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于作者多年的教育管理实践,结合自己对于教育和文化的理论思考,以篇幅小巧和漫谈的形式,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全书由“大学与人生”、“接地气的大学”、“德育:高校最应重视的基础课”及“忆前辈”“四个部分组成。在“大学与人生”中,作者寄语广大学子尤其是高校新生,帮助他们确立大学生活的理想与目标,提出殷切期望。在“接地气的大学”中,作者结合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任上积累的大学治理经验,以漫谈的形式,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一一表达了见解。在“德育:高校最应重视的基础课”一章中,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德育工作的硕果,根据新时代人才培养的目标对德育工作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论述。在“忆前辈”中,作者追忆了几位对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同时对自己有诸多帮助指导的学界前辈,记述了与他们的交往点滴。
作者将多年来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思考与当下教育界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了起来,体现在本书不仅接当代教育问题的“地气”,也接思想的现实背景的“地气”。
1977年10月,当“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新疆沙湾县知青农场插队,和几千个知识青年在金沟河大干快上、热火朝天地修水渠。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异常兴奋,那时距离考试时间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在农场政工组报名,政工组刘干事用海鸥牌照相机拍一寸照,用来给报考知青办准考证的情景。知青点在大山深处,周围没有学校,我们手头也没有什么复习资料,大家就把家里亲戚朋友寄来的、从广播和报纸上听到看到的觉得有用的信息记录和整理在一起,夜以继日地疯狂传抄。
高考的日子是1977年12月10日至11日,考点设在离我们驻地十几公里远的西戈壁公社——当时叫作胜旗公社的一所中学。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日,我们把自己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披星戴月,步行四五个小时去考场。我记得农场食堂特地给我们每人发了四个白面馒头、一疙瘩榨菜,每人还背一个军用水壶。水壶不保温,进了考场,大家就把水壶做上个人标记,放在炉子上。公社中学的教室桌椅都是用土坯搭的,土坯里的草楞子都裸露在外面,桌面坑洼不平,我要用手套把桌面蹭平了,才能把考卷放到上面答题。
那时我在农场担任广播员,兼任不脱产的农场团委副书记。我们另外一个不脱产的团委副书记老余是贫下中农代表,他夫人当时在胜旗公社,后为西戈壁公社书记,家也在公社驻地。高考那两天中午,余书记嘱咐他爱人把我邀请到家里,给我烧一碗汤,把馒头蒸热,让我热热乎乎吃下去,下午精神抖擞地进考场。这次高考我发挥得不错,以每门功课平均96分的高分过线,从几千名知青考生中脱颖而出。我记得那年高考我们山上只有十来个人成绩过线,后来考到北京的有两人。
高考成绩过线的消息传来后,我欣喜若狂,大学校门俨然已经为我敞开,我热切地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启。可惜接下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和种种不顺利。先是在去沙湾县医院体检的路上撞车了,我头上被划了个不大不小的口子。最难过的是在政审阶段,因为家庭问题,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通过政审,眼看着就要和大学失之交臂。在几乎完全陷于绝望的时候,没想到命运峰回路转,事情竟然有了转机。有好心人出面为我们这些因政审问题而受阻的考生说话,把我最终从“死档堆”里拖了出来——我被录取了,而且还是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了。1989年我调到教育部工作后,从学生司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当年挽救我们的“好心人”居然是个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