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写于1942年，是朱自清先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了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诗、文等经典内容，全书见解精辟，文笔优美，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经典指南，也是国学入门书。朱自清先生用浅明而切实的文字，于十三篇文章中，要言不烦地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这本书写于1942年，六十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

朱自清（1898-1948），原名朱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教育家、批评家。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朱自清的散文素朴缜密、隽永深刻、沉郁顿挫，以语言洗练、文笔清丽、思想沉厚著称，极富真情实感和感染力，他的散文作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家庭小品，如《背影》《给亡妇》等；二是海外游记，如《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三是写景美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春》等。

序
《说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附录
论雅俗共赏
论百读不厌
论“以文为诗”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
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
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
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
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
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
。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
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
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
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
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
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
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
是经、子，得懂“小学”，就
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
》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
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
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
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
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
，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
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
，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
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
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
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
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
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
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
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
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
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
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
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
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
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
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
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
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
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
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
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
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
。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
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
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
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
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
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
，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
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
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
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
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
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
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
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
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
、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
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
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
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
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
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
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
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
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
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
，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
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
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
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
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
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
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
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
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
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
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
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
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
，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
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
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
。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
，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
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
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
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
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
，“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
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
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
——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
！“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
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
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
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
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
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
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
“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
纲领。但《诗》《文》两篇
，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
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
，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
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
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
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
、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
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
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
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
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
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
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
；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
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
，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
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
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
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
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
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
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
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
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
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
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
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
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三十一年二月，昆明西
南联合大学

收录全本朱自清《经典常谈》原文，增录3篇朱自清杂文《论雅俗共赏》《论百读不厌》《论以文为诗》。
32开精致开本，进口特种纸张，彩色插图注释本，随书附赠精美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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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第三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来，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佶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地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亲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一《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去。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抄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员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却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佚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现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竞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这使是后来所谓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