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口述实录。讲述者曾彦修从童年十一二岁讲到九十岁，八十年的时间跨度，也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半个世纪。在个人经历之外，对重要问题有理性的背景分析和独特见解，对相关历史人物有亲身接触和直接感受，是一部能引发人思考的有分量的书。

代开场白
第一编
第一章 家族与我（1919年6月—1930年）
1 我们曾家十几户，只有我父亲有职业
2 谈到家乡，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成了一个永远的“望乡”人
3 少年时代：我成为家庭多种事务的担当者，买鸦片、进当铺更是内行
4 没有在母亲面前下跪，这个罪，一辈子无法补
5 哥哥给了我政治方向
第二章 世界观的形成
6 十岁左右，我读了些旧小说
7 上高小后，文学对我的影响：郭沫若、鲁迅、茅盾
8 我家有个百家争鸣的小图书馆
9 我不是读马克思的东西觉悟的，我是读这些人的书觉悟的
10 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作用的，还有这些事情
第三章 逐渐走上去延安之路（1931年—1937年11月）
11 人格教育最重要：影响我一生的两个老师
12 初中毕业考试第二名，进了卢作孚在北碚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13 高中：我搞了两期壁报。地下工作，无师自通
14 决定到延安去
15 哥哥借了三百元送我到延安——我要了三百块，这是老虎吃天啊
16 我到延安有四封介绍信
17 一起集议去延安的朋友：田家英、赵世英、戴碧湘、何郝炬等
18 我们是如何到延安的
19 两点申明
第二编
第四章 在延安（一）（1937年12月—1941年12月）
20 到延安最初的日子
21 陕北公学三门课，学习过程中又反复写自传
22 入党，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困难也不困难
23 马列学院非常特别，学员非常参差不齐
24 马列学院重量级的老师：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康生、陈云、李富春、艾思奇、杨松、陈昌浩等
25 专学习联共党史，错误影响不少
26 为什么马列学院办不下去了
27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可以开始大读闲书
第五章 在延安（二）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
28 统一思想、舆论
29 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当时他不是中央委员
30 开始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
31 张闻天的去与留
第六章 跟随张闻天到陕北和晋西北作农村调查（1942年1月—1943年4月）
32 陕北神府县贺家川口：生产关系简单时，我就着重调查生产力
33 晋西北兴县：我不会按地方意图去写调查报告
34 从田家会战斗谈到敌后的抗战
35 张闻天的调查意见没有被采纳
36 陕北米脂县：这次调查带点学术性质
37 绥德县：我的一个小调查报告，张闻天觉得有点意思
38 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印了张闻天的农村调查报告。我写了出版者的话
第七章 在延安（三）我在整风“抢救”时的情况（1943年5月—1945年7月）
39 回延安后，情况很不对了，跟离开时完全不一样
40 “抢救”柯庆施
41 我被“抢救”成了“反革命”和“特务”
42 “抢救”运动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是无中生有的问题
43 “抢救”运动后的概况：种地，纺线，大演戏
第八章 在延安（四）日本投降及延安撤退（1945年8月—1947年2月）
44 “王明路线”一词是进北京后才听说的
45 抗战胜利，中央工作紧张，似未有大规模庆贺
46 延安大撤退：宣传部有几个“家族”需要我们照顾
第九章 在山西土改（1947年3月—1948年6月）
47 参加土改工作团
48 雁门关外的朔县土改：不顾具体情况，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土改是不妥当的
49 临县郝家坡土地会上，康生说“你们这个划分阶级的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50 郝家坡会结束后，我回到朔县补课，大错特错
第十章 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到河北山东土改（1947年7月—1948年5月）
51 从山西兴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一路上，“三青年”分工为老同志服务
52 全国土地改革会议
53 河北饶阳土改：斗争目标已不明确了
54 有头无尾，把麻烦丢给后来的人
55 康生叫我们到山东去继续土改
56 听见毛岸英批评康生，我们提醒他，你不要随便讲
57 已经做过的错事，一般没有办法再回头改正
第十一章 回西柏坡的大半年（1948年6月—1949年3月）
58 在东柏坡做书箱，保证了延安撤退时埋藏的部分运到了北京
59 在西柏坡小新华社
第三编
第十二章 进北京，下广州。在广州只是一个“官”（1949年3月—1954年3月）
60 在香山得正式通知，准备南下
61 叶帅、方方谈话，改任《南方日报》总编辑。领导看来很满意
62 代表叶剑英签报纸大样
63 陶铸要用我，但不得不让我去治疗关节炎
第十三章 在广州勉强做了四五样事
64 半夜给“203”打电话
65 侨乡调查：这么多楼房是侨汇建起的，不应该侵犯它们
66 云浮县土改：改变死命令；小老婆、丫头等问题我决定妥协处理
67 紧急开支部大会，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流眼泪。我绝不相信有半个“老虎”
68 我这个错误不讲，人家不知道：戏改
69 对香港有关事务问题的建议，对大

诚实之花
一位禅师为挑选自己的衣钵传人，发给众多的门徒每
人一包花籽，宣布谁种出的花儿最美丽，就传位给谁。
比花的时候到了，众人各自捧着盛开的鲜花，来见禅
师。只有一位弟子捧着空花盆，神情坦然地站在一旁。最
后禅师将衣钵传给了这位弟子，原因是他的花盆装满了诚
实之花。原来禅师给大家的花籽全是煮过的，根本就不能
发芽。
(2011年1月《参考消息》摘引自台湾《禅心学院》)

这是一部口述实录。曾彦修讲述了大半个世纪以来自己的经历：三十年代初在延安马列学院所受的教育，跟随张闻天到晋西北调查，亲历延安整风；解放后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社长，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调回人民社等等，极具史料价值。在个人经历之外，对重要问题有理性的背景分析和独特见解，对相关领导人物有亲身接触的直觉感受，是一部能引发人思考的有分量书。

在朋友的建议下采访曾彦修老师，并做一本访谈录之
类的书，无论是朋友还是我，都知道此书是为了保存真实
的、有价值的记忆，但希望曾老师接受采访，费了一些周
折。好不容易他才同意。
采访是从2008年7月开始的，12月基本结束。几乎每
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我都背着电脑，带着录音笔去北京
南边方庄曾老师的家。客厅有一张长方形的胶合板大桌子
，他坐长的一边，我坐宽的一边，一坐就是三个多小时。
开始我曾担心曾老师的记忆，因为他年近九十，但我
很快发现，他的记忆可以说是超常的。他手边没有一本书
，所有的书都打包装箱准备搬家，而他说到一本书的一篇
文章，八九不离十。他审核文稿时，如果我稍稍把他的“
记忆”挪动一点，他都会“恢复”原样。用他的话来说，
“很多事像刀刻的一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曾老师的讲述极富感染力，讲到一些事件时，他会越
讲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声，还辅之以手势。因此，在
这样的基础上整理，又经他修订的《曾彦修访谈录》就非
常有现场感。我相信，读完这本充满不屈和希望的书，读
者肯定会感受到这一点。
2015年3月我与曾老师告别时，又一次感谢他接受我的
采访。我想，他的讲述，不但会影响我这一辈人对他经历
的历史事件的认识，也会给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留下宝贵的
记录。
李晋西
2015年11月

第一章 家族与我(1919年6月一1930年)
1 我们曾家十几户。只有我父亲有职业
我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四川川南长江边的宜宾县城内，现在九十岁，说老也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路是不大能走了，唯一的是脑筋还没有完全坏。
我们是客家人，是从广东河源县迁移到四川的。清廷初建时，四川几乎是空的。现在历史不讲真话，其实是张献忠及部下杀干净的。现在我们的历史反过来讲，说是清兵杀干净的。这说不通，一个统治者把人都杀光了，它统治什么呢。能够认识到，并坚持是张献忠杀光的，是鲁迅和郭沫若。对此我很佩服。
我们曾家十几家人，原来都是穷苦人，不知怎么去到了四川宜宾县。但这些人后来怎么会统统都变成了官僚、小地主，我就不知道了。这十几家中，有两三家是做官的，还做得不小。我有个伯父，他们家门口悬有大金匾：“大夫第”。是什么官？我不知道。但是从他们家房屋的排场看得出来，官很大。我们家的门口，也有个牌子，写有类似“进士第”这样的字。这个字牌是清朝时期模样的，很小，边上有花，有金。这进士是谁？是我祖父的一个兄长。我曾祖父很久没有男孩，依照宗法关系，就必须过继一个男孩来。他就过继到我们这房来，成了我名义上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他。据说他后来成了太原府知府，又据说在义和团时，他支持义和团。八国联军来后，支持西太后的都杀头了，他差点被杀头。在他过继到我们家后，我的祖父出生了，他又回到他的那房去。但是依照宗法关系，他还是属于我们家的正宗。所以，那一套做官时的东西统统放到我们家。他的那顶呢轿，那些回避牌等等，我都在我家楼上看见过。
但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北门外这十几家人，政治势力全没有了，全成了破落户。十几家中，跟我父亲一辈的人，大概有二三十个，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有职业。
我十七岁最后离开宜宾前，我们曾家在宜宾北门外有十好几户。十几家人中，没有一个人劳动，没有一个人干事情，完全靠收一点地租过活，全部是破落户，穷得很。我们家父辈三弟兄，大概共收十来石租，一石三百斤，十石三千斤。当时是送租。所谓送租，并不是送米来，都是到时农民送钱来，有时也送米，是送新米。我父亲三个兄弟，每个人留几石。我们家里收的租，合毫洋大概二三十元，与生活来源无甚关系了。其他十几家，是靠收租过日子。全都是破落地主。那时，租佃关系也似乎没有什么争斗，农民自己送来。我们这十几家人，大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田在哪里。如果人家不给你送来，你也没有办法。
我父亲曾海如，最初当布店学徒，后来当银号学徒。银号就是旧时的银行，也兼做生意。四川的银号都兼做生意，而且只做大生意。我父亲开始一个月有四五十块毫洋(毫洋一元二角兑一块大洋)，慢慢增加了。后来，我父亲出资一千元，自己开银号，当第一号老板，做最大的股东。当时开这个小银号，一共两千元。大概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我父亲就破产了。破产的原因大多是地方军阀筹款，款越派越多。地方军阀筹款的对象，一个是钱庄，一个是山货庄，一个是绸缎铺，还有鸦片行。
破产后，我父亲到重庆的一家小银号当副手，名义上是第二把手(副经理)，其实是第一把手(经理)。经理是个秀才，代表资方而已。过去的银号就四五个人，做生意都在外边跑，又叫“跑街”，银号的业务大，人员少，所以伙食好极了，好得无法想象，好到现在你想到市场上去买来做一顿都绝对办不到。像海参、鲍鱼、鱼翅、大虾米、云南火腿，今天都不常吃到，那时内地的大县城都有。银号里有个专门做饭的，家家银号一样。我估计，这是中国的传统。
因为我家里父亲工作，有收入，生活就完全不一样，父亲每个月寄四十毫洋回来。我去取过几年，是在一个卖鸦片兼银号里取的。当时我十一二岁，我哥哥姐姐都去读书住校了，我必须去取。
从广东移民的十几家，能够全挣扎出来的，那时就是我们这一家。原因就是读书，不读书，不读外面的报纸、杂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光上私塾就变不了。尽管读《诗经》《左传》，但不知道外面世界，便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父亲到重庆后，订了许多上海的书报，我们都能看到。
在宜宾，我们曾家老一辈，包括我父亲那一辈，抽鸦片很普遍。比我出生早二十年、十几年的，怕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抽。我父亲三兄弟，包括最靠近的堂弟都抽。这种情况，现在很多人不太知道。在四川抽鸦片，比抽香烟还要普通，根本不算一回事。我们那一带的强体力劳动者，大多抽鸦片，以振奋一时，抬滑竿的、拉船的、码头工人，大多抽。香烟刚传到宜宾县城时，也有几个中青年手中夹根纸烟，却被视为浪荡公子，抽鸦片呢？彼此彼此。如果这家没有人抽鸦片，才成了怪事。不但男的抽，我母亲，还有两个婶母也抽。这些抽鸦片的家是不是都破烂得不成样子呢？不是。那时抽不稀奇，不抽点鸦片似乎身份不够似的。当时鸦片不太贵。但是，要饭的、路毙的也很多。
我们曾家从官僚地主，变成破落地主，变成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