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北大著名学者夏晓虹所著，以怀人与记述北大求学生活为主，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未曾收录过的新作，包括《我的高考记忆》《北大缘》《我们的大学时代》《以学为乐，以史为志》《我眼中的“性灵派”学者》《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学者》《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从学者到画家》《崔大夫的上海品味》《寻梦者的漂泊之歌》《失去的是最珍贵的》《诗人的梦想》等。本书的文风质朴大气，书卷气息浓郁，具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特色，而且主题积极，内容健康，是一部优秀的文化随笔集。

夏晓虹，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河南大学讲座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从事研究工作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香港岭南大学（2009、2014）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阅读梁启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以上三书增订结集为三卷本《阅读梁启超》）、《晚清文人妇女观》（日译本名《纏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晩清女性与近代中国》、《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等。

辑一 学缘篇
我的高考记忆
我的走读生活
北大参赛记
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
享受最优厚的待遇
北大缘
我们的大学时代
从北大起步
辑二 师长篇
以学为乐 以史为志
最后的遗憾
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学者
我眼中的“性灵派”学者
永远的“老师”
“本家”夏志清先生
带回中国的记忆
构筑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基石
辑三 友人篇
汉学界的“广大教主”
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
从学者到画家
一位沉静平实的学者
我的美国朋友柯珮娜
至柔至强谢秀丽
崔大夫的上海品味与“告别演出”
辑四 亲人篇
寻梦者的漂泊之歌
父亲与《新民报》
父亲的“书碑”
失去的是最珍贵的
夏自强舅舅的“燕大情结”
诗人的梦想

在本人已出版的著作中
，此书与我的生命历程关系
最密切。所收各文虽然分为
四辑，实则由在学与怀人两
类文字组成。
第一辑“学缘篇”，汇集
了目前为止我所写的有关北
大的记忆。人生会有若干重
要的节点，对我而言，最重
要的就是入读北大。后来的
留校任教，以及至今仍未放
手的学术研究，都是在这一
延长线上。本辑各篇即围绕
在北大的读书生活展开。
幸运的是，我属于恢复
高考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的考
生。虽然1978年春才入校
，编列却在七七级。而我的
回忆也从1977年底的高考
开始。第一篇《我的高考记
忆》本是应《传记文学》之
约，为“纪念恢复高考四十
周年”专辑而作。不过，我
被北大录取并不顺利，扩大
招生后，方得以作为走读生
入校。1998年北大百年校
庆时，我将这段特殊的经历
写成《我的走读生活》，收
入了当年学校编辑、出版的
纪念文集《青春的北大》。
2018年迎来一百二十周年
校庆时，回应《刻在灵魂深
处——80年代之北大记忆》
的邀稿，我提供了《北大参
赛记》。此文是从个人参与
的两次竞技，略见北大日常
的体育活动。
而在留学生楼陪住，可
以算是我在北大读本科时最
特别的经验。总共四年的大
学岁月，我在留学生楼倒住
了两年多，这段生活对我之
重要由此可见。陪住让我对
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与思想
观念有了直接接触，也正是
从留学生管理一隅，我看到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铃木将
久教授的会议邀请。2018
年11月，他在东京大学举办
“1980年代中国的校园文化”
报告会，我提交了此文。现
场宣读时，在座有多位曾在
北大留学或访学过的日本学
者，其中与我同期在留学生
楼住宿的，至少可以举出尾
崎文昭（原东京大学教授）
与坂元弘子（原一桥大学教
授）二位。尤其是尾崎兄，
不但当场以他的观感回应了
关于黑人留学生的话题，而
且在会后聚餐时，还认真纠
正了我误记的细节。
另外，中国高校藏书最
丰的北大图书馆，乃是宿舍
楼和中文系之外，校内我出
入最多的场所。从本科开始
，直到退休五年后的今天，
我一直在频繁使用其中的各
类资源。2012年馆庆一百
一十周年之际，我以《享受
最优厚的待遇》一文，表达
了我的衷心感谢。
本辑最后是三篇书序。
《北大缘》系为陈平原的《
北大精神及其他》所写，我
有意用四位中文系老教授的
逸事，呼应其探求“故事背
后的精神”的一贯努力。现
居加拿大的大学与研究生同
学王景琳兄新近完成了《燕
园师恩录》一书，他的笔墨
集注在恩师，我为该书所作
《我们的大学时代》，更多
讲述的却是同学情谊。复旦
大学出版社自2010年起，
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
学者集中推出了“三十年集”
系列丛书，我有幸加入其中
；饮水思源，选集既名为《
燕园学文录》，自序单独发
表时，亦冠以《从北大出发
》之题。
除以上所述第一辑关乎
我的北大经历，本书余外三
辑均可归入怀人一类。承上
而来的第二辑为“师长篇”，
其中占据三文的是我的研究
生导师季镇淮先生，我对他
实有最多的怀念。在此之外
，我还为他的两本著作《来
之文录》与《司马迁》写过
序。受教于季先生，决定了
我此后的专业方向——以近
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为重心，
并且至今不改。以《杜甫评
传》闻名的陈贻焮先生，则
是我在北大最先熟悉的古代
文学老师，本科时代即已到
家中请教。而陈先生之富于
“童心”，在老教授中实属罕
见，故令我印象最深，回忆
文章即以《我眼中的“性灵
派”学者》名篇。季镇淮先
生之外，在古代文学教研室
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中，周
先慎老师与我交往最久，频
次最高。他以古典小说鉴赏
的精到、生动饮誉学界。在
他的直接影响下，本科与研
究生阶段，我也追摹周老师
，写过不少赏析文字。
……
最后一辑“亲人篇”总共
六文，一半是为父亲而作分
别写于他的周年祭、三年祭
与六年祭。其中《寻梦者的
漂泊之歌》是对父亲刘岚山
生平的简要叙说；《父亲与
〈新民报〉》则记录了他在
《新民报》，尤其是《晚刊
》（即今日之《新民晚报》
）的工作与作品发表，那是
父亲创作才华勃发的时期；
《父亲的“书碑”》又续写他
到北京后，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编辑生涯。第二篇文章
的写作，是由于《新民晚报
》2006年发表了老诗人圣
野怀念父亲的文章《想起了
刘岚山》；而十年后的
2016年，该报又发表了资
深编辑张林岚的《桅灯下的
留守者》，忆述了与父亲的
相遇，重点仍落在1940年
代后期的新民报社。这两篇
文章，邵燕祥先生都曾细心
地剪下来，寄给我。邵先生
是父亲的老友，我与他却缘
悭一面，如今已是人天相隔
，悲夫！最后一文是为人民
文学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编
印的纪念图书《怀念集》，
由责编郭娟约稿而来。其实
，关于父亲，已有四川诗人
木斧的《不醉刘岚山》一文
，但尚无对其编辑业务的记
述，我的文章于是努力补缺
。
为父亲写下的那些文字
，最早也在其故去一年后。
怀念妈妈的《失去的是最珍
贵的》

本书是北大著名学者夏晓虹的文学随笔集，由在学和怀人两类文字组成，主要分为四辑：学缘篇、师长篇、友人篇、亲人篇，体现了作者通过对自己以前的经历的回忆，表达对自己能考进北大感到庆幸，对亲友师长的感恩。

我的高考记忆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多半经历复杂，如果按照过去填表的要求，“本人身份”一栏恐怕无法单纯写作“学生”。实际上，除了没有资格当兵外，工、农两行我都干过。而无论哪个时段，上学读书都是我的梦想。
1969年去吉林插队后，我曾经非常盼望能够获得推荐入学的机会。特别是先后当过大队妇女主任的两位同校女生接连被推荐上了北京医学院与北方交通大学，更让我燃起了希望。我觉得下一年应该轮到我了，因为我已是这个北京集体户中唯一的女生。为此，我甚至很投机地写了平生仅有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应该说，大队党支部水平相当高，肯定洞穿了我的心思，并没有让我“得逞”。不过，很快，我也调整了方向，改为办理病退回到北京。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是北京皮毛三厂刚刚学徒期满的工人。
记忆往往不见得准确。1998年北大校庆时，我写过一篇《我的走读生活》，其中简略涉及了高考情况。那时没有网络资源，故仅凭记忆，我将复习时间提前到夏天。实则，按照现在可以方便查到的资料：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方才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奠定了“统一考试”的决策基础；10月12日，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下发；全国人民则是通过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才普遍得知此事。
按照这个时间表，12月10日北京开始高考，中间的复习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个月零二十天。当然，那年头也有各种小道消息流传，提前测知高考恢复也未必全无可能。但无论如何，《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的权威声音，在当年习惯于忠实执行不断变化的中央指示的各级组织那里，还是得到了雷厉风行的落实。对考生而言，最大的优惠政策是，我所在的工厂不仅不阻拦报考，而且还提供了最少十天到两周的带薪复习时间。似乎我们能考上大学，对于皮毛三厂来说也是荣耀。
记不清厂领导是否有过这样的鼓励，反正我熟悉的有向学之心的青年工人报名者总有七八人。而这样的福利仅此一次。第二年我妹妹复习考试时，就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当然，北京的工厂在1977年是否曾经普遍施行过这一政策，我也不能确定；可以肯定的是，皮毛三厂的假期对我人生道路的改变意义重大，令我至今感激不已。
话说我家兄妹三人，均间隔两岁，正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遭遇“文革”，此时也都以简陋的初中毕业学历，激起了参加高考的兴致。只是，我妹妹那年来不及准备，比我晚一年才如愿以偿。我和哥哥则开始一同复习。虽然我们的报考目标不同，他瞄准外语学院，我向往的是历史与中文学科，但复习的主要内容还是相同的。加上同院一位邻居宓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铁道史研究专家）的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来往密切，三人常在一起温习功课。
而“文革”发生时，我在景山学校读六年级。虽然该校在全国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实验，五年即小学毕业，1966年6月，我已在初中部，不过，与正规的中学教育相比，我们还没有开过物理和化学课，数学也只学到了代数的三元一次方程。以这般浅陋的知识参加高考，显然只能投报文科院校。而各门考试的科目已经预先知道，文科有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四门，报考外语院校者再加试所选语种。我哥哥虽比我在中学多读了两年书，可惜他对数理化完全没有兴趣，严重偏科。我们也都很清楚，语文和历史大抵靠平日的积累，突击没有用，地理可以稍微补补课，复习的重点于是落在数学。
说到数学，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强项。起码我在景山学校读书的年代，一直以数学成绩突出而为老师、同学知晓。每次班级推选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我都是当然的选手，并屡屡获奖。但这些“光辉”的业绩都属于小学的算术时代，进入中学课程，我在学校习得的代数不过是起步而已。
幸好，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并未因下乡插队而中断。集体户里的同学萧霞，父亲是“文革”前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家里有不少战士出版社翻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记得她带到乡下的这套数学课本是绿色封面，当时我们觉得这是最耐读的书。收工回来无事或者不出工的日子，我们就一本一本地看起来。自修教材的好处是，所有的习题在最后都附有答案。因此，从《代数》开始，我们相继学完了《三角》《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我的解题能力也得到了萧霞含蓄的称赞，记得她后来给我的信中提到，我们一起做过题，她觉得我的智力够用。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