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为商务出版社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的科教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杜亚泉1900年秋创办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编辑的《文学初阶》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1904年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要编撰理化书、博物教科书。主编学术杂志《东方杂志》。先后主编并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都是该学科第一部大辞典。本书重点展现了杜亚泉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的出版思想，出版活动等。

刘晓嘉，男，华中师范大学新闻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中心博士，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出版史、出版实务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篇，参与“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专题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文产项目数项。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高教中心主任。现任华中师大出版社高教分社社长。主要社会兼职有湖北散文学会理事等。

前言
第一章 少年英才负壮气
一、幼习举业
二、转求实学
三、破茧蜕变
第二章 沪上鹰隼初试翼
一、《亚泉杂志》
二、《普通学报》
三、《文学初阶》
第三章 商务新彦展宏图
一、从结缘到人馆
二、奠定商务理科教科书的基础
三、大刀阔斧改革《东方杂志》
四、尝试编写工具书
第四章 东西论战闻楚歌
一、论战始末
二、论战焦点
三、论战影响
第五章 老牛岂顾夕阳晚
一、教材编写理念愈加成熟
二、译介国外社科著作
三、继续编纂工具书
四、潜心著述
五、推动仪器标本制作
六、卷入劳资纠纷
第六章 不尽悠悠身后事
一、重义轻利，鞠躬尽瘁
二、溘然逝世，家鲜盖藏
三、故交凭吊，羊碑犹泣
四、后世评说，日趋肯定
结语
杜亚泉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杜亚泉翻译、编纂的主要教科书
附录二 杜亚泉主要译著、著作和论文
后记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
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
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
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
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
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
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
，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
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
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
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
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
，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
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
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
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
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
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
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
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
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
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
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
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
，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
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
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
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
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
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
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
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
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
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
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
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
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
志业的追求中，服族解放
、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
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
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
本丛书所传写的50余位
出版人，均为活跃于20世
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
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
、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
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
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
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
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
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
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
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
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
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
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
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
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入本
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
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
，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
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
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
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
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
的阐幽发微、立传人史，
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
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
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
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
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
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
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
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
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
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
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
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
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
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
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
，在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
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
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
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
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
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
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
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
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浙江绍兴人，近代出版家、教育家、思想家。从1900年到上海创办《亚泉杂志》开始，到1904年应张元济、夏瑞芳之约任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主任，再到1933年12月因病溘然长逝，杜亚泉把一生中大部分精力奉献给了出版文化事业。在商务印书馆期间，杜亚泉编著自然科学类图书数百种，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出版的先驱；入主《东方杂志》近十年，对《东方杂志》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这是杜亚泉奠定自己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地位的两大主要功绩。本书对杜亚泉一生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
除。弹指一挥间，不觉已
到中年。接到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的约稿，是2013年
。七年过去，拖延再三，
迟迟未能交稿，一是在写
作的道路上，越是前行，
越觉惶恐，观学海之大，
方觉自身之渺小，生怕自
己学养浅薄，辜负了出版
社的信任；二是身在出版
行业，面对竞争日趋激烈
之市场，俗事缠身，确实
很难有充裕的时间去写作
。
所幸，本书的传主杜亚
泉是我攻读硕士、博士学
位期间所主要研究的个案
，有这些研究做基础，写
作起来就显得没有那么生
疏。虽然不生疏，但为杜
亚泉作传，却也并非易事
。一般来说，传记内容应
该要涵盖传主一生的主要
事功，这就要求对基本的
史料有比较全面的掌握。
而相对于近代出版史上其
他鼎鼎大名的出版家，杜
亚泉的史料显得相对比较
缺乏：他既没有日记、自
传之类的文字留存于世，
也没有多少与出版直接相
关的著述，甚至亲朋好友
对其的记叙也并不丰富—
—更多的是他身后对他的
悼念和追忆。在这种情况
之下，对杜亚泉形象的建
构，不得已在某些地方只
能采取一种“历史的想象”。
当然，这种“想象”还是建立
在基本的史料之上的，应
该还是合理而必要的。
杜亚泉之所以值得我们
来为他作传，毋庸置疑，
因为他是中国科技出版的
先驱，为近代科技在中国
的传播做出了无可替代的
贡献。而他更吸引我的，
是他身上进射出来的冷峻
理性的人格光芒。他坚持
自己的文化理想，坚持独
立思考，不为时代潮流所
裹挟，在我看来，这都是
真正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
的品质。我们今天从事出
版工作的同人，应该都是
知识分子，而怎样恪守知
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怎样
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
、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做出我们的贡献，依然是
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
得到过许多师长、朋友的
关心和指导。
感谢我的导师范军先生
。正是因为导师的提携和
推荐，才有了担任本书作
者的机会。从写作大纲的
拟定开始，导师悉心擘画
，考虑周详。在书稿写作
的过程中，多少次邮件往
来，多少次促膝长谈，导
师的教导，让我往往“柳暗
花明又一村”。书稿初稿完
成后，老师更是逐字逐句
亲笔修改。这样的关爱，
我将永远铭感于心。
感谢吴永贵教授。吴永
贵教授作为第二导师，又
是“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
员会的执行副主任，对本
书的写作给予了诸多指导
。从粗糙的草稿到后来的
勉强成稿，数易其稿的过
程中，吴永贵教授提出了
极为宝贵的意见。
感谢人民出版社的贺畅
主任和卓然等诸位老师，
在她们宽容的等待和“严厉”
的鞭策下，我才能保持写
作的勇气和信心。
感谢我的父母。鸦有反
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
父母虽早已到了颐养天年
的年龄，但却依然为我操
劳，哺育之恩，扶持之情
，永世难匹。尤其要感谢
我的岳父母，在我为繁重
的工作和学业奋斗之时，
他默默地操持了全部的家
务，让我从未为家庭琐事
分心，没有他们的我忘记
了疲劳。天伦之乐，如沐
春风。感谢我的哥哥、妹
妹，向往焉。从踏人出版
行业开始，我便矢志要为
之奋斗终身。二十年来，
虽屡遭挫折，却也一直恪
守初心，不敢有些许懈怠
。而本书即将
成稿之时，由于一些个
人未曾料到、也无法改变
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出版
行业，这当然是一件极大
的憾事。然而传播知识、
传播文化，绝非只有出版
一途。杜亚泉年过五十，
尚不遗余力创办新中华学
院，如我辈等，有何资格
不更勉力前行？人生已到
半程，事业尚在起点，但“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杜亚泉出生后，父亲给他起名炜孙，字秋帆。虽然晚清以来，传统士人家族日趋衰落，但在当时，对传统士人来说，科举几乎依然是唯一的正途。杜姓在当地算是望族，祖上屡屡有进士、举人。杜亚泉在这样的家族里面，自然也要背负起“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的职责。他的父亲杜锡三更是对他充满了期望，盼他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像他家这样比较殷实的家庭，藏书都比较多，具有贫寒人家所不具备的读书条件。杜锡三对杜亚泉鞭策甚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十分迫切。好在自幼时起，杜亚泉就非常爱读书，也肯下功夫，学业进步神速。当然，他此时的学习主要还是为了科举考试。寒窗苦读十几载，天道酬勤，杜亚泉16岁就中了秀才，人山阴县泮。一般的家族，如果有特别突出的俊彦子弟，会被整个家族当作标杆、楷模，杜亚泉就被长辈们当作教育子侄的榜样，言必称“秋帆如何如何”。应该说，16岁就能中秀才算是比较早的。才之秀美者为秀才，明清两代，经过科举考试的府试院试进入府州县学的生员，俗称秀才。清朝最后一科举人钟毓龙在其《科场回忆录》中曾感叹道：“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人泮。”考取秀才意味着已经进人传统社会的绅士阶层，地位比普通人要高一些，房门都可以比普通人家的高出三寸，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巧合的是，倡导“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也是16岁中的秀才。清朝秀才出身的大名人还有洪秀全、陈独秀等。
考上秀才之后，基本的“正途”是应乡试，考上举人，取得入仕为官的资格。像蔡元培、张元济便是。此时，随着知识面和见闻的逐渐广博，杜亚泉已经不满足于偏于一隅，在小地方继续求学了。适逢绍兴的何桐侯高中举人不久，诗文在当地颇有些名气，所以杜亚泉从老家到绍兴，跟随何桐侯学习，致力于清初诸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清初四大家乃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王夫之四人。特别是顾炎武，号称清代学术开山祖师，他的“经学即理学”的主张，奠定了清代学术的基本方向。这一时期的基本学术取向是强调经世致用，强调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悉心观察和研究。这一学术潮流，深深地影响了杜亚泉一生。这一时期，杜亚泉有较为便利的学习条件，他的族叔杜山佳、老师何桐侯家里都有大量的藏书，他便借此机会下苦功夫读书，并与杜山佳、何桐侯两家的子弟朝夕切磋，互相研磨。一位在杜山佳家做长工的老人回忆，夏天一早起来打扫房间时，经常发现杜亚泉在看书，吃饭也要叫几次才去吃，别人背后都笑他是“书呆子”。但即便如此，黄金榜上，仍失龙头望，光绪十七年(1891)，杜亚泉应乡试未举。虽然乡试的难度相当大，选拔率也比较低，但这毕竟对杜亚泉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天资聪颖，又勤奋用功，却名落孙山，心里的苦闷、失意，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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