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上海开完会的第二天，任远就赶到武汉去。他才在招待所落了脚，就马上用电话和公安厅联系上了。

不多一会儿，公安厅工作组的同志来了。几个人都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一看就知道，只有打了大胜仗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他们热烈地向任远道了喜，工作组的燕侠同志把一个卷宗翻开，用他那公安人员惯常使用的、准确而有严密逻辑性的语言，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们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奉厅长指示，承办这一件查找柳一清烈士遗女的案子的。我们当时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女孩是在柳一清同志牺牲的时候失踪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八年，当时女孩大约才一岁，没有名字，也没有特征。这是一件困难的案子。我们工作了半年，证明有三个人知道小孩的下落。第一个是当时敌军统特务站的站长陆胜英，这个人下落不明。第二个是军统特务站的副站长薛吉武，这个人在一九五一年被镇压了，死无对证。第三个人是看守所长黄银，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击毙。很明显，要查小孩下落，只有找寻陆胜英的下落。据一些自新特务的坦白，有的说他已经逃到台湾去了，有的说他已经死了，有的说他早就洗手不干，退伍回家了。这些混乱和互相矛盾的证词，使我们很失望，但是在查找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有关柳一清烈士的英雄事迹，这些英雄事迹鼓舞了我们，我们……”

燕侠的叙述无疑问是很有条理的，假如任远是在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听到别的同志发言这样有条有理，他一定会很高兴地听下去的。但现在他却缺乏耐心了，因为他最关心的不是查找小孩过程的精确分析，而是查找小孩的结论。他明明知道中途打断燕侠的话是不礼貌的，但他还是忍不住插进去问：

“同志，你可不可以先把结论告诉我，到底小孩找到了没有？是不是真的找到了？”

燕侠和工作组的其他同志都笑了。他们现在才觉察到，在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场合，慢吞吞地做这样冷静和客观的分析，是不合时宜的。燕侠有几分抱歉似的转过话头来说：

“结论是肯定的，柳一清烈士的女儿是找到了。我们拥有无可辩驳的充分证据：第一，我们有这个小孩的养父养母签了字的谈话记录；第二，我们有这个孩子的照片，曾经把它送到我们厅里技术处和柳一清同志的照片验对过，没有错误，写有正式的证明；第三，我们还有很多旁证，比如……”

任远又打断了燕侠的逻辑语言，插进去问：“可以先把小孩的照片让我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燕侠把一卷装订整齐的卷宗送到任远面前，打开来指给他看：“这就是这个孩子最近的照片，在北京工业学院大门口照的。这前面许多张是她在不同年龄时照的。”  “啊！”任远才看一眼就惊叫起来：“是她，是她，一点也不错，简直像是柳一清同志又复活了！”

任远站起来，笑着走向工作组同志的面前，似乎现在他才想起来，应该对工作组同志表示谢意。他紧紧地一一握过他们的手，说道：

“感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更感激我们的党，要不是有党的关怀和你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我是永远找不到这个孩子的。”

任远坐下来，翻了一下卷宗，笑着对燕侠说：“好吧，现在我能够安静地听你们说查找小孩的过程了，随便怎么详细都行。”

于是燕侠又开始了他那有条有理的叙述。

原来，工作组在研究分析了各种情况之后，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找到陆胜英这个特务头子的下落上。但是提审了许多特务，都说不知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不愿意说出陆胜英的下落。后来从一个曾经在陆胜英家里做过佣人的老太婆那里得知，陆胜英的老婆可能是卜溪人，姓甚名谁不知道，但是听陆胜英经常叫她老婆“芝兰”。这总算有一点头绪。工作组立刻顺着这个线索到卜溪去，正好赶上县里开五级干部会，在会议结束时由县委宣布要查找一个特务的事。这个特务的老婆名叫芝兰，是本县人，要大家回忆一下。群众路线的力量真是伟大，果然在一个公社里有个老会计回忆起来，说一九四九年快解放的时候，有一个本地女人叫任大妹的，带回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样子和工作组说的有几分相似，住不几天，他们又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她的弟弟任在田是本社五大队的社员。工作组连夜连晚赶到五大队找任在田。果然任在田说他有个姐姐叫任芝兰，嫁给一个叫罗英的国民党军官，可是后来离了婚，他姐姐又改嫁到鄂城去了。才有一点线索，又要断了。

工作组决心去找这个罗英的老婆。自然，不能幻想这个老婆会说出实话来，工作组就充分运用已经掌握到的当时特务活动情况的资料，假冒陆胜英当时的同事去找她，谈了许多当时有关陆胜英的活动情况，果然她信以为真了。她暗示陆胜英已改名罗英，逃到嘉县一个山上隐藏去了。但是由于工作组同志谈话时过于着急，引起这个女人的某些怀疑，她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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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壮歌》创作的前前后后

我进入文坛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清江壮歌》。一九六〇年的五月，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事，那就是我找到了我那散失了达二十年之久的女儿。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的女儿在湖北的恩施生下来才一个月，就随她妈妈刘惠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年的冬天，她妈妈牺牲了，孩子下落不明。我找了二十年，没有找到，多亏党的关怀和公安部门的努力，组成专案组，找了一年半，几乎跑遍全国，才在武汉找到我的女儿。她是被一对好心的工人夫妇捡回去收养了，才活出来的。她现名吴翠兰，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我好不容易找到女儿的事，在四川传为美谈，也特富于传奇色彩。沙汀等文学界的同志极力鼓动我就此事作为引子写部长篇小说；我的朋友和家人也鼓励我，把当时地下斗争中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烈士们在狱中英勇战斗、慷慨牺牲的事迹写出来。无疑，这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大有好处的。于是，我在沙汀的具体指导下，真的写起长篇小说来。这就是解放后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但《清江壮歌》却是我一生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一九四二年我在西南联大时写的描述抗战生活的《第一年》，王士菁曾经帮我修改过，可惜后来在流亡中散失了。

我那时正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不可能脱产写作品。而且害怕受到“追名求利，不务正业”的批评。事实上，我已经听到“马识途在搞自留地，搞小自由”的窃窃私语。那个时候，这种话的含义就是在搞“资本主义自发”，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一种危险的罪名。我真的有些害怕，不想写了。可是，我已经从感情上“进入角色”，那些一块儿战斗过的烈士，特别是我尊敬的何功伟和我的爱人刘惠馨烈士在呼唤我，要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我们常常在梦中相见，他们和我谈笑风生。一种感情、一种责任感在催促我，欲罢不能。就是冒受讥讽、受批评的危险，我也要义不容辞地拿起笔写下去。因此可以说，我是在偷偷摸摸的状态中来写这本书的，也可以说是怀着一种悲愤的情怀来写这本书的。

当时我的工作虽然很忙，我仍然白天照样上班，工作量一点也不减，只有晚上回去开夜车。每晚上我几乎都熬到半夜以后。我那时的老伴王放一直支持我写，却又可怜我这么伤神。她虽然也是一直做地下工作的，且是大学毕业生，可是在写作上，却无力帮助我，她只好陪我熬夜。她把孩子们安排睡觉后，便来陪我。她的工作也很忙，而且身体不好，营养又差，她坐在一旁，不断打盹。猛然醒来，便来给我的茶杯添水，有时给我煮两个荷包蛋来提精神。须知那个时期，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连饭都吃不饱，每人一个月十九斤粮食，还得多照顾三个孩子，两个鸡蛋岂是容易的事？夏天晚上蚊子很多，那时的房子没有纱窗，把我叮咬得受不了，妨碍思路。我老伴便为我安一张小桌在床上，挂上电灯，放下帐子，让我坐在帐子里写作。但是帐子里闷热，又为我安一个小电扇，这样总算有了二个开夜车写文章的环境。不过那时电扇的质量不好，那嗡嗡的叫声也怪烦人的，我不想用。这就给我的老伴添了麻烦，她不时进帐来给我扇扇子，真难为她了。我就这样一连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加上所有的节假日，才算是拉出了初稿。有时真是筋疲力尽，到晚上一见到摆在桌面前的方格稿纸，头就痛起来。然而我终于在英烈们的精神感召下，坚持写了出来。而且写完后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真是如释重负。

沙汀把初稿拿去看了一下，觉得不错，决定马上在《四川文学》上连载，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同时，成都市委书记决定在《成都晚报》上连载，那影响就更大了。据说《成都晚报》因此增加了发行量。我认识的四川大学教授告诉我，他每天一到晚饭前，就是去拿晚报，看我的连载《清江壮歌》，他说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如此。后来《武汉晚报》也开始连载，据总编写信告诉我，因为故事发生在湖北，写的又是湖北的烈士，一连载就引起轰动，反应强烈。因此之故，我就进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视野。

据说自从《清江壮歌》在报刊上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注意。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后，他们找我要去了一本，经过审读，有意出版。尤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特别关注。一则是抗战初期，她和我一块儿在黄安党训班学习过，算是老相识了。她和《清江壮歌》中的女主人公的原型刘惠馨烈士，又是在那个训练班里同学，和她也熟。因此她对这部稿子更有兴趣。她通读以后，情有独钟，更为书中的革命英雄人物所感动。在这以前，她早已认可我的写作能力，曾在《文艺报》上写文章，评介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所以，虽然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清江壮歌》，她还是力主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派了王仰晨同志到成都来，找了沙汀和我，提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意愿。我想，由全国最有权威的文学出版社出版，当然更好，沙汀也赞成。于是，由沙汀出面和四川人民出版社交涉，最后达成了由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的协议，稿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修改和审定。事情就这么定了。

此前，这部文稿，已经由沙汀同志在四川省作协组织过两次讨论会。大家一致肯定这部作品，以为不仅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而且着力表现了“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母女之情”，很有人情味，令人感动。结构上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语言上不乏幽默讽刺，耐人寻味。当然大家也谈到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我决定好好改一改。王仰晨这位老编辑很有眼光，当着沙汀的面，向我传达了他们社里的审读意见和韦君宜的看法，我才知道问题还不少。有两章需砍掉，有两章需改写。前后如何贯通，如何收尾，特别是悲惨牺牲的结尾的调子如何处理，还要斟酌。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乏高手，提的修改意见很中肯。同时曾在南方局直接领导鄂西特委的钱瑛同志看了初稿，要我更加强第一主人公何功伟的分量。因此我决定准备用一年时间，从头改写一遍。韦君宜要我抓紧改完，他们等着出版。

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的确很忙，我在西南局宣传部和科委担着两份差事，更担任着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的重任，具体事务很多，忙得不可开交。要是只利用业余时间，一年内改写一遍，几乎是不可能的。韦君宜知道这个情况后，她趁我在北京开会时，带我去见了周扬。韦君宜为我说明这个情况，提出请周扬给西南局常务书记李大章打个招呼，给我修改这部作品的时间。周扬慨然同意，他大概真的在中央的什么会上见到李大章，向他打了招呼。李大章回来，在西南局办公会上对我说了，允许我每天只上半天班，抽时间修改《清江壮歌》。但是他知道第一书记会有看法，所以加了一句：“工作任务不减，还要完成。”这无非是要我多流点汗水，挤时间办事，我也同意了。但就是这样，还招来有的人不满意，认为我写作是不务正业，干私活。不管他，李大章同意了就行。我就马上把修改的任务紧紧抓住，利用下午和晚上，一章一章地重写，搞了大概一年，重写了一稿。其实不止写一稿，从我女儿现在保留下来的最后一稿稿本标注的字样看，写的是第五稿了。总之，我终于完成任务，把我的定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了。他们大概又作了一些小修改，便交付印刷厂排版，打出了清样。王仰晨亲自把清样送到成都来，交给我。要我把清样最后再看一遍，便最后定稿，上机印刷出书了。这大概是一九六二年的事。

但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一九六二年，中央在北戴河开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会上揭发出一本歌颂革命烈士刘志丹的书《刘志丹》是反党大毒草，还说毛主席说“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一下株连了一大批中央要人，被批被斗、撤职查办。像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这样的高级领导人也未能幸免，被搞成了一个西北反党集团，习仲勋就是头脑。这书的作者更是被抓起来投进监狱，整得很惨。出这本书的工人出版社也受株连，出版社的领导坐了监狱。这件事，我已风闻，但知道详情，还是我到北京开会，到我过去的上级、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家里去玩，才得知的。

钱大姐对我说了北戴河会议的情况后，告诫我说：“谁也没有想到，一本歌颂革命烈士刘志丹的书，竟然是反党的大毒草。你写的《清江壮歌》也是歌颂革命烈士的，到底怎么样，你有把握吗？我看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不要出版了吧。现在有些事情你是料想不到的，弄到你头上来时，那就悔之晚矣。”她从她的书柜里取出一本小册子来给我，说：“这是我写的一本怀念革命烈士的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已经印出来了，还没有发行，我从北戴河回来以后，马上通知中青社，停止发行，全部销毁。我只留了几本作纪念，这一本是留给你的。”我看了一下，书名叫《俘虏的生还》，翻看一下，我知道这是她怀念她的在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爱人谭寿林的。这样的书对于教育青年一代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提倡革命传统教育吗？竟然自行销毁，不见天日，实在可惜，也实在不可理解。不理解归不理解，眼前的事实却不能视而不见，悬在我的头顶上的那把看不见的达摩克利斯剑，是可以随时落到我的头上来的。钱大姐一番好意的劝告，我是不能不理的，我答应回去就和出版社商量，起码目前暂时不出版。不过钱大姐说：“你的书虽然还没有出版，但是已经在几个报刊上连载了，影响很大，如果有问题，你也是想跑也跑不脱的了。中央正在进行全面的检查，但愿《清江壮歌》不会有问题。不过你还是要有思想准备。一有风闻，自己争取主动检讨。”我当然接受了老上级的警告。不过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一是害怕祸从天上落，一是心里不服气：干吗歌颂烈士的书也会是毒草呢？

我回来以后，马上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给韦君宜写了信。她回信说，《刘志丹》一书的事，他们知道了。他们也奉命清理。她说《清江壮歌》一书，她认为是不会有问题的，他们还将继续出版。不过她叫我再认真地检查一遍，可能犯嫌的地方都加以必要的改写。她提到，最后的被屠杀的悲惨局面，一定要把调子提高一些，亮色一些。我同意了她的意见。说实在的，我真希望《清江壮歌》还是能出版，我不希望我的第一部长篇中途夭折。就是要担风险，为了纪念我最怀念的革命烈士，我也准备豁出去了。话虽然如此说，可是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家人也为我担心，因此我决定拖后出版。但是我不想告诉出版社这个主意，只对出版社推说，我正在重看重改。我的工作很忙，能抽出的时间不多，所以一时还不能把清样改好送回去。事实上也是真如此，我的确很忙。同时我的确接受韦君宜的意见，把结尾的调子改得高昂一些，设计一场劫狱斗争，整个结尾那几章都要重写过。韦君宜同意我拖后一些时间交清样。不过编辑部还是催我赶快，说新华印刷厂的《清江壮歌》排的铅字版，摆了一屋子，等着打纸板后拆板，占了他们的铅字和屋子，是要加收租钱的。我还是稳起，不理会。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全国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了，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说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夺回来。于是在全国调了几十万干部下乡搞“四清”。我本来是决定第二年下去的，却因为我因事开罪了某上司，当年就被下放到川北南充县去做县委副书记，专搞“四清”。这一下我完全被卷入十分紧张的阶级斗争里去了，日夜奔忙，心情又不佳，老伴又得了重病，哪有时间来修改《清江壮歌》？干脆就放下了。在这同时，眼见文艺战线上的问题越来越多，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慢慢地对于出版这本小说丧失信心了。特别是我曾到北京中宣部去开会，亲耳听到陆定一部长在一个小会上说了一句“作家是危险的职业”的话，印象深刻。我何必去从事这个危险的职业呢？《清江壮歌》不出也罢。不过仍然耐不住韦君宜的催促，而我也有敝帚自珍的心理，我还是把清样带下乡去，有时晚上得空，挑灯夜战。真的是挑灯，那些山区里只点土煤油灯。但是，这样一曝十寒，进展自然不大。

这样拖了一年多，又出现新问题。文学界展开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人性论、人情味、中间人物，如此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沙汀从成都写信来告诉我这件事，特别提醒我，《清江壮歌》里正有这样的问题，既富人情味，又有中间人物，要我考虑修改。他甚至提到，书里许多地方有痛哭流泪的场景，凄凄恻恻的，虽是情之所至，可是也可能犯忌讳，要作适当的打磨。在这同时，韦君宜也一番好心，给我写信，说到同样的问题，要我注意。她沉痛地告诫我：“现在不准流泪，你就暂时不流吧。”于是我就为保安全，遵命不流泪，把那些流泪的描写尽量删去。看看，我的女儿，生下才满一月，就跟着妈妈去坐牢，妈妈牺牲后下落不明，我找了二十年才把她找到，父女一朝相见，自然是涕泪滂沱。我在书稿里写到同样的父女相见的情节，却不准写流泪，这是多么不近人情的事！但是我为了自保，也顾不得了。

《清江壮歌》这部清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催再催，我却一拖再拖，就这么拖了五年，直到一九六六年初，才把清样送回出版社去。他们在文字上再做些修改，马上付印，印了二十万册。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我终于收到了样书。然而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是风雨满楼的架势，而我籍列“阎王殿”，已经成为被他人抛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祭旗的牺牲品了。《清江壮歌》的出版，陡然给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增加新的罪孽，多一个被批判的对象。就为这本书的出版，我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所幸的是，因为批斗，这本书竟成为青年们最喜欢偷偷阅读的书。我坐牢时，常常被点名拉出去到这个学校那个工厂斗争，一到那里，成群结队的青年，像看珍奇动物一样来围看“写《清江壮歌》的马识途”。批判会变成展览会。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终于结束了。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联系，提出重新出版《清江壮歌》的事。韦君宜和我也恢复了联系，告诉我准备重新出版《清江壮歌》，要我把原书再看看，有什么修改没有。我说，没有什么大的修改了，只是把原来不得不作的某些修改又恢复过来，比如那时不准流泪，现在可以让流了。我把原书稍作字句的修改，便给了出版社。他们于一九七八年定稿付印了，还是和第一版一样，开印就是二十万册。据说卖得很快，后来我看到有天津和武汉印刷的版本，不知是不是加印的。一九七九年天津市广播电台把这本小说进行连播，听说反应不错，电台应听众要求，特来采访我，补播了对我的专访和我怎么写《清江壮歌》的讲话稿。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这本小说进行连播，随后四川广播电台和武汉广播电台也作了连播。应该说，我写这部长篇小说所想起的作用，已经如愿以偿。过去为此书的创作所受的一切惊恐和磨难，都算不得什么了。

二〇〇四年六月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尾章

《清江壮歌》创作的前前后后（后记）

◇马识途

《马识途文集》终于出版了。我年逾九十，有如风前之烛，瓦上之霜，是随时准备听候召唤而去的人，这时，作为一个作家，我能看到自己一生心血所凝结的文集面世，自然是很高兴的。

其实，我本来不是一个作家，最多也只能算一个半路出家的作家。虽然我在一九三五年就发表过作品，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曾经接受过一些文学大师们的科班训练，当时还创作过长短篇小说、杂文、诗歌等作品，但是我当时正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我的职业不容许我当一个作家，我也无意于当一个职业作家。解放以后从政，十分忙碌，与文学绝缘，同时看到文坛上雷鸣电闪，雨横风狂，更不敢想去当作家了。

这完全是一次偶然的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建国十周年之际，我应老作家沙汀之约，为《四川文学》写了一篇回忆录《老三姐》，在《人民文学》上转载后，便为文坛前辈发现，生生地把我拉进文坛，成为长胡子的文学新兵。他们对我鼓吹说，我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又在政坛上长久沉浮，这就是“生活”。有了生活，又有写作基本功，便能写出作品，甚至写出好作品。并声称，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文学创作富矿，是不能拒绝他们来开发的。特别吸引我的是，他们说，这样歌颂革命斗争的作品，对于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有好处。我想，我从政之余，又挤出时间写作品，一个人干两份差事，岂不是把我的生命延长一倍，多为人民服务吗？好事。便接受他们为我戴上一顶令人羡慕的作家桂冠，走上了一条当作家的不归路。我先是被动应付，写了《找红军》《接关系》等短篇，后来就主动地写了长篇《清江壮歌》和一批中短篇小说。还冒失地开始写大家不敢涉足的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等，一时颇受关注。有时飘飘欲仙，有时如履薄冰，载沉载浮，一日晴，二日阴，三日风和雨，在坎坷泥泞的路上颠踬前行，才知道这文学创作道路，并不是一条日暧风和的康庄大道。

六十年代中，我忽然发现，我和文学前辈们一起被说成是“跌进了修正主义的边沿”的人，才知道那顶桂冠实在是一顶扎头的荆冠。我想猛醒回头，揭下帽子，金盆洗手，却已迟了。“文化大革命”来了，我在四川被第一个抛出来为“文革”祭旗，成了“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从此文斗武斗，拉来扯去，讨伐批判，结果被判定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受够践踏。我想这是咎由自取，还能怪谁？此生休矣！

这时幸得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看上了我，把我从逃遁中追捕回来，送进文明监狱，名之日“监护”。我没有想到，那三尺牢笼，虽然度日如年，和在外面比较起来，反倒成了洞天福地。除开早请示晚汇报，偶尔拉出去为大人物陪斗之外，再不受造反派凌辱虐待之苦，终于在监狱里度过了六年，才重见天日。

奇怪的是，这座文明监狱设置在一个近郊古庙之中，丛林翠竹，佛塔森然，十分幽静，真如我写诗说的“高树朝朝歌好鸟，野塘夜夜鼓群蛙”。我和老作家沙汀、艾芜关在一起，放风时以目相询，倒也安然。因为我曾任过建设厅厅长，特任我担任工程劳动的领班，领导一个可以建立一个省委班子的劳动大军，披荆斩棘，修路筑台，后来又获准担水种菜，倒是别有滋味。

这时不知怎的，我忽然文思潮涌，手又发痒，想利用写“认罪书”之余的充足的纸笔，重操旧业。一个作家走上了创作不归路后，似乎特别健忘，好了伤疤忘了痛，什么劫难也不能阻止他拿起笔杆来。相反的，还似乎真像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离骚》”那样，文章“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我越是处于被囚被诬之境，越想“述往事，思来者”，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和所思写出来，即便不能以飨读者，也可以打发多余的时光。何况我在狱中时，过去那些牺牲的战友，往往在梦中来找我述说往事，呼吁他们继续现身文学作品的权利。于是我在六年的狱中生活中，偷偷写了五十多万字的提纲和作品。这便是我出狱后的二十年中陆续写出，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的《夜谭十记》《雷神传奇》等长篇在内的十几本书的基础，其中出版的作品的大部分已编入这部文集中。

编入这部文集的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编辑出版的《讽刺小说集》，还有一百来篇杂文集成的《盛世危言》，那都是我对于现实生活有所感悟而“舒愤懑”的作品。有些人读了也许不愉快，然而这正是我希望的。即使因而得罪，我也不会后悔。如果还能执笔，我仍将写下去。一个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是半路出家的作家，不能算是一个出色的作家，虽然写了一大堆作品，却都是利用公余之暇或开夜车写的，比较粗疏，无足称述。但是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也许算是一个革命家，那时候叫做“职业革命家”，因此我写的作品，如果可以叫做文学作品的话，那算是革命文学作品吧。我是想用我的一支拙笔，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表现他们在外受列强侵略，内遭专制压迫的极其困难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中华民族精神，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革命事迹。让某些号称要“淡化革命，颠覆英雄，否定崇高”的作家知道，中国的确经历了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的确出现过许多民族英雄，世界上的确有崇高的事业。这样的民族精神，这样的崇高英雄和他们所从事的神圣事业，是中国人民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我的作品，坚持我所追求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很不时兴的大众文学。我就是要追求民族的形式、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以便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点艺术享受，受到一点启发。就是读了便扔掉也罢。我的作品大概难以进入不朽的缪斯殿堂，去博得高雅的欣赏。我绝不为此而感到羞愧。我从来不想追求不朽，也不相信世上有永远不朽的东西。我乐意于让其速朽。让更新更好的作品来代替，发挥更好的作用。

现在文集已经编定，在编委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即将出版。这些作品，过去曾经在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起过一点作用，如果现在对于青少年教育能继续起一点作用，我将引为极大的安慰。如若不能，那就让它到造纸厂去实现其最后的价值吧。

最后，我知道出版文集不是容易的事，我衷心地感谢支持出版这部文集的同志和朋友们，衷心感谢为我的文集作序的王火同志，衷心感谢编委会和负责具体出版工作的四川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九月六日

马识途著的《马识途文集（第1卷清江壮歌）》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实行法西斯统治，特务组织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清江地下党组织遭受敌人和叛徒的破坏，被捕入狱的贺国威、柳一清、章霞等共产党员，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同狱外党组织密切配合，仔细调查，一次又一次地揭露敌人和叛徒的无耻阴谋，又采取调虎离山计，袭击监狱，救出了大部分同志，获得了重大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崇高品德。

《马识途文集（第1卷清江壮歌）》是《马识途文集》的第一卷，也是马识途的成名之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着重就湖北地区地下党同国民党的斗争，以及共产党人士被国民党抓捕后，在狱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和气概进行了描述。马老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表现出其对小说架构、人物塑造、情节节奏把控等方面的能力，其内容也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记录，使得该作品在文学和社会意义上都具有其价值。

本书以烈士何功伟、刘惠馨（作者妻子）的真实经历为原型创作而成。1930年代，两位知识分子怀着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来到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地区，开展地下党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终遭敌人杀害。刘惠馨被捕时刚生孩子，在走向刑场时将婴儿巧妙地置于路边草丛中，孩子逃脱大劫，被人收养，20多年后才得以与亲生父亲相聚。该书感动了清江两岸的人民，是优秀的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读本。