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声名卓著，其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等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部柯文先生治学中国历史六十载的回忆录，生动讲述了这位近90岁高龄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之径，其间还穿插了他与导师费正清、史华慈及美国和中国学界同行的交流，以及出版专著时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迥然不同，这正是柯文先生“走过两遍的路”的意义所在。

柯文，又名柯宝安、孔宝荣，美国卫斯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教授，著有《中国与基督教：教会活动与中国排外情绪的增长》、《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编有《追忆费正清》和《跨文化的理念：纪念史华慈的中国思想文集》等。

中文版前言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开端
第二章 王韬：清末变革之法
第三章 下一步：《在中国发现历史》
第四章 《在中国发现历史》：幕后故事
第五章 中国中心观的局限
第六章 多重过去：《历史三调》
第七章 《历史三调》：研究、写作、出版过程
第八章 从义和团到越王勾践：意料之外
第九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与历史对话》
第十章 故事的力量：《历史与大众记忆》
第十一章 当时与现在：两重历史
附录：作者论著
注释
索引

正如序言所说，我的好
几本旧作早已翻译成中文
版，而在中国的学术界里
，我亦有不少的读者，因
此，我觉得他们都会对这
本有关我研究中国历史之
历程的书感兴趣。序言交
代了我决定写回忆录的缘
起。出版中译版回忆录的
第一步就是物色一个最好
的译者。经过一番张罗，
我最终选定了刘楠楠博士
。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取
得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最近还取得了香港大学的
翻译和传译博士学位。她
在香港大学的博导宋耕大
力推荐，令我对她更有信
心。
多年来，我的华人同行
都说我写的东西很难翻译
。“你写的句子太长了，绵
绵不绝的，翻译起来难度
很高。”刘楠楠竟无畏无惧
地处理我的长句子，她的
方法是把句子分析了，然
后重构内容，更往往用婉
丽的文字演绎出来——无
论如何，总是能够保留原
意。她工作时，经常向我
请教，把翻译好的文字一
章一章寄来，听取我的评
语。这过程令我想起林同
奇，他将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翻译成《在
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
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是
我第一本翻译成中文的书
。很巧的是，林同奇曾多
年任教的北外，正是刘楠
楠的母校。当时他每翻译
好一章，也会拿来让我审
阅。在那个未有计算机的
时代，他的翻译稿都是在
旧式的原稿纸上，一字一
字用手写的。我看了他的
译稿，就列出我的意见，
和他商量，我们一达成共
识，便开始处理下一章。
我和林同奇、刘楠楠合
作的具体成果，是同样出
色的译本。不过更重要的
是，两本书的翻译过程都
令我能更深入地了解语言
和跨文化沟通及交流的本
质。我非常感激刘楠楠和
我分享这种珍贵的学习经
验，特此致意。
柯文
2020年8月于美国马萨
诸塞州坎布里奇

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声名卓著，其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等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部柯文先生治学中国历史六十载的回忆录，生动讲述了这位近90岁高龄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之径，其间还穿插了他与导师费正清、史华慈及美国和中国学界同行的交流，以及出版专著时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迥然不同，这正是柯文先生“走过两遍的路”的意义所在。

很少有人在研究著作中
，能够同时提供好几个典
范与方法，供学者们思考
、讨论和模仿，但柯文教
授在他对中国史的研究中
做到了。《在中国发现历
史》超越了“冲击-反应”论
，《历史三调》提供了对
历史观察的三重视角，《
与历史对话》则通过20世
纪的勾践故事描述了历史
在当代的重构与影响。这
部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
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
者的学思历程，他既在不
断研究中国史，也在不断
试图超越研究中国史的前
辈，这同样是在“走两遍的
路”。正如他所说，“每一个
历史学家，都要重写上一
代历史学家写下的历史”，
而他本人对中国史研究的
专注与热情，确实让我们
感到，他与中国史“不是一
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
——葛兆光（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
资深教授）
柯文的这本回忆录，讨
论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
方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们反
复讨论的核心问题：从以
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心
论”到强调从中国的角度研
究中国史，到探讨民间史
观与书写历史、故事和记
忆之间的张力等全球性议
题。这是一本启人深思的
好书。我曾于1964—1965
年在哈佛参加费正清研究
生课程，第四章中作者与
导师费正清之间终身真诚
的友谊亦令我动容。
——毕仰高（Lucien
Bianco，法国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荣休教授）
鲜有历史学家认为，他
们选择如何讲述过去这件
事本身既有趣又重要，而
能对异国文化历史有深人
体认、知其然并知其所以
然的历史学家，则更是罕
见。以一种西方式的分析
想象力点亮中国史思维—
—柯文不仅为研究中国近
现代史的西方学者做出了
示范，也为中国历史研究
者们提供了探索本国丰富
历史以至世界各地历史的
新方法。他这段自我发现
的旅程，可为历史学科带
来启迪。
——王赓武（新加坡国
立大学特级教授）

第一章 开端
中国人视六十年一甲子为一个重要的循环。我从治学中国历10史至今，正好六十年出头。此时回望我走过的路，似乎正当其时。事业在何处开启？在一些节点我的观点如何转变，为何转变？现在如何思考？我的学术著作关注19—20世纪，在不同程度上几乎都与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以及中国和西方影响下的日本交流有关，但生涯中长久萦绕于心的，是我志于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最大限度重构中国历史，而不是关心西方人自以为富有价值、自然而然、符合常规的历史。简言之，我想脱离中国历史研究中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观先入为主、受其茶毒的观念。
较早的例子是我的第一本书：《中国与基督教》（China andChristianity，1963）。在这本书中，我与中国传教史研究的传统范式明确割席。过去的研究关注“传教史，而不是中国史”。战后中国研究羽翼渐丰，“旧的西方中心观弊病”愈发明显，学界因此提出新的范式，其中首屈一指的学者是我在哈佛的导师之一费正清先生。新的范式“更关心如何理解、评价基督教传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我在《中国与基督教》中就采取了这种范式。
稍微变换一下措辞，我在这里“无耻剽窃”唐日安（RyanDunch）的精彩评论，我在《中国与基督教》中做的，“不是将在中国传教作为美国经历的一部分，而是从中国的角度，分析传教士与中国的互动”。唐日安写道：
那么，他前往巴黎、伦敦，去了关键的一站台北，在那里，他是第一位深入参阅总理衙门档案的美国人。他用林林总总的资料，围绕四类关键人物——本地士绅、清朝官员、西方领事及政府、传教士，编织成复杂多面的立论。这样他挑起了同辈学人未曾洞见的疑问：如何把传教士同其影响纳入中国历史？同辈以为西方就中国采取对策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发现历史”了。
尚在学堂：费正清的指导
此时讲这本书为时尚早。走向第一本书之前，发生了许多奠基的故事。我在研究生期间的主要导师是费正清和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这两人性格迥异。费先生（图1.1）对中国心醉神迷，有时给人感觉他只想聊关于中国的话题。教学以外，他还特别优待我们这些研究生。每周四下午，他和夫人费慰梅（Wilma Fairbank）在坎布里奇家中邀请来访的学者，主要是做中国研究的法国、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学者饮茶，我们学生也可以去跟他们聊聊天。每周五晚上费先生还会举办非正式的聚会，招待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他有很多学术圈之外的朋友，像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主要是做过外交官的人（如范宣德）、学者（如拉铁摩尔）或记者（如斯诺）。费先生与他们安排好晚上去某个人家，经常是范宣德家，因为他也住在坎布里13奇。这样我们研究生也能花几个小时跟这些人聊天，讨论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我开始感觉到：“哎，这样真好，真好，太好了！”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刚刚起步，出版物少之又少，与中国、日本相关的学科，读完所有书轻而易举。《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等主流期刊不刊登东亚历史的论文；而专攻亚洲事务的英文期刊屈指可数，最著名的莫过于《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 ——1956年9月更名为《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和《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Asiatic Studies）。于是费先生决定稍微填补这个空白，创办了每年出版一次的研究生非正式期刊《中国研究论文集》（Papers on China），选登五六篇当年哈佛中国研究领域研究生的优秀讨论课论文，并向世界各地图书馆发行。讨论课论文获选的话，自然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专家学者了。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