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关于美国环境法哲学的经典著作。在该书中．基于对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裹足不前现状的反思与批判，作者坚定地主张回归美国环境法的传统——”预防原则”。本书旗帜鲜明地反对环境法的成本效益分析这种技术官僚主义方法，主张回归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所引发的环境伦理观，重申和捍卫了预防原则在环境政策和环境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义无反顾、不计条件地严格遵循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不伤害原则”，善意对待其他国家、未来世代和其他生命形式的生态环境利益。

庄汉，男，1973年3月生，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研究人员、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东吴大学法学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环境资源法。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行为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挂职）。

导论
第一部分 无根的管制
第一章 能动性与最优性
第二章 命令和预防
第二部分 预测的风险
第三章 复杂性与灾难
第四章 利益与涌现性
第三部分 另一种环境
第五章 其他国家
第六章 其他世代
第七章 其他生命形式
第四部分 我们环境的未来
第八章 生态理性
第九章 环境立宪
附录 环境可能性法案
译后记

自《无根的管制》十年
前首次出版以来，世界各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和政
策方面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而气候问题本身却急剧恶化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
2010年1月的388□（数学符
号）上升到2020年1月的
413□（数学符号），这是
地球上至少300万年所未见
过的浓度。2020年6月，西
伯利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
例的热浪。2020年6月20日
，俄罗斯韦尔科扬斯克镇的
气温达到38摄氏度，据世界
气象组织称，这可能是有记
录以来北极圈以内的最高气
温。由于全球新冠肺炎
（COVID一19）大流行期间
许多国家按下了大规模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暂停键”，
2020年有一段时间，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确实下降了。
然而，这些碳减排措施只代
表暂时的行为变化，而不是
持久的结构性转变。专家们
仍然怀疑，世界各国是否会
把这场疫情大流行视为一个
契机，根据一个更可持续的
、碳中和的蓝图，从根本上
重塑社会。事实上，一些国
家的领导人似乎已经在以疫
情为借口，转而使用致命的
、过时的技术，比如燃煤发
电，以快速实现经济效益。
《无根的管制》提出的
观点是，在面对气候危机和
其他大规模环境威胁时，我
们无法集中力量做出应对承
诺，这与科学风险评估和经
济成本效益分析在当代环境
法律和政策中显得如此重要
有关。在那些技术官僚的镜
头中，环境决策中至关重要
的道德层面变得模糊不清，
普通人欣赏和参与创造绿色
未来的能力也变得模糊不清
。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关于我
们对环境他者的道德义务问
题：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人、
未来世代的成员以及与我们
共享这个地球的其他生物。
在转向诸如风险评估和成本
效益分析等客观决策机制之
前，必须先解决这些基本的
和不可避免的道德难题。然
而，这些机制往往给人一种
已经以某种方式解决了潜在
道德问题的假象，让公众误
以为重大经济社会决策的所
有相关方面都得到了妥善考
虑。过去30年美国在气候变
化问题上采取的行动非常少
，尽管决策者们利用成本效
益分析来证明这是合理的，
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糟了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问题
日益恶化，“整个地球都在
燃烧”①。
美国国家环境法律和政
策的近代史说明了这种危险
的动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
特朗普在气候变化等重要环
境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截然
相反，但他们都通过科学风
险评估和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来为自己的立场和行动辩护
。特别是成本效益分析，变
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
不确定性和灵活性，实际上
，管制成本效益分析的“游
戏”正是这样一种结构化的
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相互
竞争的利益不是通过直接的
争论和劝说，而是通过使用
替代假设、估值技术、贴现
率以及成本效益方法的其他
表面上的技术陷阱，来追求
对其有利的政策结果。因此
，普遍道德和政治话语的主
题通过一种程式化的成本效
益“话语”进行辩论，这种“
话语”既能赋予权力，又使
权力变得难以接近和不可问
责。
即使是支持环境保护的
奥巴马总统也受到了这类批
评。奥巴马的竞选纲领中包
含了强烈的环保信息，并承
诺迅速、积极地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在他的政府开幕式
上，奥巴马总统表达了修补
成本效益分析模式而不是终
结它的强烈愿望。当涉及成
本效益分析时，奥巴马总统
通过提名成本效益分析的支
持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担任国家的环境
管制“沙皇”，将管制的成本
效益分析方法保留在他的政
府公告中，但要求必须对成
本效益分析进行彻底的重新
评估，以确保符合各种进步
环境政策的目标，如施政透
明度、纳人分配和公平问题
、尊重后代的利益以及避免
在制定规则方面出现不当的
拖延。②不幸的是，2009年
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与这些事
态发展同时发生，破坏了美
国对环境、卫生和安全进行
改革的所有明显的政治意愿
，尤其是在气候变化领域。
相反，在第一个任期内，奥
巴马总统把医疗保险作为他
的施政重点。
奥巴马时代的环境行政
措施主要是由一种名为“碳
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 of
calbon）的分析模型指导的
，该模型旨在以货币形式捕
捉每增加一吨温室气体排放
的影响。理论上，碳排放的
社会成本使得管制机构能够
证明强制减排的合理性，因
为这样做，工业界付出的成
本要低于不减排对社会造成
的危害。为了制定统一的联
邦碳排放社会成本衡量标准
，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一个
跨部门工作组参考了现有的
综合评估模型，这些模型来
自学术文献，比如，诺贝尔
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Nordhaus）颇有影
响力的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
响全面综合模型（DICE）
。工作组在其结果报告中承
认，适用于气候变化问题的
成本效益方法存在严重的局
限性和缺陷。③在这些坦率
和谦逊的表达中，有些讨论
甚至触及了基本的环境伦理
主题，比如，对未来几代人
的利益打折扣是否合适，而
这正是成本效益支持者倾向
于回避的。由于这些和其他
原因，工作组的报告应该受
到赞扬。
然而，在考虑《无根的
管制》中详细列出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