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以后，我国法治建设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准确解释和适用现有法律。法律解释弥补了法律规范的不足，保持了法律规则的开放性，从而为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准确的法律适用依据。从体系构成上看，法律解释方法包括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价值补充方法（包括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类型化）和法律漏洞填补方法（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等）。
本书以上述各种法律解释方法为主线，对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条件、适用步骤。各种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以及适用中应遵循的规则等展开研究。同时，还大量引用真实案例，以更直观地展示各种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过程。本书是我国著名民法学者王利明教授的经典著作，对法官、律师、公司法务、其他司法工作者及学生学习法律解释学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等荣誉称号，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等奖励。曾两次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王利明教授曾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民法典》《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作。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合同法研究》(第一、二、三、四卷)，《民法总则研究》 (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人格权法研究》(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二等奖)、《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法律解释学导论》(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主编或合著《民法新论》(上、下册，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民法·侵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合同法新论·总则》；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9辑)和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导言 法律解释学——学科研究对象、体系与发展
第一节 法律解释学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第二节 法律解释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三节 法律解释学的体系与研究方法
第四节 我国法律解释学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
第一编 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理论
第一章 法律解释方法概述
第一节 法律解释概述
第二节 法律解释的主体
第三节 法律解释的目标
第四节 法律解释的对象
第五节 法律解释的方法
第六节 法律解释与意思表示的解释
第七节 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
第八节 法律解释的结论
第二章 法律解释方法及其理论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西方法律解释方法的发展
第二节 我国法律解释方法的发展
第二编 法律解释的具体方法
第三章 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
第一节 狭义的解释方法概述
第二节 文义解释
第三节 体系解释
第四节 当然解释
第五节 反面解释
第六节 目的解释
第七节 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
第八节 历史解释
第九节 合宪性解释
第十节 社会学解释
第四章 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具体化
第一节 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具体化的概述
第二节 不确定概念的具体化
第三节 一般条款的解释和具体化
第四节 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类型化
第五章 法律漏洞的填补
第一节 法律漏洞的概念及其认定
第二节 法律漏洞填补的基本原理
第三节 类推适用
第四节 目的性扩张和目的性限缩
第五节 基于习惯法的漏洞填补
第六节 基于比较法的漏洞填补
第七节 基于法律原则的漏洞填补
第六章 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及适用顺序
第一节 各种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
第二节 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顺序
第七章 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与利益衡量
第一节 法律解释与法律论证的关系
第二节 法律论证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 法律解释过程中的论证负担
第四节 法律解释与利益衡量
参考书目
后记

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有利于保障行政机关严格依法执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律解释有利于明确《民法典》和相关民事法律的内涵，促使行政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与《民法典》保持一致，这有利于从源头上有效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障行政机关严格依法执法；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除制定法外，还包括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文书，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有利于达成妥当的解释结论，保障裁判结果的妥当性，这也有利于明确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保障其严格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