聚会。那时候没有微信
，许纪霖老师发起了一个“
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研讨”的
邮件群，绪林在其中的发
言很活跃。在政治学系，
杨芳、萧延中和吴冠军老
师，尤其是后来调入的邱
立波等老师，都和绪林有
比较密切的交往。林国华
老师和绪林有更久的渊源
，或许是最能和他深谈的
人，但遗憾的是相逢的机
会不多。（请原谅我可能
遗漏了许多应当在此提及

在寻求好的政治秩序的
时候，只有在最好的政治
秩序也不是最好的生活方
式的时候，政治秩序才是
最好的。换句话说，在对
美好生活的寻求中，好的
政治秩序必然是某种被逾
越的东西，存在一个构政
治的界限的、比好政治更
美好的领域当代人最大的
问题或许不是美善理想的
诱惑，而是不敢信赖美善
、不敢相信和坚持绝对的
美善。
——江绪林
我相信浸透于他的生与
死中的心灵探求和精神困
境，对于每一个不愿意被
此世的不幸和沉沦淹没的
人，都是珍贵的启迪。
——祟明

一、引论：契约论证的争议和本文的研究视角
约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中居关键地位。诺齐克认为，就深度和系统性而言，《正义论》在政治哲学史上直接承续约翰·穆勒的著作。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说，通过把正义放置到自由主义的思考中心，罗尔斯标志着自由主义传统内的一个显著进步或更新。威尔·金里卡认为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为二战后西方社会围绕福利国家实践的政治论争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理论框架。。而一个更具致礼意味的评价则是1999年在罗尔斯获奖的颁奖礼上，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致辞时给出的：“《正义论》……这本书令人信服地将自由权利和正义置于理性的新基础上。罗尔斯论证说，社会给予弱势群体以帮助不仅是道德的要求，而且是理性的逻辑要求。”。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复兴了古典社会契约论的传统，其特点是在一个虚拟的社会契约中让理性的行为者在无知之幕的处境下缔结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无知之幕遮蔽了契约缔结者的利益和身份，使得契约缔结者无法提出或赞成只对特定地位有利的条款。在这种条件下缔结的正义原则被称为公平正义。简略地讲，公平正义包含两条具有优先次序的基本原则：一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公民平等地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二是涉及物质利益分配的差异原则，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将最大化最低收入者的福利。平等的自由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即当基本自由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由权利优先满足。
在其正义理论中，罗尔斯采用的契约式论证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涉及契约论证与正义诸原则的关系问题：公平正义的原则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契约式论证？围绕这一论题，大致有两种分析进路。
一种进路倾向于认为正义诸原则独立于契约设计，否定契约式论证的有效性或重要性，甚至怀疑罗尔斯是否真的具有一种契约式的理论。这种进路的代表人物包括德沃金、桑德尔、麦克弗森、石元康、金里卡等人，而何怀宏、周保松等也基本上持有类似立场。德沃金认为罗尔斯的契约论证是无效的：原初状态是虚构的，而虚构的契约不能对契约的条款提供任何独立有效的证明。’依据德沃金的观点，原初状态只是一个通向更深的权利理论的中转站，而后者才真正为正义的两条原则提供证明。z桑德尔认为原初状态不是一个契约，因为在无知之幕后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选择行为，而只有无差异的行为者的自我认知。，石元康先将罗尔斯的契约论界定为一种道德契约论．即从契约推导出道德原则，然后指出其证立过程中存在一个两难困境：为了证立道德原则，原初状态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前道德的纯粹程序，而如何设置“公平程序”又反过来依赖特定的道德原则，这样，契约论方法陷入循环困境。。何怀宏、周保松认为契约方法在罗尔斯的理论中扮演的角色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重要，因为整个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只是罗尔斯统合社会合作以及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等基本理念的一种装载性或说明性的工具。
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