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是“决策”。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家们为了应对约束、风险和稀缺的困境，致力于设计出精妙的决策理论。然而，人类的选择并非全然合乎纯粹逻辑。因此，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始终激烈相争。
两条思想战线针锋相对：一条针对理性的效用化，发展出形式化模型；另一条则利用了行为科学关于人类非理性行为倾向的发现，对此大做文章。
通过本书，乔治·G.斯皮罗奉献了一部新的全三经济决策研究史，追溯了关键思想的演变历程，并讲述了形塑这一领域的多位经济学大师的故事。
从早期的经济学理论（衍生于轶事证据），到过去半个世纪兴起的基于精巧数学工具的经济学科（旨在描述人的实际行为），斯皮罗都善加考察。书中不仅解读了洛克、边沁、杰文斯、瓦尔拉斯、弗里德曼、特沃斯基与卡尼曼、泰勒，乃至其他多位经济学大师的工作，还阐明了伯努利解答圣彼得堡悖论之后，新涌现的大量发现。
本书将基本的数学理论，以精到而浅明的语言呈现出来，对于寻求掌握经济思想的历史长河的一般读者而言，这是一部具有启示性的历史。

引言
第一部分 幸福和财富的效用
第1章 一切从一个悖论开始
第2章 多多益善
第3章 但以递降的速度
第二部分 数学乃科学女王……
第4章 边际主义三巨头
第5章 被遗忘的先驱
第6章 赌你的信念
第7章 经济学家们玩的游戏
第8章 摇摆的曲线
第9章 比较不可比较的
第三部分 ……但人乃万物的度量
第10章 更多的悖论
第11章 够好了
第12章 沉没成本，赌徒谬误，及其他错误
第13章 错误，非理性，还是愚蠢？
注释
参考文献

且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偏见，诸如认知偏见什么的。归根到底，正是这些偏见，让我们大家成为人。,人物，描述人类实际上如何采取行动（例如实证经济学）。事实证明，大抵说来，人并不是理性的。因此，漂亮的数学模型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心理学则成了这场游戏的名号。\u0007 本书的观点并不是认为：经济学已经变得太过数学导向了，一次反冲正在发生。正相反，数学曾经是而且必将继续是规范经济学的基础，亦即——决策应当如何被做出。事实上，行为模型也依靠数学。\u0007 然而，在描述人们实际上如何决策时，数学便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年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及其他人说，恰恰是决策者计算能力的局限以及他们对标准模式的无知，使得人类看上去似乎是“非理性的”。\u0007 我要感谢安娜一玛丽亚·西格蒙德，她帮我抄写了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的一些难认的手写文字。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迈尔斯·汤普森对我的鼓励，感谢布莱恩·史密斯（BrianSmith，他也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来自坎维奥的本·科尔斯塔德（BenKolstad）勤勉辛苦的编辑工作。我要对纽约的博格利亚斯科基金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基金会在热那亚地中海岸边的漂亮庄园给我提供了一个住处，并让我有闲暇收集我的想法，加工这部书稿。\u0007 正如在我所有的事业中一样，我要感谢我妻子福滕妮，她声称她搞不了数学，但通常能把她的计算弄对……误差范围在正负10％以内。没有你生活就不好玩！\u0007 笔者希望，本书不仅能让读者获得信息和乐趣，而,工作的经济学家一·一英国的利·杰文斯（StanleyJevons）、瑞士的莱昂·瓦尔拉（bnWalras）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开始把微积分应用于经济学。由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开始了，这门学科的一个成果丰硕时期也随之而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的数学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最终，经济学的学术论文与数学科学的研究几乎无法区分。经济学几乎成了纯数学的一个分支。\u0007 20世纪晚期，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出现，情况再次改变。大约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门学科采用了一条更具行为导向的路径。因此，在过去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目标变成了描述人们的实际行为，这门学科也就更多地依靠心理学，而不是数学。（也就是说，在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授予这个奖项因为数学理论，但后来，因非数学模型而授奖变得流行起来。）\u0007 本书谈论的是，人们如何做决策。此外，因为决策是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经济学的基础，本书还呈现了一条经济思想史的新颖途径。\u0007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介绍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一些人物，以及他们的财富效用理论，从而搭好舞台。第二部分呈现那些追随的人们，以及他们发展出来的模型，主要在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上半叶。这些模型引导理性的行为人做出①决策（例如规范经济学）。数学和公理体系是标配。第三部分涵盖20世纪下半叶迄至今日的发展和, 有两个犹太思想流派盛行于公元前1世纪，为首的两位拉比分别是——希勒尔（Hillel）和沙迈（shammai）。《塔木德经》告诉我们，后者严谨而急躁，脾气火爆，而希勒尔则儒雅又温和。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来找沙迈，要求皈依犹太教。他急急忙忙要求道：“让我成为一个犹太吧，条件是：在我单足独立那会儿，你把整部律法教给我。”什么！还不是犹太呢，就已经表现出这样的放肆！盛怒之下，沙迈用手杖打了那人，把他赶出家门。陌生人若无其事，接着去找希勒尔，去他那里试试运气。希勒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在那个想要成为犹太的傲慢之徒单足站立那会儿，拉比宣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整部律法，其余的都是注解。现在去钻研吧。”\u0007 我干吗要讲这个故事？好吧，经济学也一样：人们宁愿多多益善，但拥有的越多，赋予每个新增单位的价值就越少。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其余的都是注解。现在去阅读吧。\u0007 人们对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喜欢多多益善，但喜欢的程度却依次递减，古希腊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个事实。许多年之后，18世纪，当时在俄国圣彼得堡教书的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Bernoulli）利用这一知识，对堂兄尼古拉（Nikolaus）提出的一个赌博问题给出了解法，他和他的数学家同行加布里尔·克拉默（GabrielCramer）——分别——提出的这个巧妙解法，恰好就是基于这个事实：“财富的效用，，（亦即其享受）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少。毕竟，多加一块钱，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提供的效用，比为一个百万富翁提供的更多。\u0007 对这些数学家来说，“圣彼得堡悖论’’所代表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关于碰运气游戏的有趣问题；他们没有从中引申出数学难题与经济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18世纪的经济学主要涉及偶然的观察结论。例如，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Smith）通过描述一家针厂的工作，引入了劳动分工和规模经济的概念。早年的经济学家也提出经济模型。然而，除了算术的说明和实例之外，他们的工作主要由词语组成：描述他们的观察，讲述趣闻逸事，并解释他们的结论。\u0007 因此，比起（比方说）物理学、医学或化学来，经济学曾经不被视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至少在数场之前是这样。这门学科只是在数学模型被发展出来之后才成为一门严肃的科学，这些模型提出如何优化某个东西，诸如财富、利润，或金钱的效用什么的。这事只是在19世纪晚期才发生，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利用数学的方法和工具。（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95年创立诺贝尔奖时，经济学并不在授奖的科学之列。）\u0007 正是在这里，伯努利家族再次掺来了。除了提出圣彼得堡悖论的解法之外，丹尼尔·伯努利及其杰出科学家族的另外几个成员都是微积分应用的先驱，这一数学技术是艾萨克·牛顿和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为了研究物理目标的连续改变（例如行星和移动物体的路径）而发展出来的。在19世纪晚期，有三位彼此独立。

秦传安，自由译者，生于湖口，现居北京。以译书谋稻粱，托刘伶为知己，攀陶令作老乡。, 乔治·G.斯皮罗（George G. Szpiro）知名科普作家，从数学家转行的记者，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数学硕士、福大学管理学硕士、希伯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希伯来大学、苏黎世大学等，长期担任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驻以色列特派员。著有《开普勒的猜想》《定价未来》《数字的秘密生活》等。其中《数字的秘密生活》中文版数十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