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疾病与抑郁症密不可分，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因素性。本书作者不仅对经验数据进行批判性提炼和总结，还对这些证据进行汇总、评估和分析。本书不仅为理解抑郁症提供了理论框架，同时讨论了抑郁症诊断和治疗的一般原则，重点着墨于对共病不同种类的躯体疾病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具体方案，以及聚焦于特殊的躯体疾病患者群体。
在理论知识与实践指导方面，本书都极具参考价值。

第一部分 基本概念
第1章 抑郁症和躯体疾病直接的联系
第2章 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整合细胞-分子和遗传的系统综述
第二部分 躯体疾病患者的抑郁症评估与治疗
第3章 躯体疾病患者的抑郁评估与治疗
第4章 治疗的一般注意事项
第三部分 在躯体疾病中的抑郁症
第5章 抑郁症与神经系统疾病
第6章 抑郁症与癌症
第7章 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
第8章 抑郁症与妇科疾病
第9章 围产期抑郁症
第10章 抑郁症与风湿免疫疾病
第11章 抑郁症与传染性疾病
第12章 抑郁症与皮肤病
第13章 抑郁症与胃肠道疾病
第14章 抑郁症与内分泌疾病
第15章 抑郁症与慢性肾脏疾病、高血压、营养缺乏
第16章 抑郁症与肺病
第17章 抑郁症与慢性疼痛
第18章 抑郁症与睡眠障碍
第19章 抑郁症与物质使用障碍
第四部分 特殊人群和环境
第20章 抑郁症与儿童躯体疾病
第21章 抑郁症与老年躯体疾病
第22章 外科患者
第23章 抑郁症护理的实现：服务和设置
第24章 医疗疾病中的抑郁症发展方向
出版后记

大众对抑郁症的认识仍需完善，它与躯体疾病的关系密不可分。
聚焦于临床医学与精神医学，来自权威医院的七十余名医生联合编定。
本书作者阿瑟·J. 巴尔斯基博士与戴维·A. 希尔伯斯威格博士拥有超过二十年临床经验，主治抑郁症、焦虑症、物质滥用和精神分裂症，就职于哈佛医学院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布莱根妇女医院曾揽获4项诺贝尔奖，医疗实力与科研实力都位居美国前列。本书编委会的七十余名成员，同样就职于或曾经就职于这家医院。
拥有详实数据支撑的科学理论，兼具实践参考价值的诊疗指导手册。
除了对经验数据进行批判性提炼和总结，本书还对这些证据进行汇总、评估和分析。在为理解抑郁症提供了理论框架的同时，作者还讨论了抑郁症诊断和治疗的一般原则，重点着墨于对共病不同种类的躯体疾病的抑郁症患者治疗的具体方案，以及聚焦于聚焦特殊的躯体疾病患者群体。在理论知识与实践指导方面，本书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十余名心理科医生与专业人士合作翻译，南京脑科医院副院长张宁教授审校。

第1章 抑郁症和躯体疾病之间的联系
引言
医学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映射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实际上，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在脱离文化背景的条件下 会让人难以理解。当前贯穿医学史的还原论思潮，在识别、定义疾病和指导特殊的、高度发展的疾病治疗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可能会在评估和管理方面产生人为边界，导致医生对患者的护理断层，甚至变差。一种更现代的方法在更大范围的临床和实践的背景下重新定义了患者。这种转变证实了跨学科方法的价值，在这个方法中，以患者而不是疾病为治疗核心。这也是一种更好地去理解疾病机制的过渡方式，同时也便于更好地认识生理与心理健康的重叠部分。曾经的二元论认为这两个领域处于医学实践的相反两极，但不否认二者的互相影响，并且永远不能将二者完全分隔开。
本书聚焦于这个层面上，探索躯体疾病与最常见的精神疾病 —抑郁症之间的联系。现在躯体疾病与抑郁症之间的关联似乎比以前所认识到的更为广泛和密切。这些关联或许被认为是巧合、因果关系或者共同潜在的病理机制的结果。这些联系正引领临床实践向一个新的、
更为统一的方向发展。
在本章中，我们将回顾临床患者中抑郁障碍的鉴别诊断，包括医疗机构中对抑郁症的筛查和治疗的简要考虑，以及可在住院和门诊患者中实施分层和治疗的方案。之后，我们将更深入地研究抑郁症与躯体疾病之间的关系，回顾已知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并将抑郁作为情绪和生理障碍的最终共同途径来考察。最后，我们回顾了抑郁症和躯体疾病的协同效应，从功能状态、生活质量的下降，到自杀率和其他形式生理死亡率的上升。本章中不会重点讲述治疗，后面章节会有关于治疗的详细介绍。本章将重申早期干预和协同式照护的关键，因为这些治疗原则可以在医疗环境中实施，对于提升治疗效果意义重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前躯体疾病患者的抑郁症。这篇综述反映了人类应对“疯狂”的方法的自然演变。该领域早期的学者对于精神病理学做了丰富的描述，而后来的人提出了病因机制以及治疗模式。
历史背景
有记载表明抑郁症构成的历史是漫长且多样的。正如斯坦利·杰克逊（Stanley Jackson）在他的《忧郁与抑郁史》（Melancholia and Depression）中指出，对抑郁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但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杰克逊叙述了过去多种多样的抑郁术语，包括感觉低落、不开心、沮丧、泄气、失望、灰心、忧郁、悲伤、抑郁、绝望。在杰克逊看来，抑郁深埋在人类的心中1。
“忧郁”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体液学说，那时希波克拉底提出“忧郁气质”与“黑胆汁”的过度产生有关2 。这种对抑郁的身心相互作用的早期观察渗透在我们对于抑郁的概念化之中。
19 世纪中期，格里森格（Griesinger）认为“忧郁期 ”为一些疾病的最初阶段，即“ 精神失常前期 ”，现在我们称之为精神病性抑郁症3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重性抑郁症。他可能是提出抑郁症具有遗传倾向假设的第一人3。与此同时，法雷特（Falret）定义了“循环性
精神病”或称之为双相情感障碍，并指出它具有高度遗传性4。19 世纪 80 年代，埃米尔·克雷珀林（Emil Kraepelin）将“躁狂抑郁性精神病”解释为一类新的疾病，不同于早发性痴呆和布洛伊勒（Bleuler）精神分裂症，并指出这些都是同一病谱的一部分：“对基础疾病进
行分类基于对临床经验中个体的疾病状态进行整合，两类间不仅没有清楚的界限，它们在同一个病例中甚至可以相互替换”5—8。20世纪中期，卡尔·伦哈德（Karl Leonhard）在克雷珀林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单相抑郁症和双相抑郁症的概念，即纯粹的精神病性忧郁症和纯
粹的抑郁症9。他明确了5种“纯粹忧郁”的亚型，包括激越、疑病、自残、多疑和冷漠，再次阐述了抑郁障碍的不同表型。伦哈德还认为基因遗传因素是该类障碍的病因10。
20 世纪 70 年代，阿克斯卡尔（Akiskal）和麦金尼（McKinney）解释了抑郁障碍的一元论假说11，其中包括与躯体疾病的相互作用。他们引入应激素质模型，其中遗传学、神经生物学的发展和人际关系因素三者相互作用影响着间脑强化中心，并基于遗传脆弱性将抑郁症概念化为“精神生物学最终的共同途径”11，强调生理应激源——包括躯体疾病——可能与抑郁症的产生直接关联。他们也提出包括慢性疾病在内的急性应激与慢性应激可能会导致抑郁。
1997年，随着对分子神经科学的进一步了解，迪曼（Duman）等提出了抑郁症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可能是由多个神经递质或者代谢系统失调所致12。他们强调需要对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有更广的认识，包括生长因子、单胺氧化酶的遗传倾向、受体和蛋白质，并且提出了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包括躯体疾病。他们同时强调应激素质模型对压力的反应和遗传易感性，此模型与我们对躯体疾病中抑郁的关注点密切相关。
现今肯德勒（Kendler）等13提出抑郁是“典型的多因素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