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从事文学创作近五十年，各种作品逾七百万字。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以鲜明的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在全国乃至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伊犁新大陆人》是“王蒙文存”系列之一，收入系列小说《在伊犁》、《新大陆人》。

本书《在伊犁》系列小说包括《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好汉子依斯麻尔》、《虚掩的土屋小院》、《葡萄的精灵》、《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逍遥游》、《边城华彩》。

《新大陆人》系列小说包括《轮下》、《海鸥》、《卡普琴诺》、《画家“沙特”诗话》、《温柔》。

《在伊犁新大陆人》为王蒙系列小说集。

《在伊犁新大陆人》简介：

《在伊犁》是以作者与新疆维吾尔族同胞的共同生活为题材的系列小说，朴实奔放，有浓郁的时代色彩、民族风情和个人感情。

《新大陆人》是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海外中国人生活为题材的系列小说。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淡灰色的眼珠

好汉子依斯麻尔

虚掩的土屋小院

葡萄的精灵

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逍遥游

边城华彩

鹰谷

后记

轮下

海鸥

卡普琴诺

画家“沙特”诗话

温柔

但是马上从人群里站起一位机灵的小伙子，他身材适中，留着大分头，头发卷曲，眉浓目秀，目光流动活泼、忽暗忽亮，胡须茬子虽密却刮得很干净，上身穿一件翻领青年服，下身一件黄条绒的俄式短腰宽脚裤，神态俊雅，只是肤色似乎比这儿的一般社员还要黑一些。他用流利但仍然带有一种怪味儿的汉语对我说：“同志，你好。你是新来的社教干部吧？我们正在学习讨论《纪念白求恩》呢，来，坐下吧。”

我解释说，我不是社教干部，而是来劳动锻炼、改变思想的。他睁大了眼睛，把我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打量了几遍，突然一转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笑的样子非常粗俗丑陋，与刚才问“你好”的文明样子颇不相称。我知道，在新疆，即使懂汉语的乡下人，见面问候时也是用“好着呢吗？”而不会说“你好”的。会问“你好”那是见过相当场面的标志。

笑完了，他指一指渠埂，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坐下，休息。”然后，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他说话非常快，一套一套，表情也很夸张，好像在模仿着什么人。但是在这样的说笑中，他也时时照顾着我的存在，一会儿用简单的话语向我介绍他们谈话的内容，原来他们并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会儿又问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简历，干部登记表第一面和第四面上的几项，他都问到了，我很佩服他的一心二用的本领。

这时又来了几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社员，坐在对面的一条渠埂上，不是正对男社员而是拉开大约十几米的距离，以示男女有别。他噌地站了起来，跑到女社员那边去，马上，那边传来了活跃的说笑声。

太阳烤得我已经满头是汗了，我已经怀疑这一天还干不干活了，一位留着圆圆的白胡子的组长才下令下地。干活的时候那个伶俐的小伙子主动和我结伴，不停地和我扯着闲话，不断地嘱咐我“忙啥，慢慢的，慢慢的”。对我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艺上的问题，他一概置之不理，同时热情地向我嘘寒问暖，向我介绍在这里生活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我叫穆罕默德·阿麦德，以后有什么事情，找我好了。”

直到快收工的时候，我才直腰四处看了看，我发现，穆罕默德·阿麦德干的活比我还少。我是一个人锄四垄地，他一个人只锄两垄，但前进的速度一样。他锄漏的生地、野草，也绝不比我少。再一看，我确实吓了一跳，原来他拿着的是一柄那么小的砍土镘，别说是男人，就是未成年的女孩儿用的砍土镘，一般也比他的大。

他一边“干活”，一边说笑，肆无忌惮，最后还唱起歌来了，有滋有味，有腔有板，他的嗓子可真不错。

后来不知谁笑着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突然生起气来了，立在那里，噘着嘴像个孩子，不声不响也不干活。过了足足两分钟他对我说：“这人是不好人，这人人不是。”他停了一下，调整了盛怒中弄乱了的语法，告诉我说：“这些人不是人。”

午饭时候，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家里去。本来庄子的住房水平低于队部附近的住房，他住的那个歪歪扭扭的用烂树条编在一起抹上泥就算墙的烂房，更可以说是倒数第一。他的父母都已老迈，两个小妹年龄很小，这四个人穿的都是破衣烂裳，只有他一个人穿得囫囵、整洁，还颇有式样。泥房外面是烂柴草搭的一个凉棚，凉棚下面砌起一个土台，土台上铺着一块布满烂洞、裂纹、粘成一绺绺的破羊毛毡子，毡子上放着一个四角包上铁皮仍然松松垮垮的炕桌，土台边连着锅灶，老太太正把一大把一大把发了霉的麦秸填到灶里，烟大火小，烧开那一大铁锅水显然是很难的。

我遵照礼仪向坐在室外土台上的二位老人问好。穆罕默德·阿麦德的父亲向我还礼和问候的时候，胸腔里发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而且结结巴巴，口齿不清。他母亲正在害眼，红红的两只眼睛眼泪花花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却不耐烦地催我进屋，屋里摆设稍稍好一点，有半新的花毡，有条案，条案上有挑花桌布与大小瓷碗，还有一排维文旧文字的精装厚书，这是不多见的。墙角有镶着黄色条饰的木箱，墙上还有一张不大的镜框，奇怪的是镜框里摆着的全都是穆罕默德·阿麦德一个人的照片，有穿俄式多扣学生装的，很天真可爱，还有一张穿西服的，拙劣地涂上了颜色，照得却走了形。墙上除了挂着面箩、和面的木盆、两把未编完的糜秸扫把以外，还有一个大肚的庞然大物——那是一种乐器，叫做都塔尔，我在来伊犁以前已经去过吐鲁番和南疆，我是见识过的。

屋里空气潮湿憋闷，我其实宁愿出去到土台上坐，但是他正在认真地张罗着。先是在我面前铺上了饭单，然后打开黄条木箱，拿出两个小碟，一个碟里放着方块糖和葡萄干，一个碟里放着小馕与小饼干。然后，他从室外拿来一个搪瓷高桩茶壶，从案上取下两个小碗，给我和他自己各倒了一碗茶：“请，请，请……”他平摊着向我伸手，极为彬彬有礼。从茶色的淡薄上，我又一次体会到这一家人经济上的拮据。P2－4

《在伊犁》，收篇幅长短不一的小说八篇，都是记载我在伊犁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人和事。八篇可以各自独立成篇，并曾分别发表于一些文学期刊，但人物与故事却又互相参照，互为补充，互为佐证。可以说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那一段生活。

另一篇小说《鹰谷》，写的则是离开伊犁以后的一段经历．虽不属于“在伊犁”的范围，整个写法、事件、情绪，都与《在伊犁》诸篇一致，可说是《在伊犁》的一个续延、一个尾声，故而亦收在这里。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我在伊犁地区农村劳动生活六年，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我同时在伊宁市安家落户（是准确意义上的落户，即我全家的户口曾转到了伊犁）八年。也许这在我的迄今为止的经历中占的比例并不算大，但这一段经历确实是非常难忘的、奇特的与珍贵的。回想和谈论我们在伊犁的生活，唤起并互相补充那些记忆，寄托我们对伊犁的乡亲、友人的思念之情，快要成为我和家人谈话的一个永恒主题了。不论什么时候谈起来都那样兴高采烈、感慨万端，不但历久不衰，而且似乎时间过得愈久，空间距离愈远，那时的生活反而愈加凸现和生动迷人。

几乎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我开始写《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一写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了这么多。

虽然这一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是那动乱的十年，但当我写起来、当我一一回忆起来以后，给我强烈的冲击的并不是动乱本身，而是即使在那不幸的年代，我们的边陲、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各族人民竟蕴含着那样多的善良、正义感、智慧、才干和勇气，每个人心里竟燃着那样炽热的火焰，那些普通人竟是这样可爱、可亲、可敬，有时候亦复可惊、可笑、可叹！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的年月，生活仍然是那样强大、丰富、充满希望和勃勃生气。真是令人惊异，令人禁不住高呼：太值得了，生活！到人民里边去，到广阔而坚实的地面上去！

一反旧例，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为此我不怕付出代价，故意不用过去一个时期我在写作中最为得意乃至不无炫耀地使用过的那些艺术手段。

一九八一年，我听到过一个读者对我的作品的反映，他说：“××写的愈来愈像作家写的东西了。”这个反映使我失眠，使我一再自问而至今。他提醒我注意一种危险：职业化小说家的小说即使写得再圆熟，然而，它仅仅是小说而已。而真正好的小说，既是小说，也是别的什么，如，它可以是人民的心声、时代的纪念、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荟萃、知识的探求、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还可以是真诚的告白、衷心的问候、无垠的悠思。有时恰恰是非专业的作家写的那种可以挑出一百条文学上的缺陷的作品，却具有一条最大的、为职业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优点：真实朴素，使读者觉得如此可靠。

文性难移，写着写着，到后面两三篇，我未能恪守那种力求只进行质朴的记录的初衷。就是说，越写越像小说了。有一得必有一失，有一失却也可能有一得。长短得失，有待于读者评说。

并谨以书献给伊犁的、新疆的乡亲父老，我永远不能忘记你，我的第二故乡——伊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