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中国城市及区域经济的沉浮，寻找它们发展的命脉，观照背后的历史逻辑。

★面对不确定性，从历史中国看未来中国，用大历史思维前瞻性思考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人生存规划。

★帮助企业和个人在城市大洗牌中抓住投资机会。

★吴晓波、陈思进、陈先发诚意推荐！

王千马是我一直关注和欣赏的一位财经和商业史作家。如果说以前的农业中国需要的是乡村振兴，今天的中国，则必须要加上城市竞争。城市及城市群的实力高下，决定了这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竞争中的地位。这也是这部书的独特价值所在。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

投资城市，就是投资未来。中国城市经济是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战略内容，而城市的发展，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又有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逻辑，《城市战争》一书从历史演进的线索出发，对中国各大地域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发展战略，都给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无论对于经济组织的投资事业，还是个人的发展规划，都无不有着借鉴价值。

——陈思进（国际金融专家，前华尔街投行高管）

王千马在追溯中国城市千年演进史中，向那些被历史铭记或遗忘的“城事”投以温情与敬意，又以一种客观而冷静的目光旁观着城市的历史更迭、兴衰成败，去窥探其中的奥秘。但他却无心沉醉于历史，而是从历史的思绪回到现实，抱着对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关怀，在大量的实地调研之后，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个人注脚。

——陈先发（著名作家、诗人）

★知名财经作家王千马和“吾球商业地理”财经巨制。

本书通过审视中国城市及区域经济的沉浮，以此来寻找它们的发展命脉，观照其背后的历史逻辑。这些城市是如何生长的？它们又有怎样的立足之本？命运转折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规律？在当下，它们需要打造怎样的“城设”，我们又该如何为它们的未来助力……

全书分古典的重生、进击的中坚、向往的未来三部分，以大开大合的恢弘写作，由西安、洛阳、开封、郑州、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的进化演绎了“古典城市”的没落与自强，以合肥、南京、杭州、青岛、济南、长沙、武汉、重庆、成都、长春等城市的转身与跃起来展现“中坚城市”的勃勃生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中国城市的佼佼者来观察思考“未来城市”将如何引领下一个时代。通过这些城市的沉浮、兴衰和重生，来观看国运、时代以及全球化是如何影响它们各自的命运，同时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王千马，知名财经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先锋作家。桐城派文化研究会理事，桐城市作协会员。“吾球商业地理”公号创始人。

该公号主打经济地理，多次生产爆款，曾有数篇文章收获过千万流量。获网易号2020年度“最佳签约作者”称号，以及连年获得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恰桐城少年》等十数部作品。这些作品曾多次被各大媒体评选为月度/年度好书，曾为央视、凤凰卫视隆重推荐。

序言 从月朗星稀，到满天星斗：王千马说中国城市发展简史

基建改变中国 / 004

全球化和工业化下的潮涨潮落 / 017

后工业化的困境及逆全球化下的出路 / 032

星耀大国：未来中国城市大趋势 / 044

第一部分 古典的重生

黄河一章：西洛开，那些属于黄河文明的光辉岁月

西洛开启“基友情” / 063

提西安，不能不提咸阳 / 069

选择西安还是洛阳，是个大文章 / 074

一切都是为了有饭吃以及吃好饭 / 080

繁花着锦，终究美人薄暮 / 087

“短暂”开，接着“封” / 093

黄河二章：黄河东流去，从盛世走向新的一个盛世

黄河，跨不过去的坎 / 103

火车拉来郑州 / 108

西洛重启 / 112

中原塌陷？西部塌陷？ / 118

“郑中心” / 124

大西安，小陕西？ / 136

黄河东流去 / 143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余运河天际流

天下之盛，扬为首 / 151

错失铁路，让命运断崖式下坠 / 159

重新寻找做梦的“枕头” / 167

当年的“长江五虎”，今啸皖江经济带

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 / 177

安庆与曾国藩 / 181

芜湖“捕蝉”，合肥在后 / 186

不再是省会后，安庆为何一落千丈 / 190

重回“咽喉” / 194

第二部分 进击的中坚

从南京到合肥：徽京的呼叫转移

“江南分省”造就精神分裂的皖苏 / 208

南京依旧是“徽京” / 214

合肥的发展，有深圳的影子 / 220

“合”而肥，不和则瘦 / 226

济青双峰，引领大山东

济南，三“分”山东有其一 / 237

青岛，因李希霍芬改变命运 / 241

火车来，商埠开：济南开埠成就近代改革开放的壮举 / 245

工业化，让西风（济南）暂时压倒东风（青岛） / 250

中国青岛，山东济南：谁是山东第一城？ / 256

内外双修，唱好济青双城记 / 261

两湖双娇，助力中部崛起

长沙，荆湖地区从来没有缺席的主角 / 275

从武昌，到三镇鼎立 / 280

分闱，分治，以及湘军和铁路：长沙再崛起的基础 / 285

沿海开发让中部塌陷？事实不止于此 / 293

武汉到底在哪里？长沙又到底在哪里？ / 300

“重回”大湖广、大荆州 / 308

CP杭蓉：中国腰部的力量“担当”

成都，成于何处？ / 315

都是休闲之城，杭蓉却大有不同 / 319

杭州的工业化初体验 / 323

成渝之争 / 327

腾笼换鸟，杭州再启“工业立市” / 333

蓉杭相拥 / 338

成都和杭州需要互相学习什么？ / 345

东北一章：苦寒之地，实是“宝”贵江山

大兴安岭，对中国为何这么宝贵？ / 351

“大东北”往事 / 355

吉林“望洋兴叹” / 364

大鼻子走了小鼻子来 / 369

东北二章：重振东北，期待雄鸡又“报晓”

日本侵略者疯狂的经济掠夺 / 379

共和国的长子 / 384

体制化和体滞化，造就“东北现象” / 390

再析“东北被边缘化” / 395

雄鸡一唱天下白 / 399

第三部分 向往的未来

北上广，大爷还是大爷

北京也开始“哭穷” / 414

请叫上海“工业城市” / 420

广州的开放和失落 / 426

从中关村到亦庄：“双奥”北京的进阶之路 / 433

能帮华为的，除了上海没有别人 / 440

我不给你的，你不能抢 / 447

从珠三角到大湾区，中国重建自己的“开放”秩序

虽千万人吾往也 / 456

人有多大胆，珠海有多大产？ / 463

深圳，今夜请将我遗忘 / 470

从贸易、倒卖、组装，走向高科技、尖端、智造 / 476

勇立潮头开新局 / 486

曾经是弃儿，但今天的香港与祖国脐带相连

香港的黑暗岁月：英国人没走，日本人又来了 / 498

华商的崛起 / 502

恩德相结、腹心相照 / 509

香港的未来，依旧建立在相互认同之上 / 519

后记 从城市的沉浮中，看清中国和世界 / 527

参考文献 / 532

全球化和工业化下的潮涨潮落

五

记得多年前，曾有首歌这样唱：“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歌里还唱：“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不得不说，正是在国人不断地改造自然、重塑地理，中国城市从当年的“月朗星稀”，走向今天的“满天星斗”。

但是，在我看来，这中间其实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变量，在时刻影响着中国城市的沉浮和发展进程：一就是全球化，从狭义上讲即为全国化；二就是工业化，与之相伴相随的则是市场化、城市化。

关于前者，我们需要重新留意前文所提到的“四合院”这个概念。尽管北有草原、大漠，东、南是大海，西边则是青藏高原……让中原王朝被围了起来，但它也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以及海洋文明的交汇点，在风自海上来之前，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进进退退几乎都围绕着“15英寸等雨线”而展开。即使秦始皇修了长城，也挡不住来自北方民族的轮番骚扰。汉时有匈奴，唐时有突厥，中间的魏晋南北朝还出现过少数民族南下，到了宋朝，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更成了北方的一大患，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治理，直到蒙古人的异军突起……事实上，就连修长城的秦朝，其前身也属于游牧民族，曾一度被视为周朝的养马奴，在昔日周人的留放之地——甘肃天水的大山中，靠着养马和那首我们今天还够耳熟能详的“秦风”，用六代人的持续努力为后来的中国打下统一的烙印！

这种南北的交流和对抗，也让一些城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就有大同。

《史记·匈奴传》记载，自秦代开始，即在大同城西的十里河谷修建了武周塞，并“筑城武周塞内，以备胡”。但这个位于山西西北边陲的城市，给我最大的念想就是云冈石窟。它的开凿，是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前后60多年。而北魏显然不是三国时的曹魏，它们正是秦代以来所防备的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皇帝都姓元，但这都是从北魏王朝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改姓而来。毫无疑问，拓跋这个姓氏正是胡人——鲜卑族的标志。不过，在改姓的同时，拓跋宏还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这些举措的背后是北魏的主动汉化，意味着落后的游牧文明，也在不断地向更先进的农业文明学习。

相比较拓跋宏，他的祖宗拓跋珪更是雄才大略。其北破贺兰部，南破独孤部，东破莫奚解如部，西破高车、回纥和柔然部，整合了身边大大小小的部落，最后，参合陂一仗大破后燕慕容宝……他也因此成为北魏的创始人。但是他干的最出人意料的一件事，就是放弃北魏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都城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下辖的和林格尔县），而是在正式裁定国号一个月之后，便迁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此后，大同共历六帝七世97年，直到拓跋宏再次将国都迁往了更南的洛阳。

之所以选择大同，一方面在于大同相对盛乐，更近中原。当时平城虽然不大，但可以作为北魏进取中原的重镇。迁都的目的也因此变得非常明确：步步为营，吞并天下。事实也证明，经过拓跋珪以及其后的拓跋嗣、拓跋焘祖孙三代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北魏在439年一统北方，与南方的刘宋王朝形成了对峙状态。

另一方面，则在于大同本身——在大同当地作家张梦章看来，其“山环采梁，水抱桑干，北控朔漠，南达并恒。广阔的大同盆地，地处桑干河流域，既适于游牧，更宜于农耕，很利于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所以符合实力初起但依旧不足的北魏蓄精养锐。

正是北魏迁都，让大同不仅拥有了云冈石窟，还出现了内宫外苑、明堂辟雍、永宁寺等著名建筑，从而见证了儒、释、道结合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加上恒山悬空寺等遗迹，使得大同成为国务院确定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当进退异位之后，北魏也同样需要防御北方柔然的侵略，所以，它还在大同的北边，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的2000余里地带修筑了长城，并在沿边要地设立了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抚冥（今武川东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今河北省张北县）等六个军镇，后增到九镇。某种意义上，今天以国内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而出名的这个小城，是在这种情形下走上舞台的。

与此同时，由于各个时期长城的修筑，让山西这个内有大山（太行山）纵横，外有黄河作为屏障的“表里山河”，更加铁板一块，进可攻，退可守。

缺口往往是从内部打开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六镇爆发了大起义。尽管失败，但北魏政权也因此土崩瓦解，分裂成东、西二魏，不久便被北齐、北周所取代。后来，六镇的余部南迁至关陇地带，最后形成新的利益群体——关陇贵族。

其中，敕勒族中贺拔氏的后代，镇守武川镇的贺拔尔逗的孙子贺拔岳，因作战勇敢，在尔朱荣手下，率三千武川子弟平定关陇，最终成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关陇贵族的前身和最核心的骨干。在东、西魏覆灭之后，北周、隋、唐的皇帝全部出自这个贵族圈。

这些掌控着国家命运的人的祖先曾经都住大同以及周边，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声称，中国是从大同走向了大唐。

除了大同，还有一座名城，也在南北交流中一度成了最亮的那颗星——它就是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南部的宁城。

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但它也有个很得意的称号，那就是辽国的中京。其时的辽有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以及中京大定府这五京。随着后晋石敬瑭向契丹人称儿皇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辽国的政治中心渐呈南移趋势。除了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年）将幽州更名为南京析津府，并设立南、北两大王院，以幽都府为南院大王治所外，又于宋辽澶渊之盟之后，利用北宋每年所纳岁币，征集燕云地区汉族能工巧匠，加快了中京的修建进程。相比较上京，中京更接近当年汉人聚居区的幽燕，而且位于大兴安岭一带，水肥物美。中京在建城上，也一切向中原靠拢。有宋人来到中京，也认为中京和宋东京很相似，甚至连佛塔也都有一座——该佛塔就是今天的大明塔（原为大宁塔）。在辽兴宗之后，中京就基本取代了上京的实际国都的地位。

只是成也南北败也南北。谁也没想到，女真部族之间的关系破裂，导致女真立金，并和宋联手灭掉了辽国。尽管它的统治期很短，只有区区百余年，但是鼎盛时期，它的疆域非常广大，甚至对于确定后来中国北方的版图起到了奠基性作用。而往南，则扩至大散关至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

也正因为疆域的南扩，为便于统治，金朝的统治中心相对南移，并兴建中都。它的建立，加上辽时期的南京析津府，可以看作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开启作为全国封建统治中心，以及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并历元、明、清、民国而延续至今。

而朱棣的“天子守国门”，更坐实了北京的地位。相反，此时从中京变为北京的宁城，却因政治地位的失落，加上战争的破坏，自此泯然众人。

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当时间内，南北之间的对抗和交流，主导了发展的主要脉络。但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这样一个大视野中，你也会发现中国即使身为“四合院”，但和世界并不是处于完全隔阂的状态。

除了漫长的海岸线，陆上其实还有好几扇窗口。这些窗口时开时合，既让本身也让更多的城市，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潮涨潮落。

六

公元前121年春，19岁的冠军侯霍去病手握着前辈张骞所提供的河西走廊地图，站在走廊东端的乌鞘岭，面对漫天大雪，壮志凌云。

此后，他连续发动了两次对匈作战，充分发挥其不拘古法、用兵灵活，善长途奔袭和大迂回、大穿插的特点，打得匈奴哭爹喊娘，并全线打通其控制的河西走廊。日后，他又宜将剩勇追穷寇，联手卫青发动漠北大战，“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抒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不经意间，这个年轻将军所创造的“封狼居胥”，成了历史上诸多武将豪客毕生最高的追求。但天妒英才，23岁的他便因病去世。

然而，他的锐气、他的冒险，却让河西走廊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武帝在此首设武威、酒泉两郡。公元前111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此外，又“据两关”，即阳关和玉门关（此关随着自然环境变迁以及战略布局改变，曾有多处遗址）。在今天的甘肃地图上，由东至西分别为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一线排开，而阳关与玉门关与敦煌则成掎角之势。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又分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河西四郡归属凉州刺史部，治所武威。

河西走廊，形如其名，窄长有如花园走廊，横贯在西北边陲，东西长约1100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数公里。因为位于黄河之西，所以称为河西走廊。走廊的两侧，是高山。南有祁连，北则有合黎、龙首等诸山脉。它的存在，隔开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也为中原王朝留出了一个难得的向西孔道。

我有时盯着这条孔道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新石器时代6000多年发展缓慢，在进入青铜时代就明显加速？为什么祭祀中以前常用的猪，到了商周时代，就普遍地改用“太牢”（牛、羊、猪）和“少牢”（羊和猪）啦？为什么三星堆就让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有了新的想象——不然，那种纵目铜人的面具又该如何解释？

很有可能就是，西方的文明通过这条孔道曾经一度进入过中华文明的核心区。所以，说中国人最终起源于东非，也未必没有可能。当然，中华文明也可以是独立起源，但早早就接受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也正是吸收了诸多外来的新物种、新技术，中华文明才向更高更复杂的纵深推进。

某种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其实是向过去“致敬”。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代表国家出使西域，携带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币帛等财物，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这一次，他和使团不再担心匈奴轻骑的威胁和骚扰。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四大发明由此走向了世界，而西域的汗血宝马、葡萄、核桃、石榴、无花果、大蒜、葱乃至黄瓜，源源不断地被西域商人输入中原。包括影响玄奘至深的佛教。

多年后，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边塞这种紧张的对峙的表象下，交流依旧无处不在。出现在诗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琵琶”，无不都是来自西域。

河西走廊的打通，既奠定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的基础，也让中原帝国的声威远播西域内外，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帝国肌体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它让古老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对外开放”。中西文明通过河西走廊这一门户开始融会贯通。在汉之外，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大唐，同样也得益于河西走廊在手，以及玄奘之后对西域的经营。而玄奘本人，也是通过河西走廊，走向了自己这辈子“宁可西行而死，绝不东归而生”的求经之路。

在这种交流当中，河西走廊成就了甘肃至今磨灭不了的巨大光荣。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时的首都，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自此进入世界城市的序列。

相反，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除了安史之乱动摇了其执政基础，还在于吐蕃“乘虚取河西、陇右”，掐断了河西走廊，断绝了西域的外援。

同样，北宋之所以名声不如汉唐，也跟西夏崛起控制了河西走廊有关，这导致宋朝西北边防压力剧增，而丝绸之路更是不畅，最终阳关废弃，而玉门关同样也自此从史籍上销声匿迹，就连这个大宋，最终失去了蜗居中原的资格。

某种意义上，自朱元璋起，明清便相继修缮嘉峪关，正是吸取前人失败的教训——这个隶属于酒泉，由于位居河西走廊的咽喉部位，成了帝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经营重心。因了这个嘉峪关，今天甘肃河西，遂又多了一个嘉峪关市。

不过，也正因为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海洋这个广阔的天地终于被逐渐发现。

尽管今天的宁波的前身就有“”（mào）县（光绪《鄞县志》引《十道四蕃志》说：“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海人指海上的渔民，也指海外的异族），与此同时，东汉时的中国开辟过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出海和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斯里兰卡的两条海上航道，但限于各自的需求，以及中国南方经济尚未发展起立，海洋的地位依旧没有陆地显眼。直到唐朝之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由于热爱经商（参考前文所说两河流域），又居于东西文明之中，阿拉伯商人将触觉伸向了东方。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和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这条航线最终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新通道。唐朝也因此在广州设官职市舶使，主理海外贸易，接待来到中国经商的波斯人和大食人。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海外贸易更加兴旺。宋朝所设市舶司，除了广州之外，还有杭州、明州（今属浙江宁波）、泉州，以及密州（今属青岛胶州）。

尤其是泉州，在宋元更是成为福建的实力和形象担当。今天，你还能在泉州见到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清净寺。虽然建筑已经不完整，但外墙、石柱等主体保存得很好。当你进入它的内部，在感受它的神圣庄严的同时，也能感受古代泉州城的繁荣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

这种时代宠儿的地位，在明帝国进入中期之后更是被加固。由于奥斯曼帝国崛起，并于1453年5月攻入大名鼎鼎的拜占庭（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正式宣告灭亡，同时欧亚重要商路之一——“东地中海—小亚细亚—叙利亚—两河流域—中亚—东方”商路被完全控制在奥斯曼帝国之手。从此，东方运抵欧洲的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价格贵。

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了麦哲伦、哥伦布航海大发现的客观原因。海上势力增长的它们，希望通过海洋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路径。

如果中国能一直保持这种交流的态势，中国沿海城市无须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改革开放才能集体崛起。可惜的是，或因动乱，或因保守，这些窗户并不能时时打开，到了清朝，甚至因“闭关锁国”，几乎被彻底地关上了。

在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眼中，19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邦交。西方国家没有派遣驻华使节，中国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

其中的缘故很复杂，但也不外乎这几点，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方便；中国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方人的产品。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不承认各国平等。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可自拔。（《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闽、浙、江三海关很长时间被关闭，而广州再次因为远离中央政权、对中央政权造不成威胁，而被特许为唯一开放的口岸。这将广州的外贸推向了鼎盛期，也使得广州开始形成以外贸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今天的广州能和北京、上海一起并称“北上广”，无疑得益于这种“排他性”的特许政策。尽管这种政策是落后的体现，但它却因此一飞冲天。这就不能不叫人对此感慨良久了。

只是，这样的“好运”也不会留给广州太久。因为中国面临的西方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了。正如蒋廷黻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西方国家不肯给清政府平等待遇。”

七

2021年11月初，我意外地在成都武侯区一家类似于考文垂汽车博物馆的“三和老爷车博物馆”中，看到了南怀仁先生某个“作品”的实物仿制品。

这个作品正是他在1672年制作的蒸汽动力模型。它看上去很简朴，像概念车，也有点像今天孩子的玩具——用他发表在德国《欧洲天文》上的自叙就是：“曾用轻木制成一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火炉，炉内满装以燃烧之煤，炉上则置一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青铜之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立轴上之小齿相衔接。故当立轴转动时，车即被推而前进。”

但是，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想办法用蒸汽来取代人力、畜力来推动交通的转型，就不免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这在蒸汽动力史上，特别是中国机械史上，是一次不寻常的尝试”。（《十七世纪南怀仁在中国所做蒸汽动力试验之探讨》，张柏春，中国科学院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流体力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可惜的是南怀仁并不是中国人。他其实是比利时籍的传教士，1641年入耶稣会，1656年离开意大利的热拉亚，1658年抵达澳门，1660年奉诏进北京参加修历。在康熙朝当过钦天监监正，是康熙的老师。

相比较日后的乾隆、道光、咸丰等人，康熙虽然是老祖宗，但得益于洋老师们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比后世的不肖子孙们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学习西学，但因战争打断了学习的进程。只是，这一断，整个清朝都没能续上，到了清末，来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视作了“奇技淫巧”。

无疑，正是这些“奇技淫巧”，在掀起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同时，也急速地拉开了中西方的距离。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在反思，为什么早早就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我们，就没有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常见的理由是，中国长期稳定在农业定居文明上，而农业，是最难大规模工业化的。毕竟决定农业生产上限的，是农作物的品种、耕作水平，最重要的是，土地面积。“所以，中国古代不会花功夫去用机械替代人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水利工程、新品种培育和开疆拓土上。因为前两者可以提升亩产量，后者可以提升耕地数量。”（《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智深油炸慧根，知乎）更要命的是，来自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层出不穷的战乱，让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而内需更是长期维持在较低的层面，所以也很难形成大规模工业化。与此同时，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让大多中国人一辈子不是谋生，就是皓首穷经。

相反，西方迎来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让资产阶级崇尚的自由还有冒险思想得到抒发，加上奥斯曼帝国阻隔的原因，新航路因此开辟，与此同时，世界商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而这带来的则是，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它也意味着扩大生产的需求。到最后就可以这样说：“16世纪以后欧洲经济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世界经济现代化）是从市场化起步到工业化，然后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的过程。”（《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赵德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所以，工商业发达，又处于大西洋航运中心线上的英国开始发力。

当我们止步不前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因为工业革命早已天翻地覆。等到鸦片战争时，林则徐用强硬的态度，表明中国的不屈意志，但这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

力量悬殊的较量，最终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首先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急切需要扩大市场，以倾销它们的产品，广州的一口通商已经满足不了它们的需求。所以，在它们的武力胁迫之下，以前像被加了一把锁的沿海城市，逐次被打开。随之，西风美雨一拥而进。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再看五口通商，得承认这是耻辱，但也得承认，开埠之前的上海，洋人嫌弃其县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况也不好，所以请求在城外划一块地作为外国人居留地。这也是上海租界的起源。然而，几十年过后，上海已经快速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电影《八佰》中，苏州河将南北岸隔出了不同的天地，北边炮火连天，与四行仓库隔河只有十几米远的南岸，却是别样天地。

更引人注目的还有福州。虽然这一时期的福建，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港阔水深，避风条件好，曾作为海防重地开始引起重视的厦门，已经取代泉州，成为一哥，但是福州却靠着和盛产茶叶的武夷山有水相通的优势，也被西方列强相中。这让一个福建竟拥有了两个通商口岸。

不过，即使有上海、福州这样的城市，沿海还是满足不了西方列强的胃口。日后，它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由沿海而腹地。1661年，汉口开埠；1890年，重庆开埠。列强的手可谓伸得越来越长。

但不管如何，正是在八面来风之中，包括汉口、重庆在内的城市，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性城市向开放性的国际性城市迈进。在开埠的第一年，重庆就建起了四川第一家民营新式工厂——森昌泰火柴厂。

与此同时，随着沿海城市面对世界的一轮又一轮的交流，让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深度依赖的东南沿海—太平洋—外部海洋通道，也因此初具雏形。

如果说，前者的工业化让我们被动裹入全球化的潮流，那么，全球化的洗礼，也让我们逐渐体悟工业化——某种意义上，西方势力的入侵，虽然目的是想掠夺资源，以及把中国培养成优秀的“接盘侠”，但是毫无疑问也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前沿科技。

所以，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习洋枪，学西法，修船搞铁路，到《马关条约》签订后，来自民间张謇发展棉纺织业和冶铁工业（即“棉铁主义”）的呼声，无不反映了中国人救亡图存，以及放下架子向西方学习的心态。

在兄弟何丹所著的《中国基本盘》一书中，曾用三个“庚子年”来划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过程。第一个庚子年，1840年，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开启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变在文明轮替。

1900年，此次大变，变在国运触底，中国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于工业文明浪潮。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在上海扩建江南制造局；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除了修卢汉铁路，还建兵工厂，开布、纱、丝、麻四局；而他的好伙伴——南通张謇，身为晚清状元，也毅然抛弃了官员的顶戴，躬身入局，在老家的乡间农田里，创办了大生纱厂。《易经》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中可见张謇儒家知识分子的底色犹在，但工业实业家的自觉已生。这是新时代开启的预言。日后的张謇，以“大”为情怀，创办的企业中有不少以“大”为名，如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大聪电话、大生南仓库、大储一栈等。加上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最终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更可贵的是，在办实业之余，张謇还搞教育，辟垦牧，兴水利，筑交通，开医院……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努力，让这个多年来为海水所淹，直到南北朝时期，今市区一带才逐渐涨沙成洲（胡逗洲），后为扬州小弟的偏远小城，被改造和重建。一跃成为全国先进的城市，也是“近代第一城”。

更重要的是，张謇的以身作则，让中国很多士人认识到，经商不可耻，无须再局限于科举一途。“各地的监生、举人有感于地方贫瘠，纷纷办厂自强。当时临近滨海的川沙县便有读书人设了花米行、机器轧棉厂等。”

而一些实业家更是为此所激励，“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感佩，此后他建设重庆北碚，亦可说是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张謇：状元“下海”》，庄秋水，《看历史》2018年第2期）

可以说，“张謇和此后的民族实业家们的行为，一言以蔽之，属主权沦丧背景下的个体奋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饱含的救亡不屈之心，鼓舞此后百年无数国人踏上自主发展工业之路。而他们命运中的悲剧性，又让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重要性，在此后60年时刻萦绕在中国人民心中”。（《中国基本盘》，何丹、徐鑫，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然后促使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幸运的是，第三个庚子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迎接的第一个庚子年。如果说，此前的中国工业化还是建立在西方列强势力所染指之地，或者为开放所辐射之地，那么，随着新中国成立并将工业化视为立国之本，它犹如星星之火，“燎燃”全国。

八

1958—1960年，在第二轮城市总体规划中，杭州提出了“奋斗三年”，把杭州建设成“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的工业城市”的号召。

今天，当你漫步在西湖周边时，很难想象杭州当年曾布局过众多的工业板块，像武林门电子工业区、北大桥化学工业区、半山重工业区。

同样，当我穿过成都的东郊时，如果不是二环高架那座刃具立交的提醒，也很难相信，这个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地方，也曾经历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那段岁月里，这里曾涌现过知名的四厂（锦江电机厂、宏明无线电器材厂、新兴仪器厂、红光电子管厂）以及两校（电子科技大学、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日后，又有成都量具刃具厂纷纷加入。刃具立交的得名大概因此而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

事实上，成都和杭州都是以休闲城市著称，前者给人的印象是锦里、宽窄巷子，后者给人的印象是西湖和西溪。如果不翻阅历史，谁都想象不到它们竟然还有这样一副面目。

让人意外的还有重庆，还有上海，虽然身为今天的网红城市，但给它们冠以工业城市的帽子，丝毫没有脱离实情。

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到，前者在1949年，工业生产总值只有4.69亿元，到了2008年，却达到6538亿元。工业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49年的18%提高到2008年的40%。后者则更加夸张，1952年，它的工业总产值为68亿元，占全国19.5%。到了2020年，上海更是实现工业总产值3.7万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9657亿元，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25%……毫无疑问，在这些令人惊异的数据背后，是中国工业化的推波助澜。

选择它们作为工业化的落脚城市，和意识形态有关。《人民日报》曾在1949年刊发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提出：“在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有些城市，早也有着现代化的工业（像天津），但仍具有消费城市的性质。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则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其次，也和这些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有关系。作为在旧中国一度被西方势力染指的城市，重庆、上海、杭州以及青岛等城市，早早地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选择它们发展工业化，自然是事半功倍。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东北之所以成为共和国的长子的根本原因。靠近苏联，加上日本在侵华时期的经营，让东北有着全中国最发达的工业体系，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

此外，也和当时的内外形势有关。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劣。台湾的“蒋政权”正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都非常仇视新中国政权，加上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发生战争。为了防备打仗，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新中国自1964年开启了自己的大三线建设，决定“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这也是成都和重庆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当年的农耕时代，“15英寸等雨线”孕育出了一些国防城市，现在的工业时代，又因国防的原因，影响了很多城市的发育和生长。成都开始由消费型城市转变为具有现代工业体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特色比较明显，以电子工业、机电等为代表的城市。与此同时，川内也冒出了几朵金花，比如说绵阳的电子，德阳的重工，宜宾的化工，以及攀枝花的钢铁……尤其是德阳，本来是成都绵阳间籍籍无名的农耕小城，就因为第二重型机械厂、东方电机厂和东方汽轮机厂的迁入发展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鲁尔区”。它和绵阳的存在，也让成都都市圈充满着想象空间。

和它们同气连枝的，还有十堰、柳州。前者是汽车拉出来的城市。二汽的建厂，让鄂西北诞生了一个汽车城。想当初，骄傲的武汉曾经一度想留下二汽，但最终山沟沟“战胜”了大都市。后者今来也是以汽车闻名，不过其最初是以大工业而成长，拥有柳州钢铁厂、柳州热电厂、柳州联合机械厂、柳州化工厂、柳州动力机械厂等多个重工业企业，其中，真正让它扬名世界的是1958年从上海迁来的华东钢铁建筑厂。为了响应中央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该厂一半被搬迁到广西柳州成立了“柳州建筑机械制造厂”，也就是今天的柳工集团。

不过，和修铁路有得利者也有失意者一样，工业化同样也会产生各种“弃儿”。正是为了支持洛阳市的工业建设，洛阳县这个千年古县，在1955年11月撤销建置，所辖之地分割给洛阳市，以及偃师县、孟津县、宜阳县。

无疑，相比较农耕文明的缓慢进化，工业化也让中国城市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不仅自内而外改变了城市的气质，也改变或加速了它们生长的节奏。这种节奏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工业化的内涵上，还体现在它的外延上。

一是工业化需要人口。虽然工业化听起来是造机器用机器，但造机器和用机器，未来不知道是怎样，但现在肯定还是需要人来实现。不管是在美苏，还是德日，或者任何的工业社会里，工业人口数量尤其是优秀的工业人才，不仅直接决定了工业经济的规模，也决定了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或者说先进程度。所以，只要是工业化发达的地方，肯定是人口集中的地方。这便打破了当年的城乡隔阂，像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就更不可能存在了。随着城乡交流的提速，各种附加在人身上的限制也会被逐渐取消。与此同时，随着人的集中，城市化也因此加速。

二是工业化需要内需和市场。机器化、规模化生产提升了生产效率，会制造出更多的工业化产品。所以需要有好的内需和市场。没有内需，产品消化不了，只能卖给别人，或者像当年英国人那样通过战争来倾销。同样，没有好的市场，同样也没有办法满足国人的内需，最后还是只能卖给别人。所以，当这个国家一旦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就意味着它必须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以扩大内需，然后通过改善市场来满足人民日益提升的消费能力。

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是从流通领域即市场化开始，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工业化），然后市场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的过程，“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市场化基础搞工业化、现代化，后来又回到以市场化为基础搞工业化”。（《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赵德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和工业化需要人口一样，它们最终会推动这个国家走向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以温州、义乌、苏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开始兴起。

三是工业化需要资源。在农耕时代，资源都是和开门七件事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产盐的盐城卖盐的扬州、产茶的武夷山卖茶的福州，以及出产丝绸的成都平原、杭嘉湖平原，再加上成为四大米市的九江、无锡、芜湖、长沙……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但是到了机器化大生产时代，资源是石油，是煤炭，是铜、铁等各种矿产。这让很多拥有相关资源的城市也开始出人头地，或者触底反弹。

比如说大庆，因为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一举摘掉了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结束了“贫油国”的历史。与此同时，也正因为大庆油田，才有了大庆这个城市。和大庆的命运相类似的，还有1956年建市的安徽铜陵，以及甘肃白银。它们都是以当地的矿产资源命名，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因矿得名、以矿而兴。

也就在铜陵、白银设市的前一年，玉门设市。但是比起前两者，玉门并不年轻。在历史书中，它是唐诗中的遥远边关。虽然随着海洋兴起而逐渐消失在主流视野，然而，拥有石油资源的它，在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再次被发现。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口油井，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个石化基地，甚至铁人王进喜正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了大庆。

和玉门命运相类似的，则是大同。这个北魏的都城，走出过影响日后大唐的关陇贵族。虽然中道没落，但是煤炭的发现，让大同一跃成为国内最大的优质动力煤供应基地，牢牢抓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机遇。它的命运其实也是整个山西的命运。

四是工业化需要技术，需要外部的市场。毕竟，从一穷二白起步的中国工业，不仅仅需要王进喜的铁人精神，也需要老师。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曾将后发优势理论具体化，其中就包括：后发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后发国家可以跳越先发国家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和资本方面，先发国家可以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要再次改革开放，必须再次打开自己的国门。这也便有了1984年中国相继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外加一个海南岛。此后开放的层次更深，力度更大。2001年，我们更是成功地加入了世贸组织。

也正是借助于外向型经济，今天的苏州变成了“苏大强”。而它下辖的昆山、太仓更是做成了百强县的前几名。其中，我们不太熟悉的太仓，自1993年成为大众供应商之一——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弹簧生产企业克恩-里伯斯的“落脚点”之后，包括轴承巨头舍佛勒集团、电气连接件全球市场的隐形冠军菲尼克斯、世界领先的热成型包装机制造公司莫迪维克、聚氨酯材料科技公司睿普等德国企业蜂拥而至，“随着太仓投融资环境、产业链日趋完整，外资企业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十年前，落户太仓的德企，资金、技术、团队都是从德国打包到中国，而现在，一些德企‘轻装上阵’，带着技术团队就来了”。（《这个中国三线小城，凭什么被德国大企业集体仰仗？》，周瑞华，华商韬略2021年11月2日）今天，太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德企之乡”。甚至，太仓在德国的知名度，比在中国高。

当我们环视中国，看到上海、青岛、广州、天津多年来位居全国城市排行前列，而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更是成为中国发展的引擎，便感叹改革开放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策。这一决策，不仅让工业化和全球化再次合流，而且重塑国人对开放的视野和认知。

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需要竞合。如果说早期的工业化，还因为资源短缺，人力短缺，技术短缺，各地还处于互相“单挑”的状态，而关系也近似割裂，但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马太效应下的强者恒强，一方面让大城市通过不断虹吸，成为最耀眼的中心城市，但另一方面，产业链的拓展和延伸让大城市想消化所有红利也变得有心无力，所以需要一个好汉三个帮。加上为避免同质化竞争，“组团”出击正逐渐成为主流。这也是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热搜的重要原因。“十三五”规划纲要更是指出：“建立健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实现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

在这样一种你帮我、我拉你，中心城市做大做强，而外围城市也不断接受中心城市产业外溢，并分工协同中，可以预见且已正成为事实的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全新的城市格局和生态——明月高悬，而群星拱月，正在逐渐生成，并轰然若出——它们在共同照亮中国大地，并在推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同时，也通过多区驱动，重新让时间的钟摆摆回东方——今天的中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只是，当我们感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的问题，早已马不停蹄地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