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在各地的晋商会馆，以其独特的历史积淀和建筑艺术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已成为人类遗产中的瑰宝。
晋商会馆是明清时期晋商在异地互帮互助、寻求共同发展而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当时除了联络乡谊、祭祀神灵、聚会演戏、帮助同乡外，还经常举行行业会议、代表商人与政府沟通、解决行业内部矛盾、扶危济困，为晋商的兴盛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严谨的学术态度阐述了晋商会馆的起源、发展，讨论了其祭祀神灵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其演戏酬神与联络官员之间的关系、其馆庙合一在诚商教育方面的作用，分析了其在晚清战乱中走向衰败的原因，总结了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强调了其所包含的交流、自律和共荣的潜质在现代商会中的借鉴意义。

前言
第一章 商帮载体 应时而生
第一节 会馆产生 同乡组织
一、会馆产生渊源考
二、晋商会馆之社会影响
第二节 建造考究 特点鲜明
一、商业性强
二、地域明显
三、规模宏大
第二章 会馆渊源 商业印迹
第一节 会馆缘起 商业呼唤
一、会馆设立的商业印迹
二、晋商会馆之商业功能
第二节 会馆业律 市场管理
一、维持市场秩序
二、征收商费
第三章 瞻仰英灵 答敬神庥
第一节 关公信仰 崇奉老乡
第二节 诸神供奉 祈求佑护
一、财神供奉
二、行业神供奉
第四章 馆庙合一 后世可鉴
第一节 馆庙合一 多神共祀
一、馆庙合一的形式
二、多神祭拜的原因
第二节 诚商教育 后世可鉴
一、诚商教育的手段
二、后世可鉴
第五章 雕梁画栋 浸润文化
第一节 会馆建筑 风格各异
一、社旗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二、开封山陕甘会馆建筑特点
三、洛阳潞泽会馆建筑特点
四、洛阳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五、苏州全晋会馆建筑特点
六、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七、甘肃张掖山西会馆建筑特点
八、内蒙古多伦山西会馆建筑特点
九、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十、汉口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十一、海城山西会馆建筑特点
十二、天水山陕会馆建筑特点
第二节 会馆文化 底蕴深厚
一、会馆建筑的文化内涵
二、会馆彰显德育
第六章 会馆运转 风雨同舟
第一节 会馆运转 制度先行
一、人事制度的设立
二、入退会制度的设立
第二节 协调独占 整顿自治
一、协调矛盾
二、事业独占
三、整顿秩序
四、道德教化
五、信用自治
第三节 借助政府 结交官员
一、联合官员
二、借助政府
三、影响深远
第七章 戏曲艺术 余音绕梁
第一节 晋商会馆 戏曲艺术
一、山西梆子的发展
二、晋商捧场山酉梆子
第二节 演戏酬神 艺术融合
一、演戏酬神
二、艺术融合
第八章 会馆精神 昭示后人
第一节 同舟共济乐善好施
一、同舟共济
二、乐善好施
第二节 诚实守信 义薄云天
一、信义在会馆诚商教育中的体现
二、诚信在会馆建筑中的体现
第九章 横向比较 彰显特色
第一节 晋徽比较 特点迥异
一、晋商会馆与徽商会馆的相同点
二、晋商会馆与徽商会馆的不同点
第二节 晋欧比较 不同属性
一、晋商会馆与西欧行会的相同点
二、晋商会馆与西欧行会的不同点
第三节 晋商会馆之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跋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
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
前，山西□河西侯度出现了
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
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
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
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
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
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
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
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
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
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
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
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
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
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
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
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
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
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
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
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
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
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
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
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
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
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
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
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
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
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
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
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
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
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
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
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
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
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
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
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
，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
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
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
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
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
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
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
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
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
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
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
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
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
、大阪、横滨、仁川，西涉
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
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
、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
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
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
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
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
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
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
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
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
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
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
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
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
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
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
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
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
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
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
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
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
去，掩映在夕阳余晖中的是
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
、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
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
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
，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
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
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
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
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
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
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
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
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
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
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
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
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
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
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
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
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
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
号、镖局、会馆、家族、大
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
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
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
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
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
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
业文化。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
所

本书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兼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近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当代山西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建生教授主编的“晋商五百年”丛书之一，本书系统讲述了晋商会馆在晋商商业活动中的承载作用以及会馆建筑和会馆文化，从一个侧面展现现了晋商的创业精神。全书配以精美的图画，使得叙述内容更加生动直观。本书图文并茂，适合一般文史爱好者阅读，本书对于晋商研究人员、地方文史研究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
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
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
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
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
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
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
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
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
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
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
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
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
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
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
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
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
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
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
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
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
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
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
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
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
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
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
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
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
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
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多
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商
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五
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年
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的
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大
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
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之
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套
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动
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更
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
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
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已经粗具规模，其研究的外
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
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
盐商、典商、票商、茶商、
粮商等)、会馆、家族、教
育、公司、建筑、经营、镖
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
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基本
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
。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
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
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
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
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
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
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
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
，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
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
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
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
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
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
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
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
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
，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
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
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
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
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
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
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
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
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
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
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
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
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
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
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
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
片，下了很大功夫，也付出
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
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
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
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
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
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衷心的感谢。
在本丛书的编写过程中
，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
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
囿于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
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
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
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
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
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
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
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
所

康熙皇帝说：“今朕行历
吴越州都，察其市肆贸迁多
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
——《清实录》康期二
十八年二月乙卯条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
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
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
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
书应试。”雍正帝在其奏疏
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
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
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
读书。朕所悉知。”
——《雍正朱批途旨》，
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
十二日朱批
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
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
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
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
，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
前。
——梁启超《在山西票商
欢迎会演说词》，1912年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
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王士性《广志绎》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
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谢肇淛《五杂俎》
山右巨商，所立票号，
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
最著。
——《清朝文献通考》，
卷十八

第一节会馆产生同乡组织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
一、会馆产生渊源考
彭泽益在《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提到：“会馆、公所之设立，果起于何时乎？今难知其确据，然设立之初，不外保商务谋公益为目的。夫以清国之大，南北东西，言语不同，风俗各异，且古来客商，以交通不便之故，羁留于他乡数十年而不返者，比比皆是。然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非藉会馆、公所以为保护，能如是乎？故有会馆、公所，不独免异地人民逼迫之苦，又鲜官吏压制之忧，然则会馆、公所之利益，诚非浅鲜也。”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曾提及会馆在京师者设置较早，据现存史料可溯至明永乐年间(1403—1424)，较前此一般学者认为的草创时期要早140年。京师郡邑会馆最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逐渐演变成试馆，但始终不免同乡商人参加的痕迹。京师以外的会馆多属同乡工商组合性质，但亦往往有仕宦参加的痕迹。
明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界竞争日趋激烈。在激烈的竞争中，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参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于是他们通过会馆这一组织形式，利用传统的地域观念，把商埠中同乡之人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与异域商人竞争。
根据现有典籍，除知芜湖会馆成立于15世纪20年代，福州会馆最迟建于16世纪初外，其他能够确定创建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以前的只有北京的歙县会馆、绍兴的稽山会馆和江西的新城会馆。1943年刊印的《闽中会馆志》列举在北京的福建府、州、县新旧会馆22个(这并非该省在京会馆的全部)。这里面除福州旧馆创建最早外，汀州会馆创于1587年，邵武会馆创于1606年，延平会馆大约也同时建立。另有延平郡馆为该府纸商所建，虽创建年代不详，但在顺治王辰年(1652年)已经重修过一次，故能确定其初建于明朝。此外福清会馆为明天启年问(1621—1627)大学士叶向高倡建。同安及莆阳二馆也是创建于明朝。
江西在京会馆最多，方志中所见最早的为新城会馆，创于明嘉靖后期。南昌会馆创建于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新建会馆和吉安府因奉祀文天祥而得名的怀忠会馆，创建于明万历前半期。上高和新昌两县在明万历丁未年(1607年)就已因“旧馆湫陷”而重购新址另建。乐平县于1608年“买余干‘会馆’旧址”创建乐平会馆，由此可见余干会馆创建更早。此外袁州府属萍乡县等四邑合建之府馆，鄱阳、德化、高安等县的会馆，也都创建于明季。雍正朝大学士高安朱轼说的“前朝吾乡在京会馆最多”，必有相当事实根据。此外他省郡邑在北京创建会馆于万历朝者，计有浙江嘉兴、湖南常德和山西潞安等府和湖北麻城安徽泾县、浙江金华和陕西三原等县。
以上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论》中的记载足以说明，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南方几省在北京建立会馆的郡邑已经不少，北方则山西、陕西郡邑亦开始在京建立会馆。不过就总数而言，大约过半数的北京郡邑会馆似仍创建于清代。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清廷，下结官绅，北上西向，东进南下，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他们在驰骋全国商界的同时，逐步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集团。山西商帮集团性加强的标志也在于其大量会馆的出现。
山西会馆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北京由于是封建帝王都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最集中，所以山西会馆也最多。至于洛阳、开封、社旗、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的山西会馆则规模较大。
清人杭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根据资料可以确认，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它们分别是万历年间(1573—1620)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天启、崇祯年问(1621—1644)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和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商人创建的山右会馆。到了清朝，由于京师大贾中山西商人占有很大的比例，故在北京的山西会馆日益增多。关于山西会馆总数，《都门杂记》《朝市丛载》《顺天府志》等记载不一。《都门杂记》记载有31所，占总数324所的9％强；《朝市丛载》记载有38所，占总数391所的9％强；《顺天府志》记载有50所，占总数445所的11％强。由于这三本书的写作年代不同，所以记载会馆数量也不一样。这反映了道光以后在北京的山西会馆无论数量和比重都在增加。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强。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