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最终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
自古昏君多亡国，崇祯帝励精图治非昏君，为何也亡国？攘外与安内的二难选择，怎样才能给出圆满的答案？历史留给后人诸多思考。

樊树志，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明朝大人物》（2011年）、《明史讲稿》（2012年）、《明代文人的命运》（2013年）。

序言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之际
一、“召信王入继大统”
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朱由校：“至愚至昧之童蒙”
熹宗何以绝嗣
信王朱由检
“吾弟当为尧舜”
魏忠贤心存异志
二、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皇考皇兄皆为此误”
魏忠贤与客氏
《久抱建祠之愧疏》
“令崔呈秀归籍守制”
倒魏舆论逐步升级
“去恶务尽”
魏忠贤悬梁自尽
三、定阉党逆案，毁《三朝要典》
为维新之治扫清道路
清查阉党逆案
销毁《三朝要典》
“天下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伪君子”
公布钦定逆案
四、昭雪冤狱，弘扬正气
“东林乃天下人才之渊薮”
为志士仁人平反昭雪
《碧血录》与《玉镜新谭》
第二章 刻意营求中兴之治
一、寄厚望于袁崇焕
袁崇焕宁远大捷
“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宁远兵变与锦州兵变
二、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袁督师斩毛帅
“室戈方操几时休”
三、己巳之变：袁崇焕的悲剧
同室操戈的后患
皇太极的离间计
“着锦衣卫拿掷殿下”
翻案风波与袁崇焕之死
第三章 忧勤惕励，殚心治理
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
“逆珰余焰未灭，邪议尚存”
革除积弊，推行新政
二、“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臣下凛凛于救过不及”
“何官非爱钱之人”
“朕闻知此弊已久”
“皇上求治之心操之过急”
矫枉振颓，适得其反
三、“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忧勤惕励，寝食不安
皇帝的日讲与经筵
事必躬亲，虔诚修省
“旧弊彻底清厘，情面一毫不顾”
四、“朕万不得已遣用内臣”
“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
“驱民为盗，动摇国本”
“遣用内臣原非得已”
第四章 “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
一、钱谦益案：会推阁臣引发的党争
“培养元气，今日要著”
温体仁攻讦钱谦益
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
“温体仁欲以‘党’字塞言官之口”
文华殿御前会议
“钱谦益夺官闲住”
二、钱龙锡案：袁崇焕之狱引发的党争
“群小欲翻逆案”
“遣锦衣卫缇骑逮捕钱龙锡”
黄道周力排众议
三、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周延儒入阁参预机务
温体仁与周延儒互相倾轧
温体仁棋高一着
四、“崇祯皇帝遭温了”
“内阁翻成妓馆”
推举吕纯如事件
排挤文震孟事件
郑郧之狱
温体仁的垮台
第五章 举棋不定的抚与剿
一、黄土高坡上的造反大军
王嘉胤与王左挂
八队闯将李自成
“驱民而为盗”
二、杨鹤抚局之败
、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
“抚局既定，剿局亦终”
杨鹤招抚神一魁
“群盗视总督如儿戏”
神一魁复叛，杨鹤大祸临头
三、洪承畴荡平陕西
“贼势猖獗，招抚非是，杀之良是”
“数年积孽渐见荡平”
速图剿定山西
四、战火蔓延山西
紫金梁等部挺进山西
各自为政，荡平无期
战火向豫北蔓延
五、渑池渡：一发而不可收拾
“秦晋兵力厚集，贼必窥虚犯豫”
豫北成为主战场
渑池渡：农民军驰骋中州大地
六、车箱峡：陈奇瑜重蹈覆辙
陈奇瑜出任五省总督
“当剿则剿，当抚则抚”
陈奇瑜：“一朝解散，天下自此无患”
庸阃误国
第六章 十年不结之局
一、“流氛震惊皇陵，责实在朕”
张献忠直捣凤阳皇陵
凤阳皇陵被焚，朝廷震惊
杨一鹏处死，吴振缨遣戍
“贼兵如梳，官兵如栉”
二、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昇督剿东南
卢象异出任五省总理
“洪承畴、卢象异南北督剿，合图扫荡”
艾万年阵亡
“今日急务当以收拾人心为本”
卢象异围剿初见成效
满洲军队突破长城要塞
三、孙传庭“设伏出奇，具见调度”
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
“生擒闯王高迎祥”
“三胜之气，坐此沮索”
四、“恨用卿晚”：杨嗣昌复出
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熊文灿出任五省总理
五、“十年不结之局”似可结局
张献忠诈降
洪承畴倾全h围剿
李自成败退商雒
第七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一、“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杨嗣昌对清议和
黄道周弹劾杨嗣昌
二、清兵深入二千里
卢象昇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
卢象异：“今食尽力穷，死在旦夕”
惩处封疆失误诸臣
三、“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督师
“天下无贼”
张献忠重举义旗
皇帝召开御前会议
杨嗣昌督师
玛瑙山大捷
四、“功虽未成，尽瘁堪

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
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
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
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
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
学家们拍案叫绝。在一般
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
、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
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
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
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
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
，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
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
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
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
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
瞬间当作是达成自己目的
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
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
隶。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
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
学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
法展现历史，两者给予人
们的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
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
，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
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
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
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
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
，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
宗（万历）”的感叹。明
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
种感叹加以引申，从一个
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
宗（天启），亡国之君也
，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
也。……思宗（崇祯）而
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
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
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
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
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
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
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
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
，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
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
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
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
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
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
可能的。
崇祯帝在有明一代，
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
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
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
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
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
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
于既倒，最终未能成功。
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
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
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
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
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
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
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
，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
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
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
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
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
欷欺的历史时，可能会有
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帝是一个有棱有
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
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
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
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
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
，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
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
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
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
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
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
得其反。他深知用人为第
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
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
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
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
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
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
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
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
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
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
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
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
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
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
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
到震撼，思绪万千。
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
的传统。我以为，历史与
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
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
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一
个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人
们原本大可不必借历史来
影射现实。史论与时评，
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
畴。历史学家大可秉笔直
书，不必提心吊胆地提防
人们的联想而束手束脚，
三缄其口，把原来简单明
了的史事写得闪烁其词、
扑朔迷离。这是我的出发
点。我想以尽可能客观、
冷静、公正的心态为崇祯
帝立传，其间可能有些见
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
观点，那是对历史理解的
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
鸣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
的话，本书也就没有问世
的必要了。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
否？
历来为开国英主写传
者多，为末代皇帝写传者
少。然而，创业难，守成
更难。开国英主叱咤风云
的英雄业绩，读之令人振
奋；末代君主于内外交困
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
壮一幕，读之令人感慨，
发人深省。出于这种考虑
，我乐意把明朝末代皇帝
十七年的政治生涯重现出
来，把十七世纪上半叶那
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匆
匆过场的这位悲剧人物的
喜怒哀乐展示出来，让读
者从现世的喧嚣繁忙中抽
身出来，去品味三百多年
前发生在紫禁城里的一段
往事，或许并非无益之举
。
崇祯帝在闯王进京之
际仓促吊死于煤山。自从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发表以来，人们把这个人
物当作农民革命的对立面
，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评
价。本书无意于写什么翻
案文章，只是对以往过于
简单化的评论模式表示些
许质疑，以为不必意气用
事，汲汲于贴标签，而应
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
正地再现那一段历史，非
黑即白的形而上学判断应
予摒弃。作为现代人，去
评论明清鼎革之际的这位
君主，似乎可以超脱一些
，不受各种非历史因素的
干扰。这样，庶几更接近
历史的真实。
写完这本书之后，感
慨良多。倒不是有

《崇祯传》是作者樊树志继《万历传》后又一经典力作，作者以博赡的史料、不俗的史见和流畅的文笔见长。
作者旨在写出一点对历史的新思索，写出一个有别于以往史著中流行的反面人物的形象，努力使人们对崇祯皇帝的认识向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大靠近一步。

写历史传记，并非文
学创作，必须遵循“实事
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
古训。然而在写《崇祯传
》的整整三年中，我始终
感受到作家们所说的“创
作冲动”，那并不是“塑造”
这个人物形象的冲动，而
是恢复这个人物本来面目
的冲动。阅读了数以千万
字计的历史资料后，我有
一种强烈的欲望，对长期
以来各种不同政治背景下
的史家们不太公正客观的
评价，深感不满，如骨鲠
在喉，不吐不快。三年时
间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东西
，当然谈不上一气呵成，
但我写每一章每一节时都
有一种新鲜感，想写出一
点对历史的新思索，写出
一个有别于以往史著中流
行的反面人物的形象，努
力使人们对崇祯皇帝的认
识向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大
靠近一步。人们对以往历
史的认识，正如同人们对
客观世界的认识一样，有
待于不断深化、不断更新
。这是一个漫长的、永无
止境的过程，每一代人都
应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自己
的那一份努力。
《崇祯传》是在完成
了《万历传》之后写的，
积累了经验，写得比较自
如。不过认真计较起来，
崇祯朝的历史要比万历朝
的历史难以研究，最显著
的原因就是没有完整系统
的“实录”可以利用，只有
一点支离破碎、残缺不全
而又极其简略的“长编”。
要把崇祯一朝的史事整理
清楚，本身就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顾诚教授曾对我
说，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
的工作，确实是深知其中
甘苦的肺腑之言。另一个
显著的原因是，这一时期
正好处在改朝换代之际，
正如汤因比（Amold
J.Toy11bee）所说：“历
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新
王朝建立者对这一段新旧
交替的历史的诸多方面，
作了或多或少的掩饰、歪
曲。到了清末民初又一个
改朝换代时，那些激于义
愤的史家们又一次从另一
个角度使这一段历史蒙上
一层感情用事的色彩。这
就为研究晚明史与南明史
带来了困扰和迷惑。大的
框架当然是明白无误的，
但一涉及某些历史细节，
往往需要从爬梳与考订史
料人手。我利用了前人在
这方面的成果，还有不少
难题，需要自己花工夫搞
清楚。因而拙著达到的只
是一个有限的高度，没有
、也不可能穷尽这一历史
时期的全部史料，没有、
也不可能解开这一历史时
期的所有疑案。
当拙著撰写过半时，
见到了辽宁教育出版社“
明代帝王系列传记”中张
德信、谭天星两位先生合
著的《崇祯皇帝大传》，
深深地为他们新颖的构思
、思辨的笔触所折服。好
在这个人物与这段历史极
其丰富多彩，复杂曲折，
各人的视角不同，对史料
的理解、剪裁、取舍也自
然而然有所不同，虽然都
是为崇祯立传，写出来的
东西却毫无雷同感。我和
张德信先生是熟识的朋友
，但没有为写此书而作过
一次商议，两书的各不相
同并非刻意营求，实在是
“不谋而异”。于此我再一
次领悟到历史的魅力就在
于它的不可穷尽性，同一
对象由不同作者写出来可
以是各式各样的，从这个
意义上讲，晚出的拙著并
不会失去它自身的价值。
在本书临近付梓时，
我要向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山本英史教授、台湾“中
央研究院”刘铮云研究员
为我提供参考文献的盛情
，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还
要向本书责任编辑张维训
先生，以及所有关心我的
国内外朋友们，深深地致
谢，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
祝福。
吴江越峤千余里，
春赏何由早寄闻。
樊树志
丙子年春节于复旦凉
城寓所

朕非亡国之君。
——崇祯帝
君非甚黯，孤立而炀
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
而公忠绝少。
——李自成
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
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
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
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
——顺治帝
熹宗，亡国之君也，
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
，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
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孟森

一、“召信王入继大统”
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皇太子朱常洛在忙完了父皇的丧礼之后，于八月初一日正式即位，这就是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泰昌帝朱常洛。
此公一生多遭厄运，到了该册立为皇太子的时候，由于父皇宠妃郑贵妃屡屡从中作梗，迟迟不能册立。在外廷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万历皇帝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常洛为皇太子。内朝与外廷在册立问题上的长期争议，耽误了常洛作为皇太子的豫教工作，使他没有受到应有的系统的宫廷教育。册封为皇太子后，又处于郑贵妃的阴影之下，接二连三地发生事端，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酒色之中，以求解脱。
父皇病逝，他以皇太子身份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对于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的朱常洛来讲，是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与才能准备的。不过他毕竟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有所作为。因此，他一反父皇晚年怠于临朝的惯例，日理万机，事必躬亲。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朝政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是一项十分劳累的工作。他自幼孱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酒色，身体十分空虚，当此重任，不胜负荷。这时，郑贵妃又心怀叵测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内宴，有女乐承应；到了夜里，龙床上是“一生二旦”，轮流“御幸”。本来多病的身体，立时垮了下来。
八月十四日，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宫中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异，向朱常洛进通利药——大黄，致使皇帝病情加剧，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之间。到了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官李可灼又向皇帝进奉所谓仙丹——红丸。不料，连服两丸这种“仙丹”后，朱常洛竟于九月初一日五更一命呜呼！
九月初六日，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仓促即位，下诏以明年为天启元年，这就是明朝第十五位皇帝——天启帝朱由校。
朱由校：“至愚至昧之童蒙”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即位时虚龄十六岁。在此前的岁月中，父亲连遭厄运，作为长子所受的教育与乃父相比更逊一筹。无怪乎历史学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有的学者甚至称熹宗（朱由校）是光宗（朱常洛）的“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这种说法，不免有夸张的成分在内，但点到了要害：熹宗确实是明朝诸帝中最无知无能的一个。他根本不曾料到，父皇即位刚一个月，就会轮到他来当皇帝。
要说朱由校是一个白痴，那倒未免有点冤枉了。其实他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工，而且手艺颇精。当时人这样描绘这位皇上：“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万历、天启间在宫中当太监的刘若愚对此有更详细的描述：“先帝（指熹宗）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魏忠贤）、客氏（朱由校乳母）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朝夕营造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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