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的第一个批评文选。它收入8篇较长的论文，分别是选自作者的5本著作；还有1个附录，由4篇序、跋和答问组成。最近10年间，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用力较多、写得也还有一点特色的文字，大半都在这里了。

王晓明，一九五五年六月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过六年工人。一九七七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一九七九年转读该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钱谷融先生。一九八二年毕业，留系任教至今。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兼及文学理论和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著作有《潜流与漩涡》、《无法直面的人生》、《追问录》、《刺丛里的求索》等。

自序
双驾马车的倾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
鲁迅的最后十年
一 驱逐“鬼气”
二 女人、爱情和“青春”
三 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四 局外人的沮丧
五 一脚踩进了漩涡
六 新姿态
七 “还是一个破落户”
八 “横站”
九 《死》
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创作生涯
“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
过于明晰的图景——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
面对垂死的社会——论沙汀的小说创作
在两个世界背后——论艾芜的艺术个性
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
《刺丛里的求索》序
《鲁迅传》二题
答黄子平问
答《批评家》杂志问
主要著述一览表

这是我的第一个批评
文选。它收入8篇较长的
论文，分别是选自我的5
本著作；还有1个附录，
由4篇序、跋和答问组成
。最近10年间，我在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上用力较多
、写得也还有一点特色的
文字，大半都在这里了。
出版社来邀请出文选
，我自然是高兴的。这说
明还有读者愿意看我的文
字，至少是出版社相信还
有这样的读者。可是，我
兴冲冲搬出历年的著作，
仔细翻检之后，却发现选
择的余地其实很小，够格
的文章就那么几篇，先前
的高兴就又一下子消散了
。我今年40岁。，自1981
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
，已经努力了14年。我知
道自己才智平平，笔又很
慢，所以从不敢以成果的
丰硕自期。但是，14年过
去了，可以点视的收获竟
这样少，我还是感到某种
意外。这些年来，自问并
不曾有所懈怠，一直是尽
心尽意，想把文章写好的
，为什么结果却是这样呢
？80年代初，我刚开始写
批评文字的时候，面对满
目的荒野，我曾经是那样
地暗暗自信：经过我们这
一代人的努力，这荒野上
一定会竖起大片的茂林。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的自信却似乎日渐退
缩。前不久与友朋夜谈，
我竟至由衷地发问：我已
经写下的这些文字，是否
还值得年轻一代人去阅读
？即如我自己指导的博士
生们，是否真能从我的著
作中获得启发？友朋自然
是劝慰我的，我私心也并
不真愿意相信事实就是如
此。但是，那个疑问却一
直伏在我的心底，这一回
编文存时的种种感想，就
又将它引出来了。
我现在还不能全面地
回答这个疑问，倘若我的
文字真是那样地容易速朽
，恐怕就一定有一些个人
无力把握的原因。但是，
我想在这里说说我自身的
缺陷，这几年来，我对其
中的一些，是看得愈益清
楚了。首先是学养上的单
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在知识的储备上多半先天
不足；再加上环境的动荡
和心情的浮躁，我对这储
备的后天的追补，也每每
流于片面。我最近的一本
文集出版后，有位同事对
我说，我看你的学术视野
中还有盲区，特别是中国
历史和中国哲学……我自
己想想，恐怕这盲区还不
止他说的这两块。既在学
养上有如此重大的欠缺，
要想写出较能耐久的文字
，自然是非常困难了。其
次是心境上的偏狭。或许
是因为天性，也由于现实
的刺激，我似乎至今也还
没能养成平和通达的学术
心态。愤怒，悲哀，失望
，怀疑，常常都是这一类
情绪酿成我提笔作文的冲
动，我对研究题目的选择
和构造，也常常会受到现
实感受的有力牵引。可能
是太拘执于自己的经验了
吧，我甚至都不相信那种
“价值中立’’的提倡有什么
意义，一个人文学者，怎
么可能将学术和人生区分
得那么清楚呢？当然，我
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对
这一类提倡的怀疑，但我
却更愿意相信，单是为了
深化你对人生意义的探究
，你也必须超越一己的心
绪，只有心胸开阔的人，
才可能深入地把握自己的
生存经验，而这样的探究
和把握，不正是人文学术
的精髓所在么？也是在不
久前，一位朋友指出我的
批评文字常囿于单一的价
值立场，这限制了我“走
向博大”。我深深地感谢
他的提醒，心境的紧张和
不从容，以及由此造成的
主观和偏狭，确实是我的
一大缺陷。
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
，就是认同上的失据。这
两年间，我积极参加“人
文精神”的讨论，再三强
调当代中国文化人的价值
空虚，甚至由此去反省整
个现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缺
失，这种种努力背后，其
实都有我个人的经验在起
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我
自己正是一个精神上失了
根底的人，一个在基本的
信仰和认同上四顾茫然的
人。我当然知道人离不开
对某个精神价值的认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
曾把历史进步的规律看作
生存的意义所在而活得信
心十足，充满希望。可是
，种种经历，却实在使我
无法再像先前那样相信那
个历史进步和现代化的“
规律”，这曾经高悬在我
心中的太阳，现在是无可
挽回地坠落了。不用说，
一个陷在这样的精神黑暗
里的人，一个因此对自己
的生命意义深感困惑的人
，他的心境怎么可能从容
呢？对人文学者来讲，那
种不受世嚣干扰的沉稳的
心态，那种聚全力于一个
方向上的持久的冲劲，更
不要说那种独辟蹊径的锐
利的眼光，那种能够将逻
辑推进到底的坚强的心力
了，它们不都是来自你对
精神价值的全身心的认同
，来自你在生存意义上的
执拗的追索吗？我曾经反
复回味自己的人生感受，
而愈益相信，我对某一类
型的文学和音乐的敏感，
大概正是我精神上最可信
赖的东西。我由此想起了
蔡元培当年对“美育”的倡
导，我甚至暗暗地计划，
要向诗和艺术中去汲取构
造生存意义的最初的灵感
，它完全可能成为照亮我
精神黑暗的第一线曙光。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曙
光尚未升起，我时生存意
义的重新探索，基本还停
留在出发点上。我想，局
限我的学术工作的最大的
障碍，就我自己这一面说
，大概就是这精神探索的
迟缓乃至停顿吧。
写下上面这些自我检
讨的文字，心情反而似乎
有些轻松。在学术上，

王晓明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
本书收录了《鲁迅的最后十年》《“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创作生涯》《过于明晰的图景——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等作品。

双驾马车的倾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
说到鲁迅的小说创作，我很自然会想起两个积存已久的疑问，一是他最初为什么要写小说，二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写了。对于第一个问题，鲁迅自己作过明确的解释，说是为了用小说来改良人生，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提出一些问题而已”，他还紧接着补充说，“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鲁迅是那样一个执拗的启蒙主义者，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应该说也很自然。可是，他分明又懂得文学的审美特性，早在1907年，就说过文学与“个人暨邦国之存”，其实是“无所系属”的话。后来他更一再强调，“好的艺术作品”，多是“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不必“以意为之”。这就奇怪了，既然他知道文学创作不能太功利，为什么又要那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呢？至于第二个问题，他也有过多次说明，先是认为现实过于黑暗，自己有些“疲倦”和“颓唐”，提不起精神来；后来又说是行动受到限制，不能“各处走动”以获取灵感和素材；在一封给报馆编辑的回信中，他更干脆归因于琐事太多，匀不出“整段的余暇”来从容构思，等等。这些回答都各不相同，反而使人增添疑惑，究竟哪一个才是主要的原因？或者这些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因他根本就不愿意说？
要想看清楚鲁迅的小说创作，看清楚他这创作的成败得失，看清楚他究竟是不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我恐怕都得先来解答这两个疑问。
在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上，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是矛盾的，即便你已经形成了某种明确的理智认识，也还会获得许多模糊的情感体验。你可以用理智解释其中的某些情感，却一定还有更多的部分，远远超出你理智解释的范围。它们迟早会在你心底暗暗地发酵，使你禁不住要对自己的理智发生怀疑。倘若你是一个富于诗人气质的人，这种认识上的矛盾就会更其尖锐。因为天性热烈，你那些得到了解释的情感就不会逐渐淡漠，它们反而会愈益强烈，明显地加固你理智认识的壁垒；可同时，你那敏感的气质又会大大增强那些你无法解释的情感的刺激力量，使它们最终汇聚成对理智的更猛烈的冲击。我觉得，辛亥革命以后的鲁迅，就正是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人。与同时代许多天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对辛亥革命的失望一开始就很强烈，他发现革命不过就是革掉了一根辫子，“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他当然能依靠向来就有的启蒙主义信念，解释清自己的一部分失望：政治革命所以夭折，正说明思想启蒙还太不够，“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这才能彻底铲除封建黑暗的老根——从强烈的失败感当中，他的确是成功地激发出了新的呐喊冲动，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之前，他就已经暗自酝酿要刻画“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了。但是，这仅仅是鲁迅内心活动的一个方面，他的思绪远比这复杂得多。对一个陷入失败情绪的战士来说，敌垒的坚固往往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无能，他对敌手那骄横气焰的痛切感受，是几乎必然要发展成对自己的深切反省的。而以鲁迅此时的眼光来看，他自己也的确有值得反省的地方。比方说吧，他一直倡导要做“勇猛无畏”、“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的斗士，可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并不能真正做到勇猛无畏，单是为了尽孝道，他就已经牺牲了婚姻；出于现实的生计考虑，他更不得不放弃绍兴的教职，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去谋取一个官职。鲁迅当然不是书呆子，他知道在险恶的环境里，任何斗士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妥协。但是，这些并非不重大的妥协本身，还是会使他对自己产生某种失望，从他对《二十四孝图》的切齿诅咒，到他在北京时的屡屡以“官，，自称，你都能感觉出这些妥协对他的强烈刺激；他甚至会由此产生某种自我轻视的情绪，那种不眠不食，“故意拼命做”的生活方式，那毫不顾惜自己身体的长时期的纵酒与吸烟，就都是明显的例子。“”我甚至觉得，他那肩住黑暗的闸门，与黑暗一同沉没的牺牲精神，也与对自己的这种失望有关。一个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总是以他对自己作为启蒙者的信心为基础的，一旦这种信心发生动摇，他就会对整个启蒙的理想发生怀疑。因此，鲁迅对自己的失望，必然反过来加剧他对整个社会前途的悲观，连自己这样与黑暗誓不两立的人，灵魂里都还布着黑暗的影子，那彻底扫除国民劣根性的日子，真不知哪一天才能到来。你看他那“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论断，不就体现出一种隐约的沉痛的自责，一种对在中国进行启蒙的不自觉的怀疑吗？这种怀疑当然是模糊的，鲁迅的理智并不愿意接受它。可是，也惟其模糊，它对鲁迅情感的刺激就格外强烈。看看他这时候的日记吧，1913年10月他写道：“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1916年夏天又记道：“作札半夜，可悯！”到了1917年的除夕之夜，他更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鲁迅是个深沉内向的人，越是那种模糊和软弱的情感，他越不愿意宣示于人；即便记日记，也总是简洁地实录杂事，绝少有抒情性的表白。可是，就在这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