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日知文丛”之一，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海斌的自编学术评论集，所收录文章大约写作于2011—2020年之间，主要包含学术史和学术评论两个方面，也有若干怀人、记事的篇什。“流水”者，取自唐代韦应物诗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集内文字可视为作者从当代学术亲历者的立场出发，对过去十年所作的一份个性化的记录，所流露者，不止于个人读书的偏好和趣味，也包涵了对于当下“学术”“学人”“学风”的反思。

戴海斌，1978年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专攻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对民国学术史亦有兴趣，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新史学》(台北)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前研究重心包括：1.庚子事变前后清政府政治与外交转型，兼及朝野力量互动，并拟将研究时段继续后推，侧重用连续性视角(相对于晚清前期与民国)考察清末十年的对外交往形态；2.晚清时期旅华日本人书信、日记等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通过内外文献互证，对近代重要史事进行补充、修订甚或改写；3.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前史和早期发展史，有兴趣从具体人物、人际网络、学脉承继等角度做一些学术史探讨。

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的早期学术交往
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
十字街头钻古塔
清华园里的夏鼐与吴晗
“东化的西方”遭遇“西化的东方”？
补说“老新党”
青天不见使人愁：在清朝“告御状”
从“政治口号”到“口号政治”
“弱”政府的“强”外交
近卫笃麿经营的晚清中国社交圈
“完全可以想象”成的晚清史
发乎考证，止乎欣感
描画“天才”的“详密”之作
“守护最后的堡垒”
仕途得自“武”事，谥号却为“文忠”
“出使日记”中的晚清外交
像“侦探”一般踏勘光绪朝历史现场
多注意“史料的历史”和“中等人物”
由文及史与由史及文
以“考据”把握晚清的“人物”
忆沈老
东京《顺天时报》研究会参加侧记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三“三反”条尝言：“今日人
情有三反，日弥谦弥伪，弥
亲弥沉，弥奢弥吝。”民国
学人张舜徽读书至此，推其
意以观“近世学者”，也发明
“学术三反”之说，谓“弥言
考证，而记诵弥衰；弥言词
章，而文笔弥劣；弥言义理
，而内行弥不可问，此亦学
术之三反也”(《爱晚庐随笔
·学术三反》)。顾、张二说
各有语境，当然是有所为而
作，尤其激于所处年代周遭
之“风俗”“风尚”“风气”，而
寓志于学，以为“匡时”“补
世”。易言之，他们大概都
属于章实斋所贵之能“辟风
气”“持世而救偏”者，而不
同于那些“惟逐风气所趋而
徇当世之所尚”的“世之言学
者”(《文史通义》内篇二，
《原学下》)。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
在“风气”中。精于“谈艺”的
钱锺书便说，“风气是创作
里的潜势力，是作品的背景
，而从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
清楚”，这需要我们阅读当
时人所信奉的理论、对具体
作品的褒贬好恶、标准、要
求等等，去了解作者周遭的
风气，“好比从飞沙、麦浪
、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
。这样看来，无论是“趋”“
徇”，还是“持”，也难逃“嗜
好矛盾律”(Law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的笼罩
，如钱先生道出的一种惨酷
事实——“就是抗拒或背弃
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
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
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
的风气”(《中国诗与中国画
》)。世风同一，已然遍被
华林，惟能“呼吸而领会之
者”，不多得而已。
“由征观风”的史学，提
示了灵动和高妙的境界，哪
怕是追迹的“捕风”，也尽有
它的“伟大”处。被观之世或
观者所处之世，既均有风气
，则风气中人不能不有所惕
厉憬悟，诚因“天下事凡风
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
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
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
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
小”、“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
相率而人于伪也”(《文史通
义》外篇一、三，《淮南子
洪保辨》《上辛楣宫詹书》
《答沈枫墀论学》)。风气
一旦而成“时趋”，则必有“
可畏”处，或借用章太炎更
加决绝的刻深之言，“学术
本以救偏，迹之所寄，偏亦
由生”(《与国粹学报》)，
这也便是前引顾、张二氏在
各自时代观察到的“三反”情
状之根由。
收在本集中的文字芜杂
，大概是近十年(2011--
2020)我在研究论文以外发
表的“小文章’’的部分，其范
围仍不出学术史和学术评论
两个方面。此次汇编一辑，
聊迹鸿爪。我在自己的前一
本书序言中自承为“一个尚
待检验能否出师的学徒”。
对于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自
然还是懵懂，绝不敢有任何
“学以持世”的妄想；至于文
章之道，更远在三界之外，
绝不敢取了一些化名“随笔”
或“散文”、实际也只是在“
随便”和“散漫”方面符合了
名义的劳什子玩意，楞充什
么“第二副笔墨”。我想，集
内文字大概可以看做一个资
浅但好问(有时近于好辩，
不免“地命海心”)的当代学
术亲历者自发、自愿所作的
一点记录，问或也流露些微
个人读书的偏好和趣味，至
于“有用与否．固不暇计”，
全赖读者的理解和判断了。
我要感谢促成这些琐末
、任性甚而有些不合时宜的
文字变为铅字的诸报、刊编
辑同仁，恕不一一具名，惟
有铭念。集内有部分篇章，
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在发
表之际出以笔名(此或亦本
人“徇风气”之一端)，此次
各归本位。在此我要郑重感
谢“日知丛书”主编的公心和
雅量。这一插曲，或许也不
自觉地充当了当代学术生态
的一个微小见证。
本书书名拜内子所赐。“
流水”者，语出唐代诗人韦
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
之名句“浮云一别后，流水
十年间”。原诗以洗练的拟
喻传递漂泊不定、变幻无常
、岁月如流、年华易逝的意
象，言近旨幽，令人心折。
本书中论及的近代史家郭廷
以也喜引李白诗句“前水复
后水，古今相续流”，拟史
事为前水、后水，视作一种
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过去
十年，是家国巨变的十年，
也是个人成长的十年，我们
仿佛已然告别了什么，但不
清楚即将迎来什么。其间遭
逢的胶着、迷惘，我与我战
，固不足与外人道，但有类
似经验和心态者，必非仅见
。《韩诗外传》记闵子骞事
迹云：“出见裘马之肥则好
之，人闻夫子之言则又好之
。两心交战，故瘠也。”傅
斯年对此评论道，“不能择
一职业，终身守之，以成终
身之事业，能无瘠乎？”(《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我想
，时间的价值，仿佛流水，
流水不争先，但终有它归海
的方向，这大概也是一个持
续的自我确认的进程。我实
在不敢讲以何为“终身之事
业”“终身守之”云云，但渐
求“自知”而稍“自树”，不轻
易为他者惑，倒是可行、可
致的。至少，记取所从事者
乃“为己之学”，勿忘己徇人
，不要做傅斯年所不齿的那
种“心气薄弱的中国人”，或
流为乡先贤章实斋所讥“黠
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
庚子十一节于复旦光华
楼

本书是“日知文丛”之一，戴海斌教授近十年学术随笔和书评文章结集，是作者近年来对中国近代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史等研究领域的学术风气和研究成果的一种反思。书名为“流水”，出自唐代诗人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之名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是为史家对现实和历史的一种慨叹、关怀和忧思。全书分为四辑，一为对民国时期近代史研究学术史的个案论述，二为对近年来近代政治外交史研究论著的评论，三是对近代史研究范式、方法的反思，四为个人学术交往随笔。作者文笔简练畅达，论述深入浅出，超出专业论文的严肃笔触，更适合一般文史爱好者阅读。

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的早期学术交往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般认为大约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才为人普遍接受。相比于古史领域一轮接一轮新旧相攻、激烈论辩的热闹场面，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就寂寥许多。今人言及研治近代史的民国学人，不过蒋廷黻(1895—1965)、罗家伦(1897—1969)、郭廷以(1904—1975)、陈恭禄(1900—1966)等寥寥数位。四十年代以降，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地位陡升，成绩斐然，而治学旨趣已然转移。蒋、罗二位被公认为近代史研究奠基性人物，引领风气之先，令人遗憾的是，后均转投政界，无暇著述。为人所称道的蒋著《中国近代史》(后改名《中国近代史大纲》)初版于1938年，是他利用政治生涯空闲，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自定义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而此后再无治学时间与精力，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参阅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陈恭禄的学术生命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但格于环境，创造力已不复当年。他后来出版的史料学著述内容大多沿袭早期讲义，写于1963年的“序言”还特别加入若干理论性话语，强调“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史观统率史料是正确的看法”(《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原序)。
比较特殊的是郭廷以。他在1928年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这一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家伦、蒋廷黻合撰近代史读本以供一般阅读，从三十年代开始，更推出一系列以编年系事为特征的“史事日志”型著作。更为人知者，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迅速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一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参阅陈三井编《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纵观而论，郭廷以可谓中国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3版13次印刷，八十年代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多个版本。有意思的是，像郭廷以这样影响一代风气的研究大家，在他弟子披露“台湾学界内情”的著述中，却被归入“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行列，而与“非主流”相对的“主流”，其一为科学主义史学派，二为马列主义史学派(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近代史学风》，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107年)。反观今日不同背景的史学史学者均热衷讨论的“史料”“史观”两大学派或学术系谱中，也确难找见郭廷以其人的清晰身影。由此带来的困惑，难免让人对这位史学家产生好奇。
初识罗家伦
1904年，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他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由初小而高小，在家乡读了十年书，1918年考入开封第二中学。他喜欢看书，尤其新书，几乎所有商务版新书都不放过，《新青年》《每周评论》上那些“很具刺激性”的言论前所未见，让他大开眼界。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郭廷以形容当时的感觉，“思想界仿佛在动了”(《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由于领导学校风潮受到压力，他不得不转学南京高等师范附中，至1923年，又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
南京对于郭廷以来说，是一片新的天地。新文化运动后学界分化，以东大为中心的学人群体与北大新文化派遥相对应，隐然有双峰并峙之势。郭廷以体会的东大精神，就是“不走极端——承受我国固有文化，并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史学方面，柳诒徵(1880--1956)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在他指导下，郭廷以阅读了不少旧籍，自认为附中四年是“攻读古典最用力并确立旧学根底的时期”。但毕竟是受五四风气熏陶的一代人，郭廷以在大学时期也听梁启超和胡适的讲演，前者“渊博”，后者“条理”，都予他深刻印象；对柳诒徵的观点，他坦承并“不太同意”，而那些“较新的观点”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柳诒徵当时讲授中国文化史，因材料问题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主要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