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的一部随笔集，描绘了傅衣凌教授、韩国磐教授等学界泰斗教育育人的场景，讲述了陈教授自己不辞辛苦翻山越岭进行田野调查、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故事。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厦门大学历史学科百年来专注挖掘社会经济史、海洋史等方向，勤奋耕耘取得丰硕成果的图景。

陈支平，1952年出生，现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福建省妈祖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称号。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首批全国52位“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明史新编》《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民间文书与明清族商研究》《台湾文献与史实钩沉》等。编纂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主编大型丛书《闽南涉台族谱汇编》100册和《台海文献汇刊》60册。

卷上：闲话
三十多年前我所经历的田野调查中的行、食、住
走得更远一些
田野札记：怪力乱神
三出江湖——傅衣凌先生和研究生们
我和南洋渤泥国国王
师门杂忆
我心中的韩国磐先生
往事知多少，应在笑谈中
福建人民出版社与我
家乡感言
少年杂忆
校园杂忆
我该如何说话？
作为凡人的朱熹
举头三尺有神明
吴晗先生《朱元璋传》重版序
徐泓先生《明清社会史论集》序
《史学水龙头集》自序
《虚室止止集》自序
《史学的思辨与明清的时代探索》自序
卷下：杂咏
小引
想想过去
看看现今
胡思乱想

我之所以出版这本《文
章田野寄东风》，动因有
三。
其一，我的一位学生陈
进国君，前几年说要组织
各地的民俗学人撰写一部
《鹤鸣九皋：民俗学人的
村落故事》，约稿于我。
作为老师，不好扫学生的
兴，就写了一篇《行路难
》应付应付。不料这篇不
太像“民俗学”的文章，经常
被网站转载，前不久还有“
边疆时空”公众号的朋友们
在他们的平台上推出。人
总是喜欢别人捧场戴高帽
的。如此一来，多少提起
一些兴趣，不如再多写一
些。
其二，这两年的疫情，
至今不见消停。本来一年
到头出差的时光大致要占
三分之一，如今疫情弥漫
，大部分出差任务取消了
。就连自己服务的学校，
也经常为了防疫稳妥，限
制我们进校。这就弄出不
少闲而无所事事的时间来
。以我这种天生劳碌命的
八字，闲得慌说不定要闹
出什么毛病来。为了健康
起见，不如把刚刚提起的
一点兴趣发扬光大，接着
写些类似于“民俗学”的东西
。其三，厦门大学出版社
曾经组织出版一套“凤凰树
下”学术随笔丛书，当时的
社长蒋东明先生催问了我
好几次。我因为没有以上
的两点动因，也就迟迟不
能完成任务。这下好了，
前面的两个动因加上这笔
旧账，就凑成了三个动因
。事不过三，终于凑成了
这本奇怪的书。
“学术随笔”是一种极为
高雅的说法。老实说，“学
术”这种东西是很难定义的
，我的这本《文章田野寄
东风》，距离我们现在所
定义的所谓“学术”，实在是
差异太大。不过人老了，
总是喜欢怀旧。我就把这
本《文章田野寄东风》，
当作自己学术生平的一种
怀旧之作。从这点上看，
或许对于自己后面的学生
们，还是有一点点“学术”的
价值吧。顺便说一下，本
书之所以取名为《文章田
野寄东风》，便是从“卷下”
的怀旧杂咏中引出来的。
陈支平
2022年3月20日

《文章田野寄东风》是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的学术随笔集，是作者学术生平的一种怀旧之作，用深情的笔触回忆了他从少年时代开始求学读书的学术生涯。陈支平教授的文字风趣幽默，富有自嘲精神，将读者带回四十年前“科学的春天”那个火热的时代。

我出生于农村，生长于农村，在农村当了十多年的农民。1977年侥幸被送入厦门大学读书，一时洋气不起来。1979年考上硕士研究生，跟随傅衣凌教授学习明清社会经济史。老师把我细细审视一番，左看右看不像一个读书人，于是因材施教，对我说，我看你对农村的生活比较熟悉，还是经常到农村去吧，或许会有不同的收获。就这样，我从1979年开始，就隔三岔五往乡下跑，搜集民间文献与口碑资料等等。其时还不知道有什么“田野调查”这样时髦的名字，学校和同学们查找我的行踪，都说“他到乡下去了”。虽然名称不甚堂皇，不过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其时我的“往乡下跑”，可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实行“田野调查”的先行冒失者之一，倒也有些名副其实。
经历多年的“田野调查”，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有些什么收获，我自己实在不好王婆卖瓜。然而不管何种形式的“田野调查”，总是离不开从自己书斋走出去的衣食住行吧。从我的经历看，衣着的好坏、土洋，似乎对于田野调查工作影响不大，那时的农村，大概和我所研究的明清时期也差不多，破衣烂衫随处可见，农村的同胞们对于我们这些所谓大学里的读书人，随便怎么穿着，一定是没有什么可批判议论的。于是，与“田野调查”比较有关系的事情，就剩下行、食、住三样了。
（一）身能行之，学之器也
先讲行路难。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交通之不便暂且不说，弄得不好，还有被押进班房的危险。因此，在走出校门之前，头等大事是到学校的办公室开具若干张“学校介绍信”。其时中国的高校普遍穷困潦倒，请假出差的人员不多，学校办公室对于这些稀罕的出差人，很肯帮助。我需要走几个县，他们就愿意帮忙开具几张介绍信。如今的高校形同闹市，人多势众，车水马龙，每天需要出差的人络绎不绝，学校办公室就不能不显得位高权重起来。虽然说现在的教师出差，大部分并不需要到学校办公室开具三十年前的那种介绍信，但是作为学校管辖之内的庶民，总不免有一些需要学校办公室盖一个公章的什么事情，那就十分麻烦，非得过五关斩六将，最后由分管的副校长审批不可，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不说也罢。
口袋里装好“学校介绍信”之后，心里就踏实了。那时的厦门大学介绍信，和现在的人民币一样威风。每到一县，第一件事情就是直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公室的领导一看盖有大红图章的厦门大学介绍信，不敢怠慢，立即询问，需要什么协助？我说明来意与需求之后，一般的情景是，办公室的领导在学校介绍信的背面，写上诸如“请县招待所、文化局、图书馆、档案馆、某某人民公社等予以接待办理”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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